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甫是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的弟弟。张振甫虽然也是国民党，但他和张灵甫不同，对国民党不满意。他一生穷困潦倒，入不敷出，什么也没有。那时的《鲁报》发行量小，光是济南，因为其他地方都已经解放，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在《鲁报》当了三年记者，直到1949年8月济南解放。
他在《鲁报》当记者的时候，报社是光管吃、住而不给工资。那段时间，他利用当记者坐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跑过一段时间单帮。那时，他带着两个箱子，里边装着货物，从上海买上香烟，到杭州早市卖掉，买成“大头”（银圆），然后捆在腰里，到南京把银圆卖了，买成美钞（美钞便宜）带回上海，再把美钞卖掉，换成香烟，如此循环。在跑单帮的途中，坐车很费劲。有时坐不上车，就坐在火车的车顶上。那时候，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南京政府危在旦夕，往南去的车很少，车就分外拥挤。每天车里人满为患，连过道里也挤得水泄不通。当时天冷，有扒在车外的人时间长了冻得受不了直喊救命，人们一个个熟视无睹。有人摔下去死了，车照样不停。有人为了防备自己摔下去，干脆用绳子把自己捆在车上。他有几次坐在车顶上就睡着了，要不是紧挨着烟尘，有烟囱挡着，过隧道的时候脑袋早就没了。
赵嘉麟离开济南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张振甫的女儿，叫张洁萍，也在报社工作。在频繁的交往中，彼此间有了好感。为了顾及影响，也为了避免大人们知道，他们交谈的方式主要是纸条。临解放那会儿，张振甫送女儿去北京辅仁大学读书。到了学校后，张洁萍还给他来了信，同赵嘉麟谈她的学习情况。解放后，张振甫被管制，张洁萍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她，为了让她能继续上学，赵嘉麟才跑起了单帮。把挣下的钱后给她寄去。有一次，赵嘉麟买了一枚戒指，想送给洁萍，因为害怕丢了，他就想了个办法，在一本书上挖了个窟窿，把戒指藏在里面，给张洁萍寄去。济南解放不久，北京也解放了。这样，两地虽然可以通信，但仍然不能汇款，原因是币值不同。
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各行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赵嘉麟兴致勃勃地到劳动局去登记。在登记表有何特长的项目中，他填上了汽车司机、农业技术、会计。正好轻工部到济南去招人，需要会计。
轻工部下来招聘人的那个同志叫问津。在考会计的时候，他恰好打摆子，无钱买药，问津得知后，就让人用三轮车把他拉到山东造纸厂的医疗所打了一针“金鸡钠霜”。那天，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饭是白面、豆腐、白菜汤。那饭好香、好美啊，至今让他无法忘怀！吃过饭后，又进行了专业考试。其实，他在填写自传时，问津就看上他了。夸他的笔杆子好。考完试，问津告诉他，你被聘用了，让他第二天就拿上行李去北京。那次，轻工部在济南一共招了3个人。
那天，当他们来到北京时，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部长黄炎培和几位局长早在门口迎候。
他早就听说过黄炎培的大名。黄炎培出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第，家道中落，13岁丧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着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炎培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
黄炎培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他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他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做官，1921年和1922年两度拒不出任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四十年代创建了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民盟、民建）。1949年在周恩来两度登门动员下出任了新中国首任的四个副总理之一。然而，赵嘉麟最敬佩的也是至今最为广泛传诵的仍是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周期律谈话。
1945年7月，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参议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他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小时的促膝长谈。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先生闭门谢客，自己口述，由夫人姚维钧执笔，一连数日，完成《延安归来》。赵嘉麟至今还能背诵黄炎培同毛泽东说的“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今，这位自己仰慕、崇拜的人物就在眼前，并且以后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仿佛自己在做梦一般。从那一刻起，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刻苦钻研，努力工作，虚心学习，精通业务。
事实上，赵嘉麟选择到北京工作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由于过去上当太多，所以，刚解放时，他对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为了了解政府，他开始学习。学习毛泽东的“整风文件”，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学习，对共产党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产生了崇拜心理。渴望有一天能去北京，渴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更是他无限向往的地方，当他拿到轻工部的聘用通知书那天，激动得彻夜未眠。他终于能够见到北京了、住在北京了。不，不仅仅是住，而是在自己最仰慕的人手下工作！对于他来说，北京就成了他的家，北京就是他的家！他从一个贫苦人家的乡下人，一下就变成了北京人，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这无疑就是一步登天。所以，他告诫自己，一定要牢牢把握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好好珍惜这无比金贵的大好时光。
应该百倍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每一件事情，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失恋
在北京安顿好之后，他就和张洁萍进行了联系，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那天中午，他草草吃了一点饭，忘记了旅途的劳顿，隔几分钟就看看表。离约会的时间还有3小时，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向了汽车站。
约会的地点在颐和园，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离张洁萍的学校不远。尽管他是第一次来这里，尽管颐和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型皇家花园，可此刻的他并没有多少心思来欣赏它那秀丽的风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他沿着排云殿西侧的爬山廊往上走，通过德辉殿，迎面便是高耸在石台上的佛香阁。佛香阁建在前山的陡坡上，20多米高的石砌高台在半山腰，把一座八角三层四重檐、攒尖顶，高达十几丈的巨大楼阁给托举了起来。阁中用八根坚硬的铁梨木作擎天大柱，结构复杂，气势宏伟。左右配以两座小巧的重檐方亭，前面是金碧辉煌的排云殿，背后有衬托着山顶光彩夺目的“众香界”和“智慧海”。佛香阁就越发显得器宇轩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在他观赏周围的风景时，有一对青年男女进入了他的视线。渐渐地，他终于看清了，那女的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张洁萍，男的不用说，一定是她现在的男朋友。打扮入时的张洁萍一条胳膊挽着那男人的胳膊，很亲密、很幸福的样子。他一下全明白了。于是，便悄悄地离开了那里。他知道，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人家已经有了靠山，不再需要那个靠跑单帮挣钱来供她读书的人了。
他没有被失恋的痛苦打垮，而是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了全部的工作之中。
那时候的赵嘉麟可以说是年轻气盛，满怀雄心和抱负，要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从他一踏上进京的列车，说得准确一点，从他一接触会计那天起，命运就注定了他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这是福还是祸。
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差，走天津，去河北，跑山西，去山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企业搞接收，建立新的规章制度。那时叫“改章建制，清理乱账”。每次出差回来，不管时间有多忙，工作有多累，他都要挤出时间来写工作报告或者总结给领导。领导对他十分赏识，经常表扬和鼓励他，把他的那些报告和总结打印出来，在部里传阅。
在镇压反革命期间，组织上审查历史，给他做的结论是“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是要求进步的”。他在《鲁报》当记者期间，曾经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较量过。事情的起因是他的手下在抓兵时乱杀无辜，他得知后在报纸上给捅了出去。当时，王的部下要抓他，他不得不四处躲藏。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激起了民愤，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无法收场。最后，迫于种种压力，王耀武只得派商会主席到报社登门道歉。他也因此而成了当地的“名记”。
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没有多久，就被提拔为业务部审计科的副科长。
195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之际，组织上派人同他谈话，他被组织确定为重点培养发展对象。
受命
解放初期，刚刚成立的轻工部接管的是全国造纸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当时，各厂只管生产，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由轻工部集中领导，资金统收统支，直接对财政部编报会计预决算。当时所属各厂材料、产品都在5000种以上。因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法商人操纵物价飞涨，致使当时所有账目都要按北海币折合小米数双重计算。会计工作双倍加重，凭证账簿积压混乱；材料、产品账结不出，生产成本不能算，会计报表报不出，影响财政结算。当黄炎培部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有一天对他们说，既然因账簿成堆，影响工作，就应该革它的命！你们能不能踢开那些堆积如山的账本，搞一套简易的可行的核算办法，来一次账簿革命？大家听了，都举双手赞成。认为如果真的能取消了账本，工作变繁重为轻松，再不用终日埋首理账，为结账难、平衡难而熬夜犯愁。财政部门根据这个情况，立即提出了进行账务改革的号召，发动全体财会人员，各显其能，看谁能尽快拿出改革方案，为改章建制作贡献。这一号召对年轻气盛的赵嘉麟触动很大。因为他原本是学农业干农场的，四年之后才改行干了会计，由自然科学领域转变到社会科学的会计专业工作，他感到很不适应。另外，对现行的账簿，他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三栏账本一次只能反映一个数字——借和贷，这比我国古代的竹简还原始、落后，很不科学。解放前不适应，也从未想过改革。今天解放了，领导倡导改革，给试验基地，能边工作边研究，在他看来是个进行学术研究的难得良机。他自然跃跃欲试。于是，1952年10月，部里就指派他来到山西的一个部直属厂蹲点，参与了会计改革。
众所周知，山西这个地方比较封闭、保守、落后。它是土皇帝阎锡山的根据地。
赵嘉麟他们去的太原造纸厂，就是刚刚从阎锡山手中接管的直属厂中管理最为落后的企业。受阎锡山闭关自守的影响，排外思想特别严重，容不得外来干部进入，年轻干部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所以，中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便采取了掺沙子的办法。那次，和他同时下厂的有厂长、人事、计划科长、工程师。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凭出差介绍信，以出差蹲点的名义下厂的，关系留在部里，工资由部里开。
部里的原意是帮助工作完成后再回部里，并指定对他的培养由下厂的计划科科长赵树华负责。
压力
作为财务科科长，会计改革的主要任务自然由他来承担。下厂之后，赵嘉麟才发现，他这次来蹲点的厂子与以往蹲过的厂子大不相同。太原造纸厂地处山沟，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人才匮乏。财务科24名员工大都是工农干部和学生，有的连算盘也不会打，对借贷二字更是迷惑不解。而当时的传统会计账本成堆，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很难插手工作。面对这样的困难环境，他没有任何退路，也不能在人前叫苦，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鼓足勇气往前走。他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要求进步、被党组织确定为培养对象的积极分子，他没有权利叫苦连天，而应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此外，这项改革是他非常尊重和仰慕的人黄炎培部长提出来的。就是为了他敬重的老部长，他也得坚持坚持再坚持，一直坚持到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带着胜利的成果向黄部长去报喜。还有一点，那就是既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就像将士一样，军中无戏言。不能后退，不能打退堂鼓，只能鼓足士气，加快改革的进程，及早探索出摒弃三栏账的方案，创建一种能使专业会计变为大众化、人人都可以操作、差错自动显示、监督功能强大的会计账簿体系。而且，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他才能尽快返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