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其实，我每天的工作较多，也杂，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怎么算工资，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它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感觉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过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待之，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经常，我就看见他是这样地悠闲。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特烦，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特别是我原来的建达厂，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主管蒋兰芬提过，联合所有的部门主管，跟老板提意见，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
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10小时分配任务，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玩去哪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都得加。还不如省点力来陪你们这些主管磨洋工。还有一层心理是，员工认为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厂刚当小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没事做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让公司给我两到三块黑板，发挥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志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的油漆立马变成黑板，订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1993年五月的一天傍晚，利用我做人事的便利，开辟了一块黑板墙报并自封为主编，一周刊登一期。第一期稿，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插图。用的是粉笔字、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心理。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下了班看的看，抄的抄，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也要堵小明的嘴，我倒要看看，到底公司有多少爱好文学艺术的员工。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散文、记事之类的文字，小说、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并深受工友的喜爱与老板的赏识。有时，路过黑板墙报是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刊发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四处奔走，非我所愿（四）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爱听主管的话，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书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插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奇迹般起崛起座座城……”邓小平同志的那次南巡，是支持、鼓励改革开放，民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再次涌现。我不知道广东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的人？
那一年，我的处女诗《无题》终于在发表在《珠江潮》第二期，编辑部一并寄来了32元稿酬，两本样刊，心里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在正规的刊物上发稿了。我把稿酬拿来买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汪国真诗集》，一本是席慕蓉的《七里香》。剩下的，我就买稿纸和笔。这时候，三十多元的稿酬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这一首小诗，也就十二行吧，有那么多，已经很意外的了。超过我二天的工钱，刚开始写东西，模仿的成份比较多。写多了，自然就不用再模仿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发表。
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亮相，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成了我的挚爱，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靠着这支笔，我的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流水线员工到组长、仓管、文员，一年后我成了人事主管。我坚持学习，并且报名参加培训，每天往返于培训班与工厂之间，虽然辛苦，但相当充实。“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源，文章发表多了，我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正读着海子的诗歌，每天清晨，我起来是一定要读一首诗的，海子、徐志摩、戴望舒、李白……找到谁读谁的？诗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的那篇《阿拉祝福你，打工妹》一文刊发在1993年《佛山文艺》的第五期。《佛山文艺》有个“打工文学”专栏，因此，此书卖得非常火，读者大概喜欢她原汁原味的厂区文化吧。因为有了民工潮，之后，“打工文学”也开始热闹起来，后来，《江门文艺》等杂志也设有打工专栏，只要跟打工沾边的杂志都卖得很火，让杂志社狠狠地赚了一笔。谁做打工文学谁赚钱？那时能写东西的打工者不多，写的都是原汁原味、感情真挚、在场感极强，体现了打工者的现场生活和精神风貌，因而受到大家青睐。
桥梓村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即女子写女子编之意。妮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吟香诗社主编。诗报是桥梓村出资印的，不定期印，另有块黑板，用油柒直接写上去的。
我一样喜欢写诗，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见文化城旁边有块黑板报，是诗歌专栏，女子吟香诗社。第一次听说这家诗社，回到公司写了稿寄过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并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带舞伴参加她们的诗友联谊舞会。我非常想去，但是要加班，基本上是去不了。后来，我又约工友小荣、满媛一起加入了吟香诗社，成了会员，并参加舞会，不久还成了骨干作者，我们为刊物出谋划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汪洋。一不小心诗社红透了半边天，我成了诗歌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作者，诗给工友们摘来抄去的好开心，也交了不少文学朋友，诗社最多的时候逾百人，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
此时的常平镇，这几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经常聚会的桥梓吧。桥梓是东莞最富裕的农村，也是当时东莞十个先进文明建设单位之一。之后的1999年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先不说他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国民产值增长多少，这跟我这个外乡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村里新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个“莲花”诗社，一个“吟香”诗社，在这个人文背景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民风纯朴而物质生活富有，这难道不是我的福份？
每晚，只要不加班，我便去图书馆借书看，哪里有许多我想要的书和资料。偶尔也去公园坐坐，望着湖心的满塘荷花，慢慢地体味、品尝桥梓文化远祖周敦颐的《爱莲说》而思绪飞扬，不免也有一丝惆怅升起，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建设得这么美丽那该有多好啊！我喜欢桥梓，不因为她富有和美丽，因为她有文学，我总坚信：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希望。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200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人，我自己站出来，首先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分别三种方言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的气氛搞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在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邓小平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算是卡拉式的晚会，大家高兴就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不得了。只知道，前些年，石排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公厂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并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墙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嘛，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了。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
四处奔走，非我所愿（五）
小明表面上跟我说好话套近乎，总以为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后来有一次听李红说，你信他呀？我是要走的人了，不妨告诉你：“阿英，这种人说什么你都不要信，他在你面前尽说好听的，说你能干，说你有实力，有领导力。背后怎么说你，爱出风头，卖弄才情，搞什么黑板报？纯粹是为自己出风头而已，显示她能说会写。其实，这块黑板是她自己想做的。”
我说：“是的，李红，我自己真的想做一份企业内刊。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为公司出一份力，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对公司有用的人才。这难道也有错，我才懒得理那个小明。要勾心斗角找我算是找错对象了。你当面夸我，我就当你是夸我，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对着他。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快乐，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和那份工资，也就够了。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才没时间理会呢？我不是一个爱说闲话的人，老板请我来打工，也不是让我来搞事的。做好自己的本份，管你是谁？小明，不也是仗着老板对他好吗？”
那段时间，我跟余姑娘有过一次对话。
余问：“阿英，你来了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你从来都没什么话跟我私下里说？”我笑笑，反问她：“老板，您就那么喜欢有人在您旁边告诉您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做了什么，那个又做了什么？您觉得这是正常的汇报工作吗？我以为，那只是间谍所为。可是，我身边的工友做他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各司其职，那些经常不怎么想着做好工作，只想着老板什么时候来，告同事一状的人，您不但不能奖励，还得罚款，因为他们把同事关系复杂化了，本来人家没做什么？她这么一说，就成了是非了。老板，您愿意你自己的公司每天有人给你打小报告。然后，人人自危，无心做事吗？您那也叫做事，那叫是非小人。”老板愣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并说：“阿英，你说的是有道理，公司就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我想，我努力工作，别的事一概不管。你小明还能对我怎么样呢？
订单少了，工厂生产进入淡季，小桦少了许多陪工人熬夜的时间。她坐在写字楼，有时跟我聊聊管理，聊聊生活。小桦是广东鹤山人，大眼睛，短头发，身材苗条，个儿高高瘦瘦，豪爽的个性、风风火火的处事风格，像极了男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包括手下的员工们。没人对小桦有异议。小明势单力薄，跟小桦吵过几次后，见没人站他一边也只能在背后打些小报告，小桦根本不理会，惹火了她就跟狠狠地与他吵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