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76年10月，沈福天带领一个“三结合”攻关小组，正在葛洲坝工地上解决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工地上时，他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中央出大事了！”至于这件大事对整个中国以及他本人的命运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
其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处于施工的关键时刻。由于工程上马比较仓促，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作为技术组组长，沈福天自从来到工地后，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回北京了。这两年，他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吃住都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房里，吃的是食堂的大锅饭，睡的是大通铺，论生活条件，比在红菱湖“五七干校”时还要恶劣，但奇怪的是，沈福天并未感到有多么艰苦，始终精神抖擞，保持着旺盛的体力，连身边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技术人员，也暗自叹服，说“沈工简直是铁打的，一点也不像年过半百的人”。沈福天也不谦虚，半开玩笑道：“我这身体都是在五七干校锻炼出来的呢！”这话他对裘大水也说过。但裘大水不相信：“你少给我编瞎话！我在干校待的时间不比你短，怎么没锻炼出来？我看呀，还不是这葛洲坝工程多少圆了你几十年的三峡梦？”沈福天道：“这话用在你自己身上更合适，我听说你在蛇岛上一边养猪，还一边用沙盘研究你的三峡工程，这是真的吧？”话没说完，裘大水竟像小孩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据说，裘大水是周总理亲自点将把他从“干校”解放出来，派到葛洲坝工地的。他被任命为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水利部要求借调沈福天担任葛洲坝工程技术组组长。当沈福天拿着一纸借调令，风尘仆仆地赶到宜昌，刚下火车，就看见了站在月台上亲自来接他的裘大水。裘大水见到沈福天的第一句话是：“老伙计，我说过，只要在长江上建大坝，绝不能少了你，怎么样，今天应验了吧？”他还说，“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副坝，当初还是你提出来的。你可得跟我一起铆足了劲干，绝不能打退堂鼓啊！”
沈福天想：这份差事我可是赖不掉啦。
那些日子，沈福天同攻关小组的一帮人没日没夜地扑在攻克技术难题上面，脑子里净是一些工程技术参数，对政治丧失了以前的那种敏感性。起初，沈福天甚至不知道“四人帮”究竟指哪几个人。有一次，指挥部临时把他拉去参加政治学习，差点让他闹出大笑话。前面几个人发言，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轮到沈福天时，他也鹦鹉学舌地表态，结果，把汪东兴也当做“四人帮”的成员批判了一通，多亏主持会议的裘大水帮他打圆场，说沈工连续熬了几个通宵，脑子有点不清醒，纯属口误，这才没有让人产生更大的误会。
除夕那天，指挥部照例要杀猪宰羊，为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举办大会餐。留守在工地上的人少说也有上万名，若在一起聚餐，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餐馆或食堂恐怕也容纳不下，所以，每次会餐都是将猪肉和其他食品按人头定额发放下去的。沈福天作为工程指挥部成员和技术组组长，像往年一样，除夕这顿饭都是跟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在一起吃的。平时很少喝酒的沈福天经不住裘大水死磨硬缠，喝了两小杯白酒。裘大水呢，虽然酒量一向在指挥部无人能够匹敌，可那天不知怎么，只喝了不足平时的三分之二，说话舌头就有点不听使唤了。坐在旁边的沈福天知道他患有十二指肠溃疡，便劝他少喝一点。“我这是高兴呢，为啥不喝？”裘大水大着舌头说，“沈、沈工，这是我们一起在工地上过的第几、几个春节了？你也多喝两杯吧！”
裘大水是山东人，山东人喝酒个个都像梁山好汉那样的海量。
§§§第二节
沈福天回到北京到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报到的当天，就被免除了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向沈福天宣布水利部决定的，是当初跟他一起到红菱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白小乙。他现在是水利电力设计研究院政治部主任。院里的主要领导，除了古柏，几乎全换上了新人。
院办公楼前的阅报栏张贴着一幅幅白纸黑字的标语：“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倒‘四人帮’在水利部的爪牙濮一川！”“清查文革残余势力‘三种人’，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决不能让他们在党内有任何藏身之地！”“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濮一川在我院的代理人一个不漏地挖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沈福天觉得，这些标语中弥漫的火药味，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批斗走资派。就连院里的干部职工看他的眼神，也跟当初看那些右派分子和走资派一模一样。
沈福天听白小乙宣布完水利部的决定后，额头上直冒冷汗，他觉得呼吸困难，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只好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白小乙冷冷地看着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声音和表情都让沈福天感到全然陌生。
现在的白小乙，早已不是当初在红菱湖农场那个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了，一举一动都显得老气横秋。其实，他年纪并不大，才30岁出头。
沈福天在沙发上坐了片刻，觉得好受了一些。他不想在白小乙面前显得太软弱，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小白同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你们总不会把我当成什么‘三种人’吧？”
但他话音未落，白小乙脸上就浮现出嘲弄的表情：“你是什么人，你自己清楚，等到了学习班，我再向你解释吧。”
沈福天听出他话里有话，问道：“什么学习班？”
白小乙讳莫如深地说：“这个你别害怕，你要去的学习班，比濮一川现在待的地方条件好多了。”
一个星期后，沈福天就接到了去学习班报到的通知。
在葛洲坝待了几年，回家没几天又要离开了。沈福天在卧室里收拾行装时，甄可昕在旁边说了一句：“早知这样，你还不如待在工地上，不回北京呢。”沈福天见她一副忧戚的神情，安慰她说：“学习班又没离开北京，想回家，一抬腿就到了么。”
这么多年，甄可昕很少过问沈福天工作上的事情，但现在，丈夫被免职了，尽管她不清楚这件事对沈福天意味着什么，但他这些日子愁眉不展，几天下来，整个人就瘦了一圈。以前从工地上回来也没见过这样的。这无法不让甄可昕担心。她轻轻叹了口气：“都奔波半辈子了，什么时候你能在家安安静静地过几天日子呢？”
很久没听到妻子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话了，沈福天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他仍然故作轻松地说：“快了，我的职务一拿掉，浑身轻松。古人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学习班一结束，我后半辈子就可以在家陪你好好过日子了。”
甄可昕说：“这话只怕你自己也不会信。拿掉了职务，你会放得下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工程？”一句话，噎得沈福天半晌接不上话来。
临出门时，沈福天忽然想起什么，叮嘱甄可昕：“我的事，你可别告诉如月……”
学习班设在玉泉山招待所。
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紧邻西山和颐和园，风景十分秀丽。山上有一眼四季不断的清泉，泉边树立的碑石上写有“玉泉”两个大字，据说是乾隆皇帝手书，玉泉山这山名就由此而来。山下有一座静明园，玲珑精致、曲径通幽，颇有苏州庭院的风格。清朝的许多皇帝每到夏天，便到这儿来避暑狩猎。因此，玉泉山又以皇室禁苑饮誉京城，俗称燕京八大景之一。
按说，沈福天常年在水库工地上奔波，能够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修身养性，待上一段时间也不错。但沈福天的心情无论如何也悠闲不起来。因为，这个学习班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隔离审查”。报到的第一天，他就被告知要严格遵守“五不准”：
一、学员不准请假；
二、不准擅自外出；
三、不准会客；
四、不准私下串通；
五、不准以任何理由逃避专案组的审查。
根据沈福天有限的政治经验，只有“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才会被送进这样的“学习班”。每个学员住的都是单间，比当初他来招待所开会和讲课的待遇还高，可他明白，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学员之间“串通”，也就是“串供”的意思。这不跟监狱的犯人差不多么。
头天晚上，沈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声一响，他还是硬撑着爬起床来，洗漱完后，拿着饭盒去食堂。刚走进食堂，他就看见了一群同样拿着饭盒的人排着整齐的队列，每个人都眼圈发暗，没精打采，无声无息的，像一群影子。这些人应该就是学习班的“同学”了。沈福天想。他向排队的人群扫了一眼，发现有些人很面熟，虽然叫不上名字，但知道都是水利部系统的人。其中，有一个看上去年纪比自己还大的人，让他多看了两眼。这不是红菱湖“五七干校”的那个周主任么？沈福天正暗自惊讶时，对方也看见了他。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旋即又闪开了。他们显然都想起了昨天报到时拿到手的那份列有“五不准”纪律的“学员须知”。
沈福天愣怔了片刻，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排到了队列的最末尾。
吃过早饭，学员们被通知到一楼会议室集中，接受专案组训话。说是会议室，其实是培训水电工人学员用的一间教室，以前沈福天就是在这间教室讲的课。现在，他坐在原来工人学员们坐的课桌后面，望着空荡荡的讲坛，脑子里也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专案组的人走进了会议室，他们一共八个人，鱼贯而入，依次在用课桌排成的主席台上就座。每个人的脸上都绷得紧紧的，十分严肃。沈福天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他眼睛有点老花，看不清前面的人，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宣布“下面，由专案组副组长白小乙宣读中央及水利部党组关于清查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有关政策规定”时，不禁愣了一下。难怪那天白小乙对自己说“等到了学习班我再向你解释”，原来他抽调到专案组担任副组长了。
在白小乙宣读文件的过程中，沈福天满脑子都是以前在红菱湖“五七干校”时的情景，一幕一幕的，像放电影一样。其中，他去蛇岛看望裘大水返回途中，碰见白小乙赶着鸭子从水渠另一边呼啸而过的情景，在他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出现。有那么一会儿，他几乎像灵魂出窍，完全忘记了自己眼下的处境。
后来，宣读完文件的白小乙提高了嗓门，用训斥的口气说：“现在，你们应该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被送到这儿来了吧？如果仍然有没弄清楚的，也不要紧。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你们什么时候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这个学习班就什么时候结束，否则，学习班就一直办下去！至于你们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们当然会严格按照中央文件处理，但首先还是取决于你们每个人的态度……”
沈福天觉得，白小乙的话似乎是针对他讲的，有点威胁的味道。
§§§第三节
学习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叫“讲清楚”，第二阶段叫“自查自省”，第三阶段叫“水落石出”。顾名思义，“讲清楚”就是向专案组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自查自省”就是自我反省，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找出自己“犯错误”的原因，至于“水落石出”嘛，就是宣布处理结果，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悉数结案。白小乙在大会上再三强调，这三个阶段就像小孩子玩跳房子的游戏，必须一关一关地过，谁先过关，谁先离开“学习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留级生”，但谁也别想“跳级”。
学习班总共有近百名“学员”，而专案组成员只有八个人，每两人一组，一个做笔录，一个主持讯问，跟公安局审案子差不多。以四个组平均每天传唤四个人计算，全部轮一遍，也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询问的时间也各有长短，有的人问题比较简单，交代问题积极主动，自然也就省事得多，一来二去便都“讲清楚”了。但碰上问题复杂，态度又消极，老谋深算，擅长跟专案人员“兜圈子”、“撒烟幕弹”的人，事情就棘手多了。有时几天下来，不仅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反而越讲越糊涂，绕来绕去的，连讯问的人也觉得自己被绕进迷雾中出不来了。专案人员称这种人为“老油条”，碰上这样的人，组长和副组长都会亲自出马，采取轮盘战术，反反复复，加班加点，有时候，为了寻找迫使对方认罪的证据，还得停顿下来，派人出去“外调”，一直到最终啃下这块“硬骨头”才罢休。只是这样一来，“讲清楚”的进程就变得格外地缓慢了。有些自认为问题不严重，想早点从学习班出去的人等得着急了，主动找到专案组问：“怎么还没有轮到我‘过堂’呢？”学员们私下里都把“讲清楚”叫做“过堂”。专案人员打着哈欠，不耐烦地说：“急什么？先自己在房间里把问题想清楚吧，省得轮到你时讲不清楚，又耽误时间。”
沈福天就属于那类“自认为问题不严重”的人之一。在等待“过堂”的那段时间，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把分发给每个学员的文件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比研究工程图纸还要仔细认真。中央文件对“三种人”有十分明确的限定。所谓“三种人”，一是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二是有严重帮派活动的人；三是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对照这三条，沈福天觉得自己哪一条都靠不上。按照中央文件规定，除了“三种人”属于敌我矛盾，其他犯有“严重错误”或“错误”的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在学习班上把错误讲清楚，最重的处理也只是“党内警告”，而且如果认错态度较好，处理结果不记入档案。
如此一来，沈福天刚进学习班时那种沉甸甸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开始冷静对待这次“隔离审查”。
终于轮到沈福天“过堂”了。
负责主审的是白小乙，另一位专案组成员是个女的，约莫30来岁，短发，薄嘴唇，皮肤比较白，下巴上有一颗痣，若不细看，会以为是一只苍蝇叮在上面。这是专案组成员中惟一的一名女性，沈福天曾听学员们背后叫她“美人痣”，是水利部一位领导的爱人。两个人坐在靠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后面，房中央放着一张凳子，不用说，这是接受审查的人坐的地方。
沈福天尚未在凳子上坐稳，白小乙就用法官审讯犯人的那种腔调问：“沈福天，你对自己的问题想清楚了吗？”
“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我一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配合专案组的工作，尽快把问题讲清楚。”沈福天表态似的说，“小白同志，下面……”
“等一等，”白小乙打断了他，“在你的问题定案之前，你还是别称呼我‘同志’，叫我白副组长吧。”
沈福天有点尴尬，下意识地瞟了美人痣一眼，她握着钢笔，准备做记录，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没有听到白小乙刚才那句话。
“好吧。”沈福天支吾着，按照事先理好了的思路，正要接着往下说时，却因为受了白小乙的抢白，思维像断线的风筝，忽然出现了一段空白。
见沈福天半晌不吭声，白小乙不耐烦地说：“要不要我帮你提个醒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