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有部书叫《周官》，是一部记载官员绩效考核的书，类似于现在的KPI，但是，这套制度从周康王之后，就逐渐不实行了。
如今，司隶校尉崔林提出，国家官僚体制的考核标准不统一，军队里的裁员和增员也没有标准，存在随意性，而如今，不像尧舜禹的时候，君王和大臣都是圣贤，可以不必考核，绩效考核还是非常必要的。
附和的是黄门侍郎杜恕：官员政绩三年考核一次，确实是完善的制度，但是具体的细则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失传了。
但是，那种考核原则是可以参考的，细则是根据时代不同而不同的。
下面我想说的是，首先，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尧舜就不需要后稷、契这样的贤臣辅佐，商、周也不需要伊尹和姜尚了。
其次，反过来说，纯粹靠圣贤之道，也不是尽善尽美，因此我认为州、郡应该进行任官考试，考四门科目，然后征用。晋升也是如此，要靠政绩来说话，如果不晋级，也可以增加工资收入。
各州郡也应该自定考核细则，切实实施，有赏有罚，制度化，而非人治。
第三，三公九卿以及皇族内职大臣，这些在中央任职的官员，也应该实施绩效考核，国家大事绝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撑起来的，所以只能靠绩效考核来公平地赏罚官员，如果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官员却没有相应的处罚，而尽忠职守的官员遭到诽谤却不明不白被罚，那么公道何在？
除了绩效考核，司马光在最后跳出来补充发言：治国首要是用人，但识人连圣贤君主都觉得很难，如果仅仅依靠绩效考核，总有人利用考核的规定钻空子，所以，用人最根本的还在于领导的水平，领导必须公平、明智，假如不公平有所偏私，也不明智，那么绩效考核恰恰成为许多人的保护伞。
作为一个领导，如果真的能不以亲疏贵贱左右自己的判断，不因为自己的喜怒好恶来做决断，那就会向公平贴近。因为领导者要听别人意见，但最后决断还在自己，考核的绩效是相对客观的，也是死的，但审察却要靠自己，从绩效考核的结果判断其真实性，是否真的有效，那就是领导者的水平和功底了，这纯粹是一种经验，非常微妙，说不出口，也写不出来，所以如果领导者不公不明，那么绩效考核的内容再详细，考核条目再繁杂，又有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