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荣宗敬出钱定做衣服，由学校自做。测算每个学生一套夹衣用5元钱，山上共四百余名学生，最多3000元够了。荣宗敬给4000元，随即给孙冠贤开了支票，到济南去换钱。有了钱，冯将军精打细算：做衣服使用土布，因为泰山百姓织的土布不好卖，替他们开一个销路。服装自己裁制，又为当地裁缝找了活计。没几天，衣服做成，泰山的穷学生第一次有了整齐朴素大方的校服。这样，冯将军热心教育，荣老板慷慨解囊，一时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荣家兄弟办教育，目的是为自己的企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所以，以职业教育为重点。1919年，荣家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分工、商两班，教学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商科的学生除学习商科基础知识外，还要进入工场实习。校训是“和平耐劳”。各厂都从中择优录用了一批毕业生，后来，他们大多数在各厂任技术员，其中担任工程师、厂长的也不少。如汉口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时期迁往内地分设的各厂，从厂级领导到各部门负责人，很多是从公益工商中学毕业，当时他们被称为“工商派”，在内地各厂的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至1932年间，申新纺织总公司在无锡开办了职员养成所。训练一批中等纺织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了申新各厂的技术骨干。1936年至1940年，在上海、无锡、重庆、宝鸡也先后办过职员培训班。这些人一部分在荣家企业系统工作，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其他纺织企业工作，为中国的纺织工业贡献力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荣家仍不放松对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抗战爆发后，申新总公司还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纺织染工程补习学校。这是一所业余夜校，除招收荣家企业系统的在职技术人员外，还兼收纺织行业其他各厂的在职人员，学制两年半，前后共有七届毕业生，约计400人。
作为民国年代只读过私塾的商人来说，荣氏兄弟能把人才看得这么重要，把教育看得如此重要，真可谓是工商界的先进人士，正是因为他们注重教育，才使其家族企业拥有丰厚的财富，发展到后来的拥有千万资产的首富。
5.爱心助学——荣氏家族一颗红心献教育
邓小平说：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荣氏兄弟从当年的学徒到商界巨富，经验告诉他们人才关系着企业的兴亡。而人才，是学校培育出来的。正由于对于人才的渴求，荣氏兄弟才在创业路上，不忘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财力，投资到学校中去。
有位企业界名人说：国家要兴旺，国民要接受教育，企业要兴隆，员工就得接受教育。荣家人在创业过程中，悟出了人才的重要，并且懂得企业要兴旺，人才越多越好。多年来，荣氏家族的人时时不忘培育后人。只要一有钱，就捐款创办学校。多年来，办学校，成了荣氏家族的一项事业。
1940年，荣家投资创办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业科学校，1946年，改为中国纺织染工学院，学院推荣德生为主席校董，荣宗敬为院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四年制本科，设纺织、染化、机电三系。
1947年，荣德生之子荣一心按照荣德生的意见，在无锡创办了江南大学。学校设农学院、理工学院和面粉专修科系。农学院下设农艺、食品等系，注重培育良种小麦和优质棉花；理工学院下设电机、机械、化工、数理等系，注重技术、设备的制造和研究。面粉专修科系是国内首创，面粉专业的设置，受到面粉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欢迎和支持。面粉专业的学生半数来自茂新、福新面粉厂中有实践经验的职员。这些专业科系的设置，显然是与荣家企业的发展方向配合。荣家兴办职业教育，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系统，从而确保了创业的后劲和活力。
荣氏兄弟不仅注意培养人才，而且更加注重发掘人才。他们不惜重金，把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外技术管理人员聘请进来，改善技术和管理。他们创办申新三厂，特地把汪孚礼、余钟祥、楼秋泉等人请来进行企业管理的改革，产生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还把留学日本的朱仙舫请来当厂长，改进企业管理。请日本人礼田哲雄任申新三厂技师，聘请了化学家钱宝钧、印染专家张承洪和美国瓦姆斯等专家来公司，按现代化标准建立了公益工商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企业的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和改进作用。
1919年，无锡商会实业研究会召开会议，荣德生出席这次会议。会上，有一个名叫薛明剑的青年教师，畅抒己见，谈了对振兴实业的看法，他的话很有见解。荣德生在一旁听后拍手叫好，他觉得薛明剑是难得的人才。虽然和薛明剑素昧平生，会后，荣德生仍然把薛明剑请到家中，彻夜长谈，十分投机。日后，荣德生一直把薛明剑视为知己，重要事情都要与他商量。申新三厂创办后，荣德生破格把这位既无资本又无资历的一个书生聘为总管，长达十八年之久。
薛明剑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萼果）的二哥。他任申新三厂总管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办事干练、既有魄力又有谋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身兼荣德生朋友、谋士、助手多种身份，对申新三厂的经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陪伴整个荣氏企业渡过难关，立下了汗马功劳。1934年，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资本周转困难，几乎搁浅。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收归“国有”。薛明剑领衔荣德生之命，奔走于国民党元老、无锡人吴稚晖门下，巧妙地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要求吴稚晖出面反对，并联合各地同业及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制造舆论，终于迫使陈公博罢手，使申新纺织总公司幸免吞并。这件事说明，荣德生始终奉行的“人才”为先，“得人则兴”，的确是关乎企业兴亡。
“兴资助学，好善乐施”是荣氏家族的家风良德。荣氏兄弟为践行自己的诺言，开办过八所小学。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此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使不少学子能学得更多更专的知识，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
荣氏兄弟不仅办学兴国，做大事业。哪怕是积善成德的小事，他们也乐意参与。荣家的家乡人，无不交口称赞他们“为家乡人民，修路、建园林、筑大桥”。如今，无锡五里湖上的宝界桥，被誉为江南第一大桥。这座桥就是荣德生用朋友赠送给他的六十岁寿礼建造的。
荣毅仁及其哥哥——荣尔仁为无锡老家创建荣巷医院而捐赠了20万元人民币，作为当地父老乡亲们的健康医疗基金。荣鸿庆（荣德生的侄儿）、荣卓如（荣德生的侄女）也慷慨解囊，荣独山（荣毅仁的堂兄）则为荣巷医院捐赠了一套X光仪器设备。
荣智健的姑姑，荣漱仁女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她也十分热心社会的公益事业，关心妇女的生活，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能力，曾举办过职业妇女技术训练班，培养150多名绘图、车工、钳工等技术女工。而且，还关心幼儿教育，亲临创办过两所幼儿园，并资助了不少幼儿园、托儿所。更值得一提的是荣漱仁及其丈夫杨通谊教授，几经周折，费尽心机，聘请律师，把杨通谊先生的姑母杨令女士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从美国运回到了祖国。
杨令是早年旅美的中国女画家，在她临终前，她希望把她珍藏的半个多世纪的珍贵文物嘱托荣漱仁夫妇带回祖国，并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荣漱仁夫妇责无旁贷，找证人、办交涉，费尽波折，最终，把这批由他姑母历尽艰险带出国去的一批文物再次带回祖国。后来，在北京故宫漱芳宫内举行隆重的“杨令女士捐献文物局仪式”，国家文物局长杨铁青在会上高度赞扬了这位杨令女士及其家人。
企业要发展，需要人才；企业要壮大；离不开人才。而人才，不单指学识满腹，出国留洋的现成人才，也包括那些未经培养的具有天分的人才。荣氏兄弟眼光独到。他们不但善于创办学校培养对自己企业有用的人才，还善于发现人才。正是他们企业家独有的伯乐眼光，才使得日后他们的家族企业无限扩张，成为中国史上屡创奇迹的家族企业。
6.饮水思源，荣智健投资“天津大学”
吃水不忘挖井人，荣智健作为荣家的子孙，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创业过程中，他深知自己的成功与学识是分不开的。为此，他对培养自己的母校给予深深的感恩，虽然身为大陆第一富豪，但是，他依然像当年的莘莘学子那样，对母校深情脉脉。怀有敬意，心里时时刻刻在想着为母校做点什么。机会终于来了。他多次回校，为母校捐物捐钱。以尽他拳拳学子心。还把自己赛马得的巨款捐给女儿的学校，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基金。
荣氏家族关注教育事业，不但在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身上体现出来，作为他们的子孙，荣智健重视教育，几乎不在他们之下。荣智健的企业做到大陆富豪中拥有最多资产的巨富，与他重视人才，是分不开的。正因为重视人才，他才不惜巨资，数次向教育事业献爱心。
荣智健是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荣智健对自己的母校感情深厚。
1985年，召开天津大学香港校友会成立大会期间，荣智健特意在“世界活动中心”接待天津大学代表，并表示出资为母校发电教研室购置10台微机，这在当时很为人注目的，同去的还有动力系宋老师，他当时高兴地握着荣智健先生的手激动地说：“荣先生，您这真是雪中送炭！”
1990年，荣智健在百忙的事务中抽身回到母校，参加了母校90周年校庆。
1995年，荣智健受聘担任天津大学名誉教授。在他母校百年校庆之际，他慷慨捐资200万港元，用于整修母校青年湖岸，建造了北泽园。并完善了发电教研室计算机房的建设。全校师生无不为荣智健对母校的深情厚谊所感动。
1997年，他又为母校送来了富有他深情的厚礼，为母校设立了5000万港元的“荣智健教育基金。”用于奖励母校的有功之臣。
1997年5月16日，荣智健省亲母校时，讲过一段情深感人的话：“我的能力应该归功于母校天津大学，是母校培养了我理工方面的基础知识。根据多年的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学了理工，再转学经济、管理，就容易得多了！”他的话，可以说是几十年从事企业管理的由衷体会。
他也不否认条件和机遇的重要性。他在与老同学畅谈时，承认他的父亲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说：“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就不可能做到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以至现在做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荣智健也十分中肯地评价了他自己：“不过，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香港中信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
“饮水思源”，“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改革家荣氏后人的重出江湖，“要没有母校天津大学对荣智健的培养”，当然也就谈不上荣智健今天的发达了！
对自己的老同学和学校的领导们，荣智健反复说的一句话：“我对天津大学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与天津大学对我的培养相比还是远远不够。”
荣智健不仅深爱自己的母校，对我国著名的清华大学也倾注了他的一片真心。
1999年12月22日，由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亲自命名并亲书楼额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大楼——明理楼正式启用。
清华大学法学院始设于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院改为清华大学之际。50年代被并入其他院校。
1995年法律学系复建，1999年校庆时，正式恢复法学院。经过广大师生奋发努力，清华大学的法律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法学研究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如今，荣智健捐赠的明理楼的落成使用，又为法学院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楼落成剪彩的仪式上，荣智健代表父亲荣毅仁向大家表示祝贺，他说：“家父对我能为清华大学做一点贡献感到欣慰。”
1993年，最令香港“马迷”们津津乐道的是，荣智健赢得了香港赛马会有史以来的巨资500万港元，荣智健并没有把这笔款项据为己有，而是慷慨地把这笔钱悉数捐给了他女儿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中国留学生基金，以帮助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
一次，他在和朋友闲聊起此事时说：“我热爱赛马，并把它视作一项运动。赢了钱，我就把捐给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