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舅舅那儿回到家里，如月见妈妈和爸爸一整个晚上都在为请舅舅来家里的事犯愁。舅舅离开北京毕竟十多年了，不管怎样，家里都应该请他吃一顿饭。对于爸爸和舅舅之间的不和，如月是早就知道了的。这些年来妈妈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一直忽冷忽热，多少也与此有关。她依稀记得，当年舅舅离京之前，妈妈本来想请他来家里吃顿饭的，可舅舅执意不肯。“这不怪你舅，要怪只能怪你爸，谁要他在那种节骨眼上对你舅落井下石呢？”妈妈曾经对如月这样说。可同样一件事后来到了哥哥嘴里，却变成了“大义灭亲”。所以如月对于爸爸和舅舅之间的这层纠葛，始终不知道怎样判别是非。对于她来说，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要想真正理解还需要时间。现在，这件事过去了十多年，但两个人的关系丝毫没有改善，这个时候即使爸爸主动去请舅舅，他也未必肯来，何况爸爸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态度暧昧呢。
请舅舅吃饭这件事，妈妈最终还是听了外婆的建议，决定到西直门的红旗烤鸭店包一桌酒席。红旗烤鸭店原来是全聚德的一家分店，文革后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小薛就在那家烤鸭店当厨师。
但舅舅最终还是没有来参加专门为他准备的酒席。如月听妈妈说，舅舅不能来的原因是要去见一位美国友人。那时，尼克松访华不久，中美刚刚建立外交关系，报纸上开始经常出现美国人访问中国的报道，北京街头的外国人也渐渐增多起来。所以，舅舅的这个推辞理由让妈妈甄可昕笃信不疑，并且为他感到高兴。那时候谁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政治上不可靠，是不许和外国人接触的。妈妈满脸欣慰地对如月说：“你舅舅刚回来就去见外国人，看来，他头顶上的那顶帽子要摘掉了……”
§§§第三节
接到回北京的通知时，甄垠年已经在榔树坪观测站当了十四年的水文观测员。整整十四年间，他一次也没回过北京。他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么多年，他已经完全习惯了长江边那座小镇上的生活，干起水文观测站的工作来得心应手，仿佛他天生就是一名水文观测员。甄垠年几乎忘掉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水利学教授，无论是生活习性，还是行为方式，包括他那被江风熏得黝黑发亮的皮肤和一口纯正的榔树坪方言，都跟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了。而且，甄垠年已经在那儿成了家，妻子是他到榔树坪不久就认识了的山村女教师朱合欢，结婚后不久，合欢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甄垠年给儿子取名“小爽”。合欢问他为什么给儿子取这么一个听起来有点怪的名字，他笑了笑，没回答。
甄垠年原本以为，这次回到北京，自己头上这顶戴了十几年的右派帽子要摘掉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上面之所以通知他回京，是因为苏珊要见他，跟摘帽毫无关系。因此，当他接到学校外事部门通知，去北京饭店见苏珊时，心里既疑惑，又有一种被谁耍弄了的感觉。自从回国后，甄垠年和苏珊一直没有任何联系。现在，苏珊突然来到中国找他，而且是通过外事部门，甄垠年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不禁想，时隔二十多年后，这位曾经跟自己一起结伴考察过密西西比河的“美国友人”还像当年那样活力四射吗？
甄垠年参加的那个科研项目，是大萧条之后美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水利普查活动，范围包括俄亥俄河、密苏里河、田纳西河、科罗拉多河和密西西比河等几条主要流域，涉及到土壤、水文、气候、地质结构等课题，由联邦水利总署和垦务局发起，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被誉为“常春藤联盟”的五所大学具体组织实施。甄垠年的导师莫里斯教授是该项目的学术负责人，作为他的助教，甄垠年自然就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
由于规模大，项目驳杂，任务繁重，持续时间长，参加普查活动的人员大多是从全美各高校抽调来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还有一些尚未毕业的研究生。所有参加者先到普林斯顿大学集中，然后分成若干个小组，分赴不同的流域和地区。甄垠年所在的小组负责的是密西西比河流域。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在斯坦福大学时曾经带领他们去田纳西河谷实习的苏珊也参加了这次普查活动，而且跟他分在同一个小组，只不过他们分担的任务不同：苏珊负责土壤调查，他负责水文调查。
苏珊是美国著名水坝权威罗奇·切瑞尔的女儿。几年不见，苏珊还是那么活泼、洒脱不拘，刚一见面，就热情洋溢地同他打招呼，还当着那么多人亲密地和他拥抱，让甄垠年颇有些不自在。
“甄，是你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回国了呢。”苏珊摆动着一头比过去更长的金发，打量着他说，“你越来越像个学者了。”
甄垠年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当学者，早就该改行去当诗人？”
苏珊大概想起了以前对甄垠年说过的话，扮了个鬼脸：“中国有句俗语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也许我错了，对吗？”
甄垠年笑道：“不一定吧，没准以后我真的会去当诗人哩。”
苏珊也笑了：“是啊，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要不怎么知道自己不可能？”
苏珊仍然穿着她喜欢的牛仔装，携带的行李、睡袋和帐篷也与众不同，看上去与其说是去搞科学普查，倒不如说像是去探险或旅游。更有意思的是，她还自己开着车来的，那辆至少已经开了一万英里以上的红色旧吉普，像她的满头金发那样鲜艳夺目。甄垠年开玩笑说：“看来我要少走许多路了。”苏珊说：“我也正需要一个保镖，不过你得给我交汽油费呢！”
两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按照计划，他们这个小组将先到新奥尔良市，然后像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员那样化整为零，沿着密西西比河溯流而上，展开各自的普查活动。
甄垠年和苏珊在新奥尔良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天，但喜欢逛街的苏珊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刚在旅馆住下，就叫上甄垠年，开车出来了。
1940年的新奥尔良，显得芜杂和凌乱，甚至有些陈旧、粗犷，与马克·吐温小说中的描写十分相似。那些殖民时代遗存下来的法国建筑和生活情调，使这座城市仿佛处在另外一种时空，尽管日本偷袭夏威夷军港的事件，差不多让所有的美国人惊慌失措，仿佛一夜间堕入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在新奥尔良，却几乎看不到这种影响。人们的表情仍然像过去那样从容不迫、悠闲自在。街上的行人中有白人、黑人以及法裔和西班牙裔的混血儿，还有越南人。从当地人浓重的南方口音里还能听到夹杂着的法文单词，别说甄垠年，就连粗通法文的苏珊听起来也有些费劲。
他们先是开车逛了一阵子，可街上实在太拥挤，后来便干脆把车停在马路边，两人开始步行。
天快黑了，街灯次第闪亮起来，不久，波旁街那些酒吧门口的霓虹灯也随之绽放出五光十色的异彩。酒吧里放的大多是爵士乐。爵士乐是一种把非洲的节奏和欧洲铜管乐团的风格结合起来的音乐，主要由黑人号子、民歌、灵歌孕育而成，简单的四拍子，节奏明显，气氛热烈，即兴感、对位性很强，乐器则比较原始简陋，后来借鉴了切分节奏，用小号、黑管、长号吹奏主旋律，渐渐使爵士乐的风格城市化了。喜欢音乐的苏珊一听到爵士乐的旋律，就不由自主地在街头扭动腰肢，走起了爵士舞的舞步，惹得不少行人把目光投到她身上，几个黑人青年还冲她吹起了口哨，苏珊毫不在乎，试图拉甄垠年跟她一起跳舞，甄垠年一度对爵士乐也颇感兴趣，有段时间因为无聊，还买了一把单簧管，可没等学会就扔到一边去了。他巧妙地躲开了苏珊伸过来的手。他不习惯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后来，苏珊便拉着他的手走进了一家外观颇具印第安风情，名叫“棕榈树下”的酒吧。
酒吧里座无虚席，灯光幽暗，弥漫着一股呛人的雪茄味道。乐队正在演奏著名爵士歌手刘易斯的《Hello，Dolly》，听说刘易斯从小就是在波旁街长大的，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代以后他会成为美国爵士乐的代言人吧。甄垠年也比较喜欢刘易斯，曾经买过他的一张唱片。但酒吧内空气实在太闷，他们站在一根粗大的廊柱下听了一会儿，便走出了酒吧。
来到门外，甄垠年才发觉苏珊一直拉着他的手，黑暗中，他的脸有些发红，便试图把手抽出来，但用了一下力没成功，苏珊把他的手抓得太紧了，甄垠年只好放弃了努力。
那天他们逛到很晚，临近深夜时，还在运河大街的露天咖啡馆一人要了一杯加糖咖啡，坐了好长时间。在美国生活了几年，甄垠年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生活。有时工作累了，他一个人也半夜出来，找一家酒吧或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当日的报纸，全身的疲乏便不知不觉地一扫而光了。
这会儿，两个人相向而坐，苏珊像个小伙子那样跷着二郎腿，嘴里哼唱着刘易斯的那首《Hello，Dolly》，冷不丁冒出一句：“刘易斯没准也在这儿喝过咖啡吧？”
甄垠年忍不住笑了。他觉得苏珊有时真孩子气。他不禁又想起了倪爽，当初他俩在上海滩的红房子西餐馆也曾经像这样相向而坐，现在回忆起来，倪爽似乎从未像苏珊这么“孩子气”过，是她故意在自己面前表现矜持，还是她俩原本就属于两类不同性格的人呢？甄垠年一时找不出答案来。他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倪爽。这些年来，他很少想到倪爽，此刻却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她，而且不由自主地将她跟苏珊进行比较。
这时，苏珊忽然对他说：“垠年，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在诺利斯小镇喝咖啡的情景吗？”
这个亲密的称谓使甄垠年心里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当然记得。”他说着，瞥了她一眼，他不明白苏珊为什么问起这个，朦胧中，他看不清苏珊的表情，只能看见她那双明亮的眸子在夜色里像一颗宝石那样熠熠发亮。他抬起头仰望了一下湛蓝的夜空，满天的星辰交相辉映，仿佛一双双黑人少女的眼睛。他觉得身上有些凉意，想到明天就要向密西西比河进发，便说：“天很晚了，我们该回旅馆去了。”
苏珊似乎有些走神了，半晌才说：“嗯哈，咱们回去吧。”
“密西西比”是印第安人的称呼，意为“大河”或“众水之父”。它是北美洲大陆上流程最远、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大的河流，是全球三大黑土带之一，也是美国洪水泛滥最频繁的地区。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联邦政府耗费巨资和人力多次对河道进行勘查、疏浚，堤坝遍布流域两岸，在两千多公里的河岸线上，仅大大小小的水闸就有好几十座，堪称世界上最为严密和先进的防洪体系。192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洪法》，使这种经过周密规划的防洪体系遍及全美。甄垠年的老师莫里斯教授曾经受联邦水利总署邀请，两次担任过密西西比河防洪工程的工程顾问，还撰写过一部专著《密西西比流域泛洪状况及其对策》，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许多高校的参考教材。攻读博士期间，甄垠年为了强化自己的专业英文水平，还用整整一个暑期将这部书翻译成了中文。通过这次翻译，他对美国在河流治理和防洪技术所达到的先进水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实，从洪水流量和泛洪频率两方面来衡量，密西西比河与黄河、长江的状况颇为相似，但国内在对这两条主要江河的治理上几乎还处于空白阶段，与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至少相隔一个世纪以上。联想到这一点，甄垠年每每感到一阵阵不安。他想，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土资源都没有能力给予充分的治理和利用，别说建设强盛国家，就连保障民众的基本利益及改善民众的生活也无从谈起。
甄垠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防洪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还没有在杂志上发表，就引起了美国水利总署的高度重视，不仅资助他全文出版，还列为联邦水利技术人员的必读书目，这在中国留学生中是从未有过。可甄垠年并未感到多么荣幸，反而觉得有些自卑，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意识到这种心态未免有些狭隘，可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将中国与美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冲动。有一段时间，他焦虑不安，连觉也睡不好，几次差点儿想丢下刚刚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的教职，回中国去，可一旦冷静下来，想到正处于战火纷飞中的祖国，自己即使回去，又能有何作为呢？如此一想，便不得不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甄垠年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甚至郁闷的心境下，参加了这次水利普查活动。多亏遇上苏珊一起同行，再加上密西西比河绮丽的风光，他的心情多少得到了一些释放和抚慰。
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景色的确旖旎无比。夏季的旺水期尚未来临，密西西比河看起来还不太有生气。河面不宽，河水静静的，看不出一丝一毫流淌的样子。春天的阳光很灿烂，洒在水面上，成了一个个跳跃的金色小点。河两边是堆积的淤泥，可以想象涨水时洪波汹涌的情形。西岸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绿色的波浪逶迤而去，同蓝天连成一片，一群野牛在绿茵茵的草原上漫步，其中一头年迈的野牛卧在茂盛的草丛里，一边悠闲地望着头上的蓝天白云、壮阔的河流以及繁茂而荒野的两岸，一边用前蹄梳理自己沾满淤泥的长髯。东岸的风光则与西岸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各种颜色和芳香的树木在河边、山巅、岩石和幽谷里杂处一堂，茁壮生长；野葡萄、喇叭花、苦苹果在树下交错，在树枝上攀缘，一直爬到顶梢，从槭树伸延到鹅掌楸，再从鹅掌楸延伸到蜀葵，形成无数洞穴、拱顶和柱廊，木兰树在丛莽之中挺拔而起，静止不动地耸立着锥形的圆顶；树顶开放着一朵朵硕大的白花，仿佛在俯瞰着整个丛林。除了旁边摇着绿扇的棕榈，简直没有任何树木可以同它媲美。
这是甄垠年和苏珊有天中午在密西西比河边公路上小憩时欣赏到的美景。那时，他们开了整整一上午的车，趁着停车午餐，苏珊从车上拿出一只保温杯大小的瓶子和一把小铲，到林间的空地上采取土壤标本。像这样的瓶子，苏珊准备了好多个，从离开新奥尔良起，每行驶一段距离，她就要在河岸边的草原、树林或田野上采取一撮土壤装到瓶子里，然后贴上写好采样地点和时间的标签，放到专备的土壤标本袋里去。每次看见苏珊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弄到的不是泥土，而是价值连城的黄金，甄垠年就忍不住想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