龚老身材不算魁伟，但还硬朗，思维敏捷，性情开朗，一对长寿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给人以洞察世事练达人情的印象。每次在文联大院的中央大道上碰见他，他总要问我又出了书没有，出了可得送给他，或者说，你在什么报刊上发表的随笔，我已看到了，写得好写得好。我说都是小文章，不能登大雅之堂。他说，小文章并不好写，是浓缩艺术，微型景观，要有见识、有笔力才行。大手笔往往也写些小文章，小文章可能出大手笔。当编辑的就是要勤动笔，时间是挤出来的，坚持不懈地写，就越写越活，越写越好，写得好的人也编得好，编辑和写作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龚老的教诲和鞭策，我牢记在心。
那年他访问德国期间，他老伴在家不幸去世，这对他无疑是沉重打击，气血有些亏损。在他业已退休的女儿的照护下，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再碰到他，步履虽显蹒跚，精神仍是矍铄，总是兴致勃勃地说要学电脑，问我是五笔字形好学，还是表形码好学？我说我是学的五笔字形，不感到困难。龚老说南方流行表形码，送给我一本讲表形码的16开的书，要我学会了再教他学。
忽然就听说龚老住院了，不知他得的什么病，我急着要去看他，他女儿对我妻子说，医生要他静养，见到熟人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容易激动，对病情好转不利。我只得请他女儿捎去一纸短笺以示问候，用绿色泡沫笔写道：“龚老，既然您从昙华林走到紫光阁，又从紫光阁走到东湖之滨，定然能走到21世纪去。暂时不能张嘴与人说话，就多用眼睛与窗外的树木对话吧，让绿色滋润生命，给您注入新的活力。
不要着急，相信药物和身体内部的抵抗力能战胜病痛，祝您早日康复！”
1996年夏秋之交，我去十堰深入生活了个把月，回家后发现龚老送给我和妻子的一本新着《舞台行脚》，便立即去看他。客厅里支着一张小床，他蜷曲在草席上，见了我便支撑着坐了起来，两条细腿悬在床沿上，够不着地面。我握着他一双青筋毕露的手，感到有丝丝温热。龚老能够说话了，但吐字不大清楚，我还是听得懂大意。问及病情，他女儿说是江这边的医院误诊，迅速恶化，连夜转到江那边的医院里，立即手术，截了一段小肠，才脱离危险。问及饮食起居，他说只能吃麦片粥，每天多吃几次，还吃一种进口的什么药。多卧床休息，可以看电视，读书报，还看到我新近发表的文章。我谢谢他送的书，说中国文联编“晚霞文库”，真是办了一件好事，书很厚重，印刷装帧也很精美，出得实在好。龚老说，文集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辑编的，只收了他着述的十分之一。行脚的本意是指云游四方的僧徒，龚老却说，行脚就是挑水的，我一辈子在为演戏的打杂。这是他的谦虚。龚老在抗日时曾转战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创作、改编过大量汉、楚、京剧剧本，尝试在戏曲剧团中建立导演制，将田汉的多部剧作搬上戏曲舞台，还与洪深合作了爱国戏剧《新天河配》。他编写的连台本戏《岳飞》当年上演时在陪都重庆引起轰动，激励起大后方的军民的抗战热情，1955年号称“厉家班”的斌良国剧社还在重庆演出过。武汉解放后，龚老参加接管新市场（后改称民众乐园），任武汉市戏曲改进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与陈伯华、吴天保、关啸彬、高月楼等表演艺术家一起，对汉剧、楚剧的改革作出重大贡献；又与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俞振飞、厉慧良等戏剧大师时有切磋，对我国戏曲各大流派特别是地方戏曲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对推陈出新、戏曲改革做不懈的探索。我是1979年从《人民文学》第三期上看到龚老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从昙华林到紫光阁》，才对龚老的经历和建树有所了解。新时期以来，湖北在全国打响的新剧目几乎都融注了龚老的心血和智慧。
龚老青年时代走出房县求学，只有两次回过故乡，一次是1937年，一次是1987年，相隔半个世纪。他说，故乡认识他的人已经很少，而他认识的故乡人就更少了。我送给他一包房县茶，他高兴地说，又尝到“家园的味道”了。我见他气色尚好，也就放了心，祝他健康长寿。
谁知1996年10月9日，我出差住到南京，住在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招待所给家里打电话，妻子却告知龚老去世了。我稍微轻松了些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沉重起来。龚老，我准备与妻子再去看望您，还没有去，您就走了！龚老，您看了我写林希的文章，要读林希的小说，我还没来得及给您送去，您就走了！龚老，您等着看我的新着，书还没出版，没有得到您的指点，您就走了！您的电脑还没学，您还有好多文章没有写，就这么走了！您是走得太突然、太急促了，太让我等后辈缺乏思想准备。遥望江天，思绪万千，怅然惨然，悲不自胜。
10月10日夜里我赶回武汉，得以11日上午参加龚老的追悼会。省市文艺界两百多人向龚老遗体告别，哀悼这位献身戏曲事业的老艺术家，灵堂两侧悬挂的挽联是：
人生天地间，历经民族危难，国运变迁，恒以善心善举善处；戏曲园林中，致力探索革新，提携后辈，倍显多艺多智多才。
任人评说周韶华
美术家周韶华就住高知别墅龚啸岚的隔壁，龚老去世后他在二楼顶上用轻型材料加盖了一层做画室，有一百多平方米，画桌比两张双人床还大，墙上挂着如椽大笔，笔杆特别长，这是他专门为在地面上作大画的特制工具。画室一侧，摆着他在景德镇烧制的数百件艺术陶瓷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20世纪70年代，周韶华在中共郧阳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时，我认识了他。在地区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上，他就对当时强制推行的“三突出”之类的教条表示出强烈义愤，借用当地农民的话“老是一碗酸菜，酸菜一碗，有谁愿意吃呢？”来表达他对陈腐的厌恶和创新的渴望。新时期以来，周韶华在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理论研究中，总有那么一股劲，敢于闯，敢于“冒”，终于走出了一条新路，干出了新的事业。作为美术家的周韶华，其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是“双轨同步”并驾齐驱的。
他的创作实践主要是水墨山水画，其次是书法、摄影和电视文化评论片，他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国画创新之道，其评论对象有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通称的四大画种，也涉及水彩、水粉、连环画、漫画等通称的一些小画种。周韶华也治画家论，对石鲁、叶浅予、刘国松等名家有精辟老到的专论或专着，对省内外的中青年画家和业余美术作者多有奖掖与提携。周韶华还肩负湖北文艺界和全国美术界的一些领导工作。他担任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时，引进了美术评论家陈方既、彭德、鲁虹和祝斌，创办的刊物《美术思潮》，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还从陕西引进了画家李世南，从河北引进了画家梁岩。对文艺尤其是对美术活动的组织和推进，耗费了周韶华的大量心血，取得了显着成绩。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艺海纵横》一书，收录周韶华55篇文章，比较集中地总结了他的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概括了他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也勾勒出他组织领导艺术工作的思路和轨迹。
“真言直吐，论不空发”，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山东大汉周韶华，出生在荣成县的黄海“天尽头”，睁眼就见太平洋，在“碧水、蓝天、潮起潮落、太阳升沉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小就是个喜欢赶海乐于冲浪的角色。一个人儿时养成的性情对他一辈子的走向和作为都有潜在的驱动力。“小八路”
出身的周韶华，新时期以来在艺术上那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屈不挠、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的探索、创新精神，使我不时想到一句话——弄潮儿敢于涛头立。而他所推崇的“抱一论”和他创造的“全方位观照”、“横向移植、隔代遗传”等理论构筑，有力地支撑、导引、推进着他的艺术实践。
周韶华的《艺海纵横》闪耀着艺术辩证法的光芒，有许多三位一体的东西，如“天·地·人”、“去·今·来”、“东·中·西”、“主·客·本”、“理·意·情”、“形·神·韵”、“蓄·纵·控”等，他都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地统一起来，有重点地突现出来。
而从他的绘画特色和理论流变上看，又呈现出“吴冠中——周韶华——刘国松”的三点一线态势。
艺海弄潮，意气风发，纵横驰骋，探索不止。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使人感到其中的历史纵深感、哲学的穿透力、文化的包容性和艺术的征服欲。
周韶华既有“大河寻源”的横空出世，又有“横断启示”的空谷足音，更有“大唐雄风”的浩荡辉煌。
2001年，我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任教时，周韶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我应邀参加开幕式，一一观看他的画作，正如他自己提出的“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邓福星搬出周韶华的三大本画册，说“他的画真大气！”不曾想到，这次画展在京城美术界引发了激烈争论。开幕式当天，在美术馆附近的华侨饭店午餐后，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研讨会，一位当红的美术评论家批评周韶华的画太粗太糙，慷慨激昂，言辞喷火。他的话音刚落，站起了一位陕西大汉——着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发表了与这位评论家截然相反的意见。他直指这位评论家说：“听说你在美院读书时业务水平很差，如今却对美术家们说三道四。由你来指导美术创作，中国美术还有什么希望？”那位评论家急红了脸，站起身愤然离场而去。周韶华稳坐不语，修养和气度令人佩服。散会时，作家、画家鲁光走到周韶华身边，诚恳地说：“你的画很有个性，别管评论家们说什么，你画自己的。”
2005年春，周韶华在杭州市浙江美术馆举办《大唐雄风》画展，闭幕后，鲁光又与他一道去义乌参加艺术市场论坛。他俩下榻的房间门对门。第二天早晨，鲁光打开房门，周韶华便招呼他：“鲁光，过来给她画幅册页！”
这个“她”，名叫毕惟惟，居住上海，模特身材，专业是服装设计，名片上印的是“周韶华艺术工作室助理”。册页是新的，还未开过笔，鲁光只得从命，画了一盆水仙和一只黑猫。周韶华关照毕惟惟：“今天，我们去鲁光山居呼吸新鲜空气，带上这本册页，请鲁光盖上印章。”
鲁光仿佛意识到什么，午餐时便问：“周老，杨振宁的婚事对你有什么启示？”
周韶华满怀激情地说：“我从内心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毕惟惟倒还实在，马上说：“我和他在一起三年了，在上海办的手续。”
又是一对忘年恋！
后来，鲁光去上海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时，毕惟惟去看他，在锦江饭店咖啡厅里聊了很长时间。毕惟惟向鲁光透露了与周韶华的相爱经历，她说：“我想帮周老打理书画……”可见她是一位有抱负、有真情又坦诚的知识女性。
若不是鲁光披露，我和院子里的人真不知道这桩喜事。
年逾八旬、高大壮实的山东汉子周韶华已迈入“夕阳红”。他不停笔，继续大刀阔斧往前闯，画大山、大海和大河，四处办展览，艺术魅力光焰四射。
2005年深秋，鲁光到山东荣成参观了设在荣成市博物馆二楼的周韶华美术馆，很大一个展厅，陈列着周韶华几十幅精粹画作。有管理人员引导参观并讲解。这也是文联大院的人不知道的。
一二三四吉学沛
与周韶华晚年的热烈对比鲜明的是，住在另一栋高知别墅里作家吉学沛晚年的严峻。
吉学沛1926年出生于河南偃师一个既偏僻又落后，既贫困又闭塞的小山村。
他的祖母（祖父早已去世）、父亲和母亲都是很好的人，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却是他们的唉声叹气和诉说日子的艰辛！上到小学四年级，吉学沛才找到医治“精神饥饿”
的办法，就是读旧小说，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大八义》、《小八义》、《七剑十三侠》、《济公传》都看了个遍，也偶尔读到鲁迅先生的作品、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叶绍钧的《倪焕之》和翻译成中文的《茶花女》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日本投降后，吉学沛到县城初中插班读二年级，学校一次文艺竞赛，他的作文《我的母亲》，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四位得奖同学，为学校办了墙报《零星》，由他当“主编”。国文老师鼓励吉学沛“可以向报社投稿了”。1948年冬季，解放区的《豫西日报》发起征文评奖。吉学沛的老师牛健，写的一篇人物特写《菱花》获得三等奖，这对他启发也很大：“菱花这个人，我也是熟识的，牛老师能写，我就不能写吗？”吉学沛当乡村小学的校长后，就熬夜写文章，赶早跑九里路到县城去向《豫西日报》投稿。一连跑了几个月投稿，连一个字也没有发表。准备洗手不干了，谁知快到新年时《豫西日报》给他寄来一张贺年片，于是劲头又来了，仍然是每个星期一篇，搞“越野赛跑”去投稿。1949年春天《豫西日报》停办，《中原日报》、《河南日报》、《新洛阳报》又相继创刊。吉学沛把稿子给它们寄去，都被原样退回来，他又泄气了，准备再一次洗手不干。有篇稿子又被《河南日报》退回来，编辑在退稿信中说他“没有生活”，还说，你像这样写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吉学沛实在想不通：我不天天都在生活吗？一气之下，他把所有的退稿信和稿子搜寻出来，一把火烧掉了。这时候，正在发动群众“诉苦”，为“土地改革”作准备。
每逢开诉苦会，吉学沛都带着学生参加，“苦主”诉到痛心之处，台上哭，台下也哭，哭成一片，口号声喊起来，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阶级仇，民族恨，燃烧着每个人的心，发誓要推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不久，吉学沛写了一个女人诉苦时诉说的故事，四千多字足足写了一个月。写成之后，不慌着去搞越野赛了，而是坐下来修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再也改不动了，才寄给《河南日报》。投稿时不仅把名字改了，连通讯处也改了。稿子寄出不到二十天，就在《河南日报》发表了。他本名叫吉清江，发表时署名为吉学沛，从此“弄假成真”就叫吉学沛了。
1949年年底，吉学沛被调到河南省文联编《翻身文艺》，1953年又从郑州调到武汉，在新成立的中南作家协会与姚雪垠一起任专业作家。1953年10月，他到河南鲁山马楼去深入生活，写出短篇小说《和解》，回武汉后送给《长江文艺》的编辑看。
副主编李蕤带着这篇稿子找到他说，准备发表，但觉得矛盾解决得过分简单，要他改一改，增加一些情节，通过情节使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性格更加突出，要求他尽可能地改得更好些。吉学沛把后半部推倒重写，直到再也“拱”不动了，才把稿子交给编辑部。这篇作品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就是《一面小白旗的风波》，连题目都是李蕤代拟的。这篇小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吉学沛的“代表作”
或“成名作”。不久，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吉学沛的小说集《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和《玉米事件》，前些年我从旧书店淘到一本土黄色封面的《玉米事件》初版本，请他签名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