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家兄弟为了尽量提高引进设备的经济效益，十分注重对外国机器设备的“消化”。荣家企业消化外国设备的方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重视引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1930年，申新三厂引进了12部美国的“道白生”大牵伸纺纱机；在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机器，用两道粗纱就能纺32支，经济效果很好，但是这个厂其余纺机还是“勃拉特”和老式的“道白生”，都不是大牵伸纺织机。针对这种状况，他们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将新机与原有的普通纺机作全面的分析和比较，用新机的原理，将原有的细纱机全部改为大牵伸。这项改装，工程简单，费用很少，并且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二是敢于把外来机重与自创机器相互结合，按照我国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外国设备加以改革。1913年2月创办的福新第一面粉厂，使用的是美国爱立司厂出品的600简面粉机。当时，面粉销路甚好，市场供不应求，荣氏兄弟虽然尽力增产，但受机器设备的限制，不能如愿。于是，动员人力研究爱立司面粉机，发现美机产量所以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按美国产麦情况设计的。由于美麦泥灰杂质少，因此，原设计的清麦设备能力相对地也较小。但中国的麦品，地区差别大，泥灰杂质多，因而美机的清麦设备显得不足，阻碍了产量的提高。他们着手对美机作了进——步改革，加宽了清麦设备，添置了五号立直打麦机一部，加添风箱等，使日产提高到3400包，增产29.4%。
荣家自创办企业以来，就十分注重原料的选择。早年茂新面粉厂初创时期，荣德生即对原料的选购与仓库的保管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各处办麦绝不采购失晒热伤的小麦，进仓小麦都有雇工拣选。有一年江南雨水特别多，荣德生偶然出外巡视，见多数仓库外墙泛潮，墙脚水痕有时高至十一尺。他就联想到因天时关系，仓库潮麦必多，便马上通知各庄收麦人员特别注意不收潮麦、坏麦。结果那年无锡各粉厂都受到烂麦影响，产品减色，独有茂新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的色泽、韧性都好，博得了市场的声誉。后来，荣德生还将全国各地产的小麦进行比较，选用了质地优于一般小麦的川麦作为原料。辛亥革命后，无锡市面呆滞，各厂都不敢放手进货，有一批川麦销售不出，资主急于回川，愿将货留交茂新粉厂售出，售后付款。这正中荣家心意，茂新得此周转，深获其益。
在棉纱的原料选择上，荣家很有眼光。他们认为：“农产富，则工资足”，如果本国没有丰富的农产，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曾一再向政府当局上呈提案，如“大农计划”案、“恳边”案、以及“振兴农业，复兴工业”案等，呼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重视对农业的发展。如此，不仅可以使民族轻纺工业得到充沛的原料供应，“无待以求”，而且，“开发地利，巩固边围，安插闲散，挽救漏邑，一举数善”。为了发展粉纱工业，荣氏兄弟还曾对浙江、山东、陕西、海南岛等地的棉花生产提出改进建议，并自己投资开办种植试验场。
荣氏兄弟贵在抓产品质量的同时，善于“借”各种时机扩大企业生产的规模，好的机器好的小麦，生产的当然也就是更好的产品。荣氏兄弟成功了。原因是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们聪明地将机会变成赚钱的资本，可谓是会“借时机”的行家里手，他们能运用时机分散资金购到机器，这种“借”的本领只有他们兄弟俩能做到。因此，中国也只有一个家大业大的荣氏家族企业。
5.巧借“东风”——借得公司财源滚滚
荣氏兄弟的企业一再扩大，这是由于人他们都是极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他们雄心勃勃，四面出击，绝不放过他们眼前的任何一次机遇。在他们看来，任何事业要想做大，必须成功运用面前的机遇，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借”，使得荣氏兄弟手中的“雪球”一滚再滚，经营的企业一再扩大。
企业要壮大，光靠按部就班地生产、卖货，是难以迅速崛起的，借助国内外的风势，是企业壮大的捷径。荣氏兄弟深谙此道，于是，他们学会了借风赚钱，即就会上创起的各种“风”，巧妙地推出自己的产品。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相互交战，在战时体制下纷纷把民用工业转为军事工业，国内粮食生产及加工因而大幅度下降，不但无力向外倾销，还必须要从国外采购大量粮食以弥补其不足。中国面粉一向价格低廉，产量可观，很自然地成为交战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那时到上海来采购面粉的外商又多又频繁，他们见到面粉就搜罗，不论粉色如何牌名优劣与否一律都要。早已成为名牌的“兵船”面粉更是成为了他们的抢手货，外国商家常向茂新订购“兵船牌”面粉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牌面粉走出了国门，远销到英、法、澳大利亚以及南洋各国。
这是国内机制面粉工业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上海，形成了面粉工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那些日子，荣氏兄弟的心被兴奋和快乐涨满了，他们的情绪上扬到了最高点！在汇丰银行的大楼前，穿着一身笔挺西服的荣宗敬对弟弟说道：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兄弟要放开手脚干！”
荣德生仍是布衣布鞋。他心中忖度了一番，说：“欧战已经爆发，是可以放手做棉纱和面粉业了。”
一双有力的手伸过来握住了他。那是荣宗敬的手。德生和兄长紧紧相握着，好像他们都想要给对方以鼓舞以力量似的。那偌大的汇丰银行，此时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那么显赫和高不可攀的了，他们行进在这条大马路上的脚步声，将会震撼整个上海滩！
有一天，荣德生到同和钱庄，与吴、方二君闲谈。吴君却像有要事相商的样子，问他道：
“你们的粉厂何以年年赚？我处惠元却停工赔利，可以教我否？”
惠元面粉厂位于无锡西门外惠山之滨，荣德生早已知道该厂生产颇不景气，心欲图之而无处下手。不过，商家多戏言，所以他笑了一笑，回答说：
“我开（广生）钱庄关门，你可教我复开否？”
彼此都笑了。吴君又说道：“便宜点租与你，只要利息合适就可以了。”
荣德生心里一动，但他嘴里却淡淡地说：“真的么？”
方君一本正经地插话道：“明日答复，问过董事即真。”
第二天惠元董事会果真答允出租。荣德生觉得租赁和收买旧厂要比建设新厂花钱少，见效快，所以当即拍板，以每年租金2万元的条件租办了惠元面粉厂。稍加整顿之后，即由原来出粉1600百包增加到2000包，月月有利。
租期本来定为两年。第二年（1917年）元宵节过后，荣德生又去同和钱庄，吴、方二君迎着他笑道：
“恭喜恭喜，厂租与你，大赚钱，要分点来！”
荣德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知道是在说笑话，也就笑着说：“分钱可以，但把厂子交还你，即勿赚，不信看振新如何？”
吴君脸上换了一副认真的表情，用商量的口吻说道：“你干脆把它买去，将余利交我可乎？”
“可以！”
“真否？”
“君子勿戏言！”
荣德生胸有成竹，回答得很干脆。同他们正式谈判后，用16万元的价格买下了惠元的产权，并经商会经手交割，正式改惠元为茂新第二面粉厂。
除收买惠元厂外，荣德生还租办过泰隆和宝新两家面粉厂。当时无锡共有五家面粉厂，除九丰外，均归荣德生经营。
荣宗敬在上海更是紧锣密鼓，快马加鞭。
1915年，他正式收买了原先承租的中兴面粉厂，改称为福新四厂。买价12万元，仅合中兴厂原投资额20万两的四成左右。这笔钱是由福新二厂的盈余中提付的。
1916年，又在汉口筹建福新五厂。荣宗敬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计划在湖北、河南、山东等地设立分厂，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有利地位。创设福新五厂就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福五1918年建成，1919年正式开机，日夜出粉6000包。
1917年3月在上海租办由洋行买办祝兰盘旋舫所建的华兴面粉厂。1919年作价将其正式买进，并改称为福新六厂。租金和买价都是由本厂盈利中提付的。荣宗敬不仅善于借鸡生蛋，而且善于以蛋养鸡买鸡。祝兰舫过去曾打算吞并保兴面粉厂，十几年后他经营的华兴厂却被荣氏兄弟吞并了。荣宗敬对此举颇为得意，他对荣德生说：
“彼无能，不能怪我无情。实业中事应由能事者事之，方合情理也！”
荣德生想起了自己过去为了弄清楚提高面粉质量的诀窍，曾经贿通了匠头黑炭，潜入华兴探明究竟，不由得笑了起来。他说：“还得要感谢华兴，我从它那里偷得了一点真经，到如今方成了正果。”
“哈哈哈，阿弥陀佛！”荣宗敬听后大笑不止。“今后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经过大力扩充，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增加到8个，即无锡的茂一、茂二和上海的福新一至六厂。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增长约两倍。8个厂每日夜共可出粉42000千袋，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荣氏兄弟除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不断增置机器、扩大经营外，还凭借着他们在社会上的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以利于扩大再生产。为了加强市场竞争，他们控制原料，制约同业，并注意改进生产技术，使面粉质量不断有新的提高。“兵船牌”面粉不仅成为各国商人争购的对象，而且成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
在旧中国的上海，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意践踏。不就仗着有钱吗？而荣氏兄弟巧借“风势”扩大面粉厂，还把自己生产的面粉还销到国外，成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他们作为成功的商人，不但为自己的企业谋了利益，也为中国争了一口气。如果当时能多出几位像荣氏兄弟这样的商人，外国人就不会在中国作恶狼，而是变成乖顺的哈巴狗啦。而荣氏兄弟利用这高人一筹的借“风”势，借得厂子财源滚滚，为以后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移形换景——借壳产金蛋
“借”是荣氏家族商业运作中做得最成功的。荣德生和其兄在早期运作中，巧用“借”而使企业一再扩张。那么，荣氏的后人荣智健，在现代的商界中是怎么用这个“借”的呢，他“借”的是否成功？请看荣智键的借势。
荣氏家族生就一颗会“借”的头脑，荣氏兄弟借来了几百家厂子，而他们的后人荣智健更是会借，在香港借壳使自己公司多产金蛋。
1987年2月，中信公司改组为中信香港，雄心勃勃的荣智健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荣智健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荣智健这一“过江猛龙”以中信香港为基地，在香港及内地掀起惊涛骇浪。
1987年，经过慎重研究、周密计划，荣智健力排众议，促成中信香港以19亿港元收购了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随后又以5亿港元购入当时经营不善的港龙航空46.3%的股份。
荣智健统领的中信在香港经过几年的发展，实力渐强，急需找一家现成的上市公司将中信香港上市。荣智健的目光盯住了“泰富发展”。
中信香港历年在香港的投资，相当程度依赖借贷。荣智健收购泰富，将借贷债项承担转到上市公司，于1990年1月完成收购泰富发展。
荣智健以泰富发展作为集资渠道，不断配售股份，其间面临几次大的财政危机，均靠李嘉诚、郭鹤年等相助渡过险关。他把泰富发展改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
1990年，荣智健斥资103亿元收购香港电讯二成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此时，中信香港拥有国泰航空的12.5%，香港电讯的20%、港龙航空的38.3%、香港东区海底隧道的23.5%、澳门电讯的20%、亚洲卫星公司的33%、和记传讯的2%、百富勤集团的9%、嘉华银行的74%的股权。除此之外，还有约10亿港元的房地产、一个约30万吨的船队，以及在大陆江苏和内蒙等地投资4至5亿美元建设发电厂。这样，集团资产总值接近200亿港元。
这时，荣智健又在思索着中信香港的全盘发展计划。其中如何将中信香港推向股市是荣智健考虑的重点。俗话说“将门无犬子”，得到其父真传的荣智健很快就找到绝妙的方法，那就是“移形换景”，在香港收购一家现成的上市公司，然后逐步注入中信名下资产，这样就可以把中信在港依赖借贷部分的投资，巧妙地将债务承担转到上市公司。这将大大有利于中信香港的发展。
其实中资机构进军香港股市已有先例。1984年1月，当时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濒临倒闭。中资背景的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联合组建了新琼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向康力注资4.37亿港元，收购了康力67%的股权，解救了康力，从而康力投资成为了第一家中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1993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收购了康力投资，更名为航天科技）。
此后，又有多家中资公司控股的公司上市，大刀阔斧地进军香港股市，他们所创下的港股历史纪录“已成为股民心目中的神话”，不少投资者声称“股市的中资时代已经到来”，而一些证券界人士称之为“静静的红色革命”。
由于会计制度、监管制度和公司法等问题，中资企业在港上市要经过繁杂的手续，相当费时费力，因此，直接上市的做法采用较少。
一般来说，中资公司进军香港股市，主要有三种方式：直接上市、分拆上市、买“壳”上市。
三种上市的方法中，买“壳”上市是最受人们欢迎的。它指非上市公司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获得上市公司是控股权后，再将优质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使非上市公司控股公司实现间接的上市。
一个企业集团，只要有了一家上市公司，就有了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就有了资本经营的支点，因而买壳的直接动机是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将自己的优良资产注入到壳公司中去，买壳方从此就走向了资本市场，还可以通过增发A股或增资配股壮大自己的资本实力。
值得重视的是，作为买壳企业来讲，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买壳，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是所有成本中优先要考虑的，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其发行在外的流通股；二是通过国有股、法人股的转让来实现。两者相比，后者是一种低成本买壳，前者将花费巨大的代价。因此，如何买壳，如何实现低成本借壳上市将成为众多雄心勃勃的买壳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时，中信香港经过几年的发展，实力大增，急需将中信香港上市。时间这么短，投资又巨大，怎样上市呢？荣智健陷入了沉思当中。他一边查阅大量有关香港上市的规章制度，一边参考已经上市的中资公司材料。经过分析比较，一个方案立即在荣智健的头脑中形成：买“壳”上市。对！就是买“壳”上市！想到这，荣智健豁然开朗，热血沸腾，无比的兴奋，立即着手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