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我是在百年中国新诗最辉煌的时期上路的。一百年的中国新诗，道路蜿蜒曲折，它时而开阔，时而狭窄，时而崎岖，时而消失在荒草丛中，但在如烟如缕的时光中，它从来没有中辍过。即使有过短暂的消失，消失在文化的沙漠中，消失在意识形态的丛林里，但是，它的短暂消失是为了更清晰地、更有力地、更强健地向前伸展。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踏上新诗之路的人是有福的。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他们大闹中国诗坛时的热闹景象，但是，我有幸感受到了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中国新诗的勃兴。毫不夸张地说，那几乎是一个全民皆诗的年代；毫不夸张地说，那时20岁上下的青年人几乎个个阅读诗歌。就像今天谁写诗多少会有许多弟弟、妹妹们跟着，觉得拥有了诗歌就拥有了一切，为写出一首新作而欣喜，把发表作品看成人生的最高荣誉。在中学阶段，我忽然发现诗歌是我表达自己的最好方式。读大学时，对诗歌的热爱已经到了痴狂程度，上课之外的时间全部献给了诗歌。大学毕业后，到农村中学去工作。物质上的极度贫乏让我精神上变得无限富有。后来，我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这成为我诗歌人生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都知道剑桥在徐志摩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义，这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从他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对于我来说，多少有点像剑桥之于徐志摩，所以，我总爱把西南师范大学（在情感上似乎更喜欢用它原来的名字）比做我的"康桥"。在这个大学的中国新诗研究所读书期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富诗意的三年。自古巴蜀多鬼才，偏于重庆之北碚一隅的西南师大，之于我有如世外桃源，三年间我不知天高地厚，只管上课、写诗，写诗、上课。如今的师弟、师妹们从进校的第一天起就为几万字的硕士论文发愁，我发现我在那三年中似乎从来没有为论文发愁过。猛写了五个学期的诗歌，在第五个学期快要结束时，似乎懂得现实一点，开始写论文。不知不觉，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写出六万字的硕士论文，而且是边写论文边写诗；不知不觉，在写出硕士论文的同时还写了六十首诗歌。在第五学期的最后一个月中，每天上半夜写论文，下半夜写诗，上午睡觉，下午运动。别人醒的时候我徐志摩说是"康桥"让他睁开了眼睛，在西南师大期间，巴山云雨在我的笔下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重庆的雾霭迷离似乎更让我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梦想，哪是人生，哪是诗歌。在西师的校园里，一切都能催发我诗的灵感。任何一处布满青苔的石阶，任何一片黄桷树的树叶，都让我想入非非，诗兴大发。总之，在那三年当中的每一天，我一不小心就开始写诗了，稍不留神就开始大声朗诵了。
读硕士的，得做学问，得读学术书籍。三年中我的学术书并没有少读，但很奇怪的是，任何一种学术理论似乎都没有影响过我的形象思维；甚至绝对理性的学术思想总能被我用形象思维演绎出来，至于被理论束缚住而下笔干涩的情况，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去图书馆前下定决心，这回坚决不写诗，好好把正在读的那本理论书读完，可是，刚读了半页纸，灵感却又来，于是，控制不住自己，又做起诗来，不觉半天过去了。有时，仅仅写诗还不够，还要去译诗，而且，译诗的时候居然也越译越有灵感。
跟今天读文学硕士的学生不一样的是，那时我们几个读硕士的全都写诗，并且一个个写得像疯子似的。远处走来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大家不用细看就知道，是新诗所的一帮子。"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仅仅写诗还不够，还要朗诵。当时我们都住在杏园，到了晚上，整个杏园常被我们的朗诵闹得鸡犬不宁。诗本是个好东西，但影响了别人的安宁就不对了。于是，我们几个经常跑到嘉陵江边去，对着奔腾的江水朗诵，对着嘉陵江那边的远山朗诵。山和水对我们的朗诵毫无异议。那水，真是好水，随我们怎样朗诵，它西师很快成为中国新诗的一个重镇。记不清我们接待过多少国内外的诗人和学者：彭邦桢、洛夫、余光中、傅天琳、周伦佑、杨黎、蓝马、王家新、李元胜、犁青……虽然我读硕士的时候已经是80年代的后期，中国新诗在80年代的勃兴已经到了尾声，但它的余波已经在我的灵魂深处掀起了轩然大波。
西师的三年，是精神的三年，诗歌的三年。离开西师后，我到高校任教，继续写诗、教诗。回顾我的诗歌人生路，我发现，在我的同代人当中我对新诗的追求应该是执著的，但是，每当我在创作上进入一个所谓"强劲"的阶段时，我总是会从诗坛上消失掉，消失得那样及时，甚至彻底。由于在高校工作的缘故，我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除了写诗，我还得做学术，除了写诗，我还要弄翻译，还有别的。我如此痴迷于诗歌，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不是诗集；当然不是没有出版过个人诗集，但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不是中文的，而是英文的。在百年中国新诗这条路上跟着别人走了20多年后，才在这个冬天静下心来，去数数自己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感慨自然很多。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我发现自己一直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形象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时兴拉大旗立门派那阵子，自己似乎并没有热衷于建立门派，也没有忙于"加盟"什么派别。我只是默默地写我的诗而已。后来，有了网络，制造"涟漪"的机会更多了，但我还是懒得去凑热闹；因为，我总觉得，涟漪终究会归于平静，就算是波澜，也会归于寂静的。更何况，近十年来，我的主要精力是花在学术研究上；而且，我所做的学术研究都是跟诗歌没有关忘记了我的诗人身份，而把我当作学者看待了。当我以诗人的身份出现时，我希望自己比别人更诗人；当我以学者身份出现时，我希望自己比别人更学者。这样，我在追求自己的个性的同时，我却成了一个两边都不被接受的两栖动物：在学者圈里，同行们读不懂我的诗歌；在诗人圈里，同好们读不懂我的论文。正像我希望自己所写的诗歌是纯诗那样，我一直把纯学术作为我的追求。
熟悉我的读者，有一个共同的困惑。他们在读了我的诗歌和学术论文之后发现，我所写的诗歌和我做的研究不但毫无关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的诗歌应该说是强调纯粹抒情的，而我的学术论文却是绝对理性的。我不但不去研究诗歌，连文学文本似乎都很少涉及。我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古代，更热衷于研究甚至是我的学术同行们都很少研究的课题，比如，基督教在中国古代的传播问题，西来景教在唐代与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与异质文化的交流问题，等等。于是，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形象与逻辑之间，在抒情与思辨之间，在情趣与理趣之间，在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之间，一句话，在诗歌与学术之间，我的人格是分裂的；而且，我十分痴迷于这种分裂，在迷醉与清醒之间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自得其乐：表情丰富地写诗歌，板起面孔来做学问。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对朋友们说：惟有学术可以使我忘记诗歌，惟有诗歌可以使我忘记学术。Why not？
近十年来，尽管我渐渐疏离于诗歌界，尽管我在学术上经历了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的学理浸染，经历了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的学术攀升，但在骨子里，我以为，我永远是一个诗人。"诗人"，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我行走在四条路上：诗歌之路，学术之路，翻译之路，散文之路，而这四条路，似乎都重叠在一条路上：诗人之路。于是，回首往昔，我所走过的大抵是一条——-诗歌人生路。
200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