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运动学专家曾经提出过“田径是一切竞技体育之母”的科学观点。的确，体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确保任何项目参赛选手取得胜利的基础！乒乓球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或七局四胜制，而且一场比赛连续进行。在局与局之间运动员只有权要求不超过两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如此紧张激烈的赛制下，如果没有充沛良好的体能作为保障，是很难顺利击败对手，笑到最后的。队内没有配备专门的体能教练，只能靠队员利用训练之余的时间自觉加强练习。当时的二体没有铺设塑胶跑道，简陋的400米炉渣跑道是他们唯一可以用来作为体能训练的场地。几乎每天清晨和上下午之间的训练间隙，都会在场地上看到张继科围着跑道练习长跑的身影。由于笔者中学时曾经作为学校里的体育生在二体参加过中长跑训练，因此对于当时那片炉渣跑道的印象非常深刻：每逢下雨天，场地格外泥泞不堪，根本无法落脚；如果遇到刮风天气，场地上尘土飞扬。这时煤灰极容易吹进眼睛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张继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挥汗如雨地坚持着。足球是他最大的爱好，在业余球员当中，张继科绝对算得上高水平。跑道中央的那片足球场也是他在训练之余唯一可以尽情撒欢的地方，在这片场地上，经常能够看到他那追风逐电般“破门机器”
的矫健英姿。而此刻，平时一见到足球脚就发痒的张继科面对足球场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和踢球兴致正浓的球员，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总是能够做到严肃、认真、坚定地完成在结束了一天的正常训练内容之后，自己给自己布置的“课外作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辛勤的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当年稚嫩的小马驹终于锻造成为了一匹驰骋在赛场上的千里马：继1998年上半年勇夺山东省“希望杯”男单冠军后，张继科在此后的短短两年之内先后蝉联了1999年、2000年山东省“希望杯”男单比赛桂冠。并一举斩获2000年上半年全国北方赛区少年乒乓球比赛男单冠军和同年10月全国南北赛区业余少年乒乓球总决赛男单冠军和技术、身体素质两项比赛的总分冠军。机遇总是垂青那些“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有志者，出众的成绩终于引起了高水平职业队伍的关注：2000年12月，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与青岛乒乓球队合并。初露锋芒的张继科幸运地与队内其他十五名队友被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总部选中。12岁的他背起沉重的行囊、乘坐开往济南的列车，带着教练、家人对他的殷切期望和对远大前程的无限憧憬，踏上了遥远的征途。从此张继科拉开了自己职业运动员生涯的帷幕；同时也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去为中国的乒乓事业开创未来……展望未来，期盼2016续写辉煌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张传铭指着馆内一群正在训练的小队员告诉笔者：现在队内的大部分队员都来自外省市，上午上课，下午训练。集中食宿。
这种走出去引进来、流动性训练机制非常有利于提高全国各地市乒乓球运动的地方普及和水平提高。每天面对这样一群生龙活虎的小家伙，已经年过半百的张教练感觉自己现在很年轻：在他们身上，自己仿佛时刻都能够看到儿子童年时的身影……出于好奇的心理，笔者针对两年前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一时在国内乒坛激起了千层浪的“科雯恋”绯闻，对张传铭提出试探性的旁敲侧击，希望能够从中“探”
出点什么。发现笔者试图涉猎这一敏感的“雷区”，一向诙谐幽默的张传铭顿时“一反常态”，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笔者，那纯属子虚乌有之说！自己早已对儿子“约法三章”：在28岁之前，绝对不许谈情说爱。因为对于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来说，23岁至30岁是自己运动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为了备战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对于状态正处于巅峰期的张继科来说：在今后的4年中，唯一要做的就是专心致志地练球，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好铺垫！显然：张传铭已经对儿子未来的人生坐标勾勒出了详细的规划方案。此时此刻，笔者的耳畔仿佛回响起十多年前自一家三口己经常在电视和音乐广播中收听到的一首悦耳动听的歌曲《乒乓球飞起来》：小小银球飞起来，爱我的眼睛亮起来。祖国母亲望着我，走上拼搏的竞赛台。小小银球飞起来，爱我的掌声响起来。颗颗爱心激励我，小球要震响大世界。啊，乒乓球、乒乓球飞起来，我的心儿多欢快。唱出我的歌，唱出我的爱。乒乓就是我的爱……乳虎啸谷，百兽震惶。“藏獒”一声怒吼，世界乒坛为之地动山摇！岛城及全国人民坚信并期待着：在2016的桑巴王国，这只狂野、威武的血性“藏獒”必将能够迈出坚实的步伐、踏上更高的台阶，续写今日扬威英伦三岛的辉煌，实现新一轮的飞跃……陈敬刚，男，文学爱好者、影视创作人。其作品散见于国内各大报纸、杂志。在多家报社、杂志社拥有个人专栏，并担任特约编辑。现居山东省青岛市区。
翠柳街1号
罗维扬
文章里写的多是已故文艺家，权作挽歌；还写了几位寿星老人，祝他们健康长寿，再造辉煌！至于八十岁以下的文艺家，他们的艺术生命还很旺盛，新作迭出；文艺新秀更是蒸蒸日上，正大展宏图。现在写他们还为时过早，由我写也未必合适，所以就没写。
——题记
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里不算是有文化积淀的地方。
武汉三镇有文化积淀的地域是汉阳的琴台、晴川阁、归元寺和汉阳铁厂博物馆，是武昌的黄鹤楼、粮道街、双湖书院、昙华林和珞珈山，是汉口的汉正街和江汉关、江汉路、大智门。而盘龙城的发掘，那是远古文化积淀的裸露。
这里原来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公社东亭大队，我在武汉师范学院读中文系时，同班同学涂怀章1964年参加农村社教就住在这个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的秘书；而与我同住南湖公社红星大队第八生产队的专业工作队员周世焱恰好是东湖公社东亭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那时这里是一片荒野，有丛竹、杂草、坟茔，有小山丘、小池塘和稻田；现在这个地方叫翠柳街1号，2006年建成的十一层的连体双座办公楼，朝武汉大道那边的是湖北省文化厅，朝翠柳街这边的是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天外客从武汉天河机场下飞机，从新修的武汉大道长驱直入，到湖北省文化厅一转弯，就到这个院子了。712和108两路公共汽车经过门前，现在还报站为“东亭小路”，它曾经叫东亭二路特一号、东湖路417号。邮政编码由430071改为430077，因在黄鹂路设立了东亭邮电支局，这里是它的投递范围。
翠柳街上无柳树，既没有杨柳树，也无垂柳、龙须柳，一条百余米的小街两旁清一色的栽着樟树。一株株樟树亭亭玉立，树冠相连，遮天蔽日，散发着特有的幽香，文联大院门可罗雀，倒也清静。为何不叫樟树街呢，只因它南邻的街，提前叫了黄鹂路，黄鹂路上雄踞着湖北日报社，现在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了，那条街在前，这条街在后，新闻在前，文艺在后，因了“两个黄鹂鸣翠柳”的杜诗名句，它便被命名为翠柳街。
翠柳街恐怕是武汉市最短的一条街、最小的一条街了，却从1983年起，入住了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一些文艺家有了自己的安乐窝。但这座大院的时间太短了，资历也太浅了，还谈不上文化积淀；有资历有声望的文艺家已陆续离世，他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摆在那儿，他们的着作还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原湖北省文联有两处房产，一处是汉口黎黄陂路35号，解放初期为中南文联所建，有四栋三层楼房，“文革”前的省文联在编人员在那儿工作和生活；一处是武昌紫阳路215号，有两栋两层楼房，“文革”中由湖北省文联蜕变为湖北省文化局文艺创作室的几年，原文联的部分文化人在那儿工作和生活。1978年，湖北省文联恢复建制，省里在水果湖高知楼给徐迟、碧野、任清、洪洋分了单元房，在大东门又分给了八套单元宿舍；据1979年10月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部队转业而担任湖北省文联办公室主任的贺铁肩讲，当时省市批给省文联30万元的开办费和30亩用地，后来得到省委书记陈丕显和副书记王群的重视和关照，用地增加到63.4亩用地，追加基建工程款130万元和设备购置费70万元，人员编制由80人扩大到96人。在小山坡上盖了五栋两层小楼，可住十户人家，每户进门都是楼上楼下，建筑面积130平方米，房前有小院，植草坪，修剪女贞矮墙，后来围了雕花铁栏；屋后也留有空地，裁着树。林荫掩映的小楼，花木扶疏，典雅舒适，号称高知别墅。当时在全国文艺界首屈一指，令北京、上海复出的文艺家羡慕。前面盖起了四层的办公楼和一座食堂，西边盖了6号楼、7号楼两栋五层三门单元宿舍，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有大批人员入住。后来，西边又盖了8号、9号、10号、11号楼，东边陆续盖起的四栋五六层的单元楼房，就没编号了，问某某住在哪一栋，说都不好说。
1984年6月，我从鄂西北的竹山县文化局文艺创作组调入湖北省文联，那时高知别墅还有一栋做招待所，我一报到就在里面住了几天。第一次睡透明的尼龙丝网眼蚊帐，第一次坐抽水马桶，第一次洗卧式浴缸，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是惊奇。
当时下雨，我穿着布鞋，在土路上沾了泥巴进门去，弄脏了铺地的白花花瓷砖，被管理员大嫂劈头盖脸地熊了一顿。我这后来人，已无宿舍可分，只见五栋别墅之后的山坡上还有五间小平房，心想我能不能住进去呢，去了一看，是基建办公室，才落实政策回到文联的杜良骥和鲁明忠两家住在里面，我挤不进去。政治处将我分配到《今古传奇》编辑部工作，年轻的文联秘书长安排我住办公楼底层的一间办公室，接着有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来在《长江文艺》做评论编辑的高晓晖和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分来在《长江》丛刊做美术编辑的黄必顺，三个人三张窄床，蜗居于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权可栖身，倒也其乐融融。
文联大院门前没有街道，只有一条土路是外出的通道，走下坡路左边是东湖小学校舍，右边是湖北日报的编辑部办公楼，一转弯，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门前，乘14路公共汽车，到了水果湖，才能换乘别的公交车，到达想去的地方。1984年中秋时节，我借《长江文艺》编辑部吴耀崚的自行车，带着同事张守元去水果湖要上餐馆去解馋，从这条土路下坡，先避让迎面开来的大货车，又避让东湖小学放学的小学生，一让再让就让到路边的干沟里，被沟里的石头一颠，摔倒了，自行车倒没摔坏，张守元也毫发无损，我却被摔成左腿股骨胫骨折。住了半个月医院，做了三翼钉内固定手术，回到三人居，躺在窄床上看了几百万字的稿子。能下地拄着双拐在院子里学走路时，迎面来了一位瘦弱的小老头，我不知道他是谁，身边的杜良骥说：“他就是吴奚如呀，老资格，林彪当排长时，他当连长。”哦呀呀，我知道住在水果湖边的徐迟、碧野，和住在北京的姚雪垠，两年后被洪洋称为湖北“文坛三老”，而这个吴奚如的资格比这“三老”就更老了，便感慨道：“这院子里尽是参天大树，就我是匍匐于地面的小草。”
革命家PK小说家
吴奚如与聂绀弩同乡，都是湖北京山县城关镇的人。京山县挨着我的家乡随州，但他们在我出生十几年前就离开京山了，地搭界人却沾不上边儿。吴奚如原名吴席儒，1925年他19岁就奔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四期），很快加入中共，与周恩来是一个支部。吴奚如黄埔毕业，参加北伐战争、土地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曾任讨蒋运动委员会常委、主编《讨蒋周刊》。他参加南昌起义后，于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狱，到上海以文学活动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吴奚如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与邱东平、周文、叶紫等一起为《动向》写稿，参与《海燕》的编辑工作，在《文艺月刊》、《作家》、《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和杂文。1933年至1936年，吴奚如在上海加入中共“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1937年，吴奚如到了太原，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是丁玲，他们住在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直接受华北局书记刘少奇的领导；1938年，吴奚如在武汉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并负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工作，后又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任主任。1941年5月，刘少奇电令吴奚如赶赴新四军驻地，担任第五师政委。这时毛泽东说：“哦，吴奚如，大名鼎鼎；文武双全，了不起！从上海来的鲁迅派，还是黄埔系。”而要他到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当科长，于是，吴奚如又成了胡耀邦的部下。
1979年，吴奚如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回湖北后增补为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理事。胡耀邦的秘书廖井丹向湖北省委打招呼，要解决吴奚如的困难。省委组织部立即派专人前去看望栖身于紫阳路215号一隅的吴奚如，安排他住进了黄鹂湾省委第五招待所的一栋小别墅，还派人在他门口站岗。1983年冬天，他才搬进省文联高知别墅，可以安居乐业了。1984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奚如小说集》，约30万字，选的多是他1942年以前的作品。
1985年2月27日（正月初八），因患感冒转肺炎，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而这一天，我恰好送春节前来探望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回竹山，并不知道吴老走了。
这样一位老革命、老作家，我读他的第一篇作品却是1990年6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文库·现代卷》第981页的《他乡遇故亲》（原载1935年4月20日《太白》第二卷第三期），文中的京山方言，我们随州话里也有，读来十分亲切。2008年秋我编撰《长江文艺志》时，才读到吴老复出后所写的两部重磅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