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不少北京知青称之为“老莫”的莫斯科餐厅，邱少白第一次请如月吃俄国西餐。如月不是第一次去老莫，几年前，她刚到水电设计研究院资料室上班不久，为了庆祝她终于有了工作，妈妈提议全家一起去老莫吃顿饭。可那时候，老莫早已不经营俄国西餐，而改卖北京小吃了。尽管如此，如月觉得，那次在老莫，包括外婆在内，是他们全家人在一起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现在的老莫又恢复了经营俄国西餐。邱少白说，文革前，他是这儿的常客，不仅经常和家人一起来，许多次同学聚会也是在这儿举行的。他一边说，一边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刚刚装修过的餐厅里的那四根大柱子、天花板上光彩照人的吊灯、墙上的雕花壁饰，以及每一扇门窗上的花纹，并不时指出哪个地方跟以前的差距，甚至对服务员的衣着和言谈举止，他都要品头论足一番，那口气，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就是在这当儿提起沈秋池的。“文革前，我和你哥哥，还有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同学们，最后一次聚餐就是在老莫，那次，我点的第一道菜是红菜汤和罐焖牛尾，可秋池坚持要退掉罐焖牛尾，并且严肃地说，‘我们还是节俭一些吧，为什么要这样奢侈呢？’……秋池是我们学习小组的领导人，我只得服从他，退掉罐焖牛尾，只留下了红菜汤。”邱少白望着天花板上的红五星和镰刀斧头，用低沉的嗓音说，“他是一个多么有理想的人啊！当然，不仅仅如此，他还是第一个站出来向封建血统论和特权等级制度挑战的人，而且是以自杀的方式。曾经有人说他选择自杀太怯弱了，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就是个英雄，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第一个为了自由和平等献出生命的英雄！这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
邱少白的声音并不高，但在如月耳朵里，仿佛一声惊雷，在她心里掀起了一股巨浪，那一刻，餐厅内所有的嘈杂和喧嚣都消失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邱少白，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似的，目光里含着惊讶，甚至感激，以至眼睛都有些潮湿了。
邱少白显然察觉到了如月的激动情绪，但他故意把目光投向天花板上的镰刀斧头——苏联国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鉴赏家在鉴定一件文物，好一会儿，才把脸转向她，习惯地用手指撩了下额前的一绺头发，微笑地说：“如月，你知道么，这还是我第一次请女孩子来老莫吃饭呢！”
邱少白的话题转换得太突然，以至如月一下子很难从刚才的情绪中调整过来。但对方脸上那一缕温存的微笑似乎唤醒了她心里的某种东西，她重新用一种目光打量面前的这位诗人，而不是仅仅把他当做“哥哥的同学”。
当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第五节
其实，如月那时还很难说对邱少白有多么了解。有一段时间，他们每次约会，几乎都是听邱少白谈自己，包括他的家庭。
邱少白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父亲是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任文化参赞，母亲则是大使馆的译员。而第一任大使是担任过中共领导人的王稼祥。还是在建国以前，当王大使受毛泽东之命，前往莫斯科组建联络机构时，邱少白的父母就双双成为了其麾下的重要成员。这除了王大使对邱少白父亲的工作能力颇为欣赏之外，还因为他们都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仅隔两届的校友。邱少白的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一直和丈夫在上海从事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当她跟随丈夫从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秘密辗转哈尔滨，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时，已经身怀六甲了。因此，邱少白是在莫斯科出生的。邱少白还有一个俄语名字：安德烈。他在莫斯科一直待到五岁，不仅能说一口跟一般苏联孩子难分伯仲的俄语，而且由于父母都精通俄语，具有相当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修养，他三岁时就能背诵普希金的《自由颂》、《青铜骑士》，并且跟父母一起到莫斯科大剧院观赏过《天鹅湖》等经典芭蕾舞和歌剧。克里姆林宫广场上的集会、莫斯科河畔的落日、从列宁山眺望莫斯科时的恢宏与壮阔、新处女公墓的肃穆和幽静，以及《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始终是他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意象。从苏联回国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当了一名普通的编译员。而邱少白的母亲留在外交部工作。一年后，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申请，丈夫也很快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
邱少白告诉如月，父亲和母亲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前，带他到新建成不久的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颇为丰盛的俄式西餐。整个进餐过程中，父母几乎没有说一句话，而且吃得很少，那样子与其说在吃饭，不如说在履行某种仪式，邱少白惊讶地发现，平时能做一手地道俄式西餐的父亲竟然几次把刀叉都拿错了。吃完饭，一家人走出餐厅，父亲用俄语对母亲说了一句“再见”，母亲也用俄语回了一句，然后，父亲便拉着儿子的手，匆匆离开了。邱少白正纳闷妈妈怎么不跟他和爸爸一起回家呢，他回过头去，看见穿着白色风衣的母亲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餐厅门口，借着从餐厅门口射出来的灯光，他隐约看见妈妈的眼角闪烁着泪花，刹那间，他什么都明白了。
离婚后的第三天，邱少白的母亲便悄悄离开北京，前往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担任了中国驻匈大使馆的二秘。后来，邱少白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背叛了父亲以及他们的爱情。所以，当几年之后，母亲在那场震动全世界的匈牙利骚乱事件中意外地死于非命时，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同儿子的态度相反，父亲听到消息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出来时眼圈还有些发红。通过这个细节，邱少白意识到，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过对母亲的爱。但正因为这样，他觉得自己永远没法原谅母亲……
邱少白对如月谈起自己的家庭和父母时，表情和语气始终显得很淡漠。如月觉得，这也许跟他长期缺少母爱有关。如此一想，心底竟然涌出一缕柔情来。莫非她真的爱上邱少白了吗？当她这样问自己时，又觉得有些拿不准。有人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家庭。现在，如月对邱少白的家庭多少有所了解了，她一个人独处时，也经常揣摩邱少白和他父母的经历，虽然没有见过他们，可她总觉得自己对他们比对邱少白本人还要熟悉。有时候，她觉得邱少白母亲的经历跟倪爽阿姨有点相似。同样浪漫而传奇的生活经历，同样悲剧性的爱情和命运。那么，邱少白的父亲呢，是不是跟舅舅甄垠年也有些相似呢？她甚至很希望见一见邱少白的父亲。这样的想象几乎让如月觉得自己有些走火入魔了。但邱少白似乎从来没有这种打算。到后来，他们在一起时，邱少白不再像过去那样谈自己的家庭和父母，如月却一反往常，主动地问这问那，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他的父母，弄得邱少白都有点儿烦了，有一天突然反问道：“你这么关心我父母的那点事儿，怎么就不见你说说你自己家的人呢？”如月半晌回答不上来，怔了好一会儿，才委屈地嗫嚅道：“我家里……你也没问人家呀！”话虽这样说，心里却反倒有些高兴，暗想，从来都是你自说自话，现在总算想到了解别人的“那点事儿”了！
期待对方在乎自己，并对对方的父母及周围的人感兴趣，大概是所有恋爱期间的女孩子一种普遍的心态。
这样说来，如月真的是在恋爱了。
但自己的家人有什么值得一说呢？如月有时候想。相对于邱少白的家庭，包括他父母富于戏剧性和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她觉得自己的父母简直显得平淡无奇，不值一提了。当然，外公的一生还是值得一说的，可那毕竟与自己相隔太远，甚至需要复杂的历史知识才能说清楚。那么父亲呢？当她试图对邱少白谈起自己的父亲沈福天时，发现自己竟然很难清晰描绘出他的形象来。如果说青年时代的父亲跟舅舅一起在上海求学以及后来留美深造的经历，还能向她呈现出一个边地青年自强不息的曲折生活轨迹，那么，父亲后来的形象却越来越模糊不清，让她不知道从何说起了。的确，一个水利工程师的生活在正处于恋爱中的女儿眼里，无论如何是缺乏生动可感的魅力的，以至她觉得，如果离开了那些水库和大坝，父亲的经历和形象都会显得残缺不全。这使如月意识到，父亲沈福天把自己完全融进了他的事业以及时代，或者说，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所以，如月后来把更多的话题转向了舅舅。在甄垠年身上，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在不厌其烦的讲述中，她甚至像一个小说家那样不断添加进自己的一些想象乃至虚构，到头来，呈现给邱少白的甄垠年，几乎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让邱少白着迷了，几次提出要如月带他去见见这位“悲剧主人公”（邱少白的评语）。如月作为女孩子的虚荣心多少获得了一些满足，有时她转念一想，这样对父亲是不是很不公平？但这种念头只是偶尔一闪，就消失不见了。可如月很长时间都没有答应带邱少白去见舅舅甄垠年。“除非你先带我去见你那位外交官父亲。”她半真半假地对邱少白说。至于真实的理由，她恐怕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时正是70年代末期，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激进时代刚刚结束，随之而来的这个时代虽然还刚刚开始，正在步履蹒跚地向前迈进，人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来命名这个突然莅临的新时代，但许多青年人的人生观已经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如月和邱少白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诗人邱少白，一开始，他就是带着一种叛逆另类的姿态走进女大学生如月的生活的。从不同凡响的家庭背景和出生，到充满异端色彩的诗人生涯，再到他桀骜不驯的生活方式，都注定了这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颠覆冲动的人。他甚至在自己平时的言谈举止中，都有意无意地模仿雪莱、拜伦这类离经叛道，既与时代紧张对峙，又创造出新的时代风尚的人物。而这恰恰迎合了如月在情感和精神上的双重期待、甚至渴望。从小受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熏陶的如月，在她的少女时代乃至整个青年时期，其实都充满了浓厚的英雄情结。她和邱少白的相恋，未尝不是这种“英雄梦”的一次惯性滑翔。就此而言，她和邱少白走到一起，直到彼此爱上对方，几乎是势所必然了。所以，他们绕来绕去地谈论彼此的家庭父母也好，谈论沈秋池以及甄垠年也好，都不过是那个过渡时代两个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年轻人真正相爱之前的心理测试游戏，或公开表明心迹之前的暗示甚至挑逗，就像部队发动总攻之前的佯攻或声东击西那样，不过是一种小小的爱情伎俩。
如月后来想，她就是这么慢慢爱上邱少白的。
§§§第六节
如月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见过老卢了。老卢已经辞去文学社社长的职务，系里的文学活动也很少见到他的影子。还是一个月以前，如月从学校图书馆出来回学生宿舍，穿过旁边的林阴小道，远远看见老卢胳膊下夹着一本书，从对面的树林里出来，旁边还有个女生跟他走在一起，如月一眼认出那个“女生”就是梅雨。自从上次在民族文化宫分手后，如月一直没见过梅雨，她本来想上前打个招呼，但两个人窃窃私语，没有注意到她。如月犹豫了一下，等他们走远后，才穿过林阴小道，回宿舍去了。
寒假前几天，北京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也陡地下降到零下15度，马路边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整个城市的交通差不多也堵塞了。不少机关单位被迫放了假，在公安交通部门的紧急动员下，人们纷纷拿着铲子、铁锨和扫帚等工具，上街清扫积雪。大学校园里也不例外，如月早上刚起床，就被同学们拉着去扫雪，直到下午，才把校园内各条交通要道上的积雪清扫完毕。说来也怪，当她和几个女同学用围巾捂着冻得通红麻木的脸庞回宿舍时，却丝毫不觉得寒冷，在宿舍门前的空地上打起了雪仗。直到快到开饭时间，她们才意犹未尽地鸣金收兵，拿起开水瓶和饭盒，往食堂走去。
吃过晚饭，如月用围巾把头和脸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从宿舍里出来了。那件大衣是父亲沈福天在工地上发的，父母送她入学时，非要给她带上，但如月嫌大衣太厚，灰不溜秋的，式样又显得那么土气和难看，所以不是天冷得不行，很少穿它。
上个星期邱少白已经和如月约好了，今天要带她去《探索》编辑部开会。说起来，如月已经算得上《探索》的半个工作人员了，可除了编委之一的邱少白，她至今还没见过编辑部的其他人。所以那天邱少白问她去不去，她想也没想，立马就答应了。“能见到老木吗？”邱少白听她这么问，皱了皱眉：“难道在你眼里只有老木一个诗人？”如月笑道：“他不是名气大么！”说完，意识到什么，又补充道，“你名气再大，可咱们不是经常在一起么？”听起来有点像哄小孩儿。可邱少白脸上顿时浮起了笑容。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如月刚下楼，像他们往常约会那样，邱少白已经在楼下等着她了。
由于雪大路滑，邱少白今天没有骑自行车。他也穿上了大衣，草绿色的苏式军大衣，质地和款式都显得格外威武和帅气。不过跟邱少白的气质不怎么协调，他在脖子上套了一条栗色的纯羊毛围巾，再加上那头桀骜不驯的鬈发，怎么看也不像个军人。邱少白见如月盯着他的大衣，眼色怪怪的，不无炫耀地摸了摸笔挺的衣领，说：“是我爸以前在大使馆发的，地地道道的苏联货。”说着，瞟了下如月身上的大衣，惊异地问：“你怎么穿上这么件东西？跟个工人似的！”如月说：“我爸单位发的，可不是工人穿的么！”邱少白说：“你爸不是大工程师吗，怎么变成工人了？”如月说：“工程师和工人都有一个工字儿，还不一样！”
两个人一边耍着贫嘴，往校园门口走去。快到校门口时，学校的广播喇叭响了，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一个男播音员正在播送社论，内容好像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声调听起来很激昂、雄辩、义正词严，像以往每次发动一起政治运动之前播送的社论那样。
走出校门时，邱少白忽然说：“听说正在组建特别法庭，很快就要审判他们几个人了。”
如月当然知道他说的“他们几个人”是谁。不知怎么，她想起文革刚开始不久，在清华附中的一次广场大会上听江青演讲时的情景。那次她本来是去找哥哥沈秋池的，碰巧赶上了，不过由于距离太远，她个子又小，隔着晃来晃去的人头，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江青穿着军装，站在用课桌临时搭起来的讲台上，声音通过扩音器放出来，听起来高亢、尖细，有点儿话剧腔。她甚至没有看清楚江青的脸，倒是她衣领上那两块红领章在阳光照耀的天空下，像两束鲜艳的火苗，夺人眼目，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热血沸腾……那天，邱少白也在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