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则认为，钱三强这段话很有历史深意。他从邓稼先手中拿过那块红瓷瓶碎片，对天看了一会儿，叹道：“很美，但，最容易破碎呵！”
那天傍晚，王淦昌和钱三强因调试云雾室，走出实验室时，小院已浸在暮色中，唯见树梢还抹一点昏黄。他俩看见倒扣的竹筐上，放着那块瓷片，猜想邓稼先忘了带回家让其父考古。提到考古，钱三强想到20世纪发生在英国高层里的一件事。英国的大臣们为林则徐销毁鸦片烟事争论，要不要以坚船利炮对付中国清政府军，一大臣猛砸桌子主战，把中国造的精瓷花瓶震落，“咣当”一声，碎片满地。其主人痛呼古董碎裂，那个大臣却突然哈哈大笑，说，China像这桌上花瓶，不经打。
“腐败的清王朝果然不经打。有一次，派出1000清军去抵挡英军，途中，300名清兵烟瘾发作，不击自溃。”钱三强愤愤然道。
结局，王淦昌知道：我国版图和瓷片一样，被敲掉许多块，由秋海棠叶变成现如今的公鸡状。每次腑视袓国版图，他都能感受到祖国边境线断裂的伤痛。
当詹姆斯·査德威克1932年2月发现中子时，中国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划成了所谓的“满洲国”。
1938年12月，哈恩等西欧科学家发现划时代的“链式反应”时，中国几所着名大学却过着“流亡生活”日本飞贼从杭州起飞，一直追踪流亡途中的浙江大学，一路轰炸到广西宜山，一次向该校所在地一标营投下118枚炸弹。那时，王淦昌还要冒着危险带领助教到龙江对岸的木棉村做原子分裂实验。
如果中国科学家当时不受侵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高科技研究也许能与先进国家同步。
如果中国不受战乱的影响，科研环境好，那么，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做出“三分裂四分裂”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也许还会创造出令世人震惊的科学奇迹。而早年对安德森证实正电子存在有过帮助的赵忠尧，也不必像藏猎那样在美国东闪西躲地制作加速器零部件，天才的火箭专家、美国航天事业奠基者之一的钱学森教授的归国日程也不会那么漫长、艰险而曲折。
历史按照它的逻辑思考，如果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让西洋人认识瓷器和丝绸的同时，也让他们领略火药与火箭的威力；如果我们的袓先像后来侵略中国的西方海盗那样，老早用先进科技制造舰炮去捣毁那些贼窝，那么，东西方的文明史可能要倒置着写……
一块红瓷瓶碎片引起两位科学家感慨万端。他俩并不考证此片出于明代古窑还是清初窑场，倒是感叹中国瓷的精美其实并非罪过，罪过在于腐败的旧社会制度，旧中国比瓷器更容易被别人打碎。
钱三强拿起那块瓷片，映天看了看，说，既然人家叫惯China，那就随他们的便吧，但新中国再不是容易被人打碎的瓷器了。他们将会明白，妄图欺负中国的人，最怕中国“威胁”。
他这段话还真有三强，骨硬、志坚、气锐。骨子里，大概是要民强国强，科技高强。三强私下曾向领导进言，中国要研制核武器，他认为原子弹是20世纪高科技标志。1953年2月23日去访苏时，他想劝斯大林支持我国研究原子弹。不幸，斯大林突然中风，3月5日去世……此刻，钱三强心里无疑有那个硬东西在，词锋才如此坚锐。
王淦昌对瓷片从无贬意。瓷器虽然易碎，碎片却甚尖利，有些人家因此在院墙上栽满这尖碎片，使偷盗者望之畏却。
不过，他此刻想的还是实验室建设。他望着钱三强，微微笑道，“三强，外国强盗会想到我国国威的显示是从这些东西开始么？”钱三强顺着他指的那堆废旧物品望去，笑得满面生辉。
把宇宙放在心上
这一天，王淦昌又是在实验室里迎来早晨。他为了探索宇宙线，不时改进实验设备，往往因更换一个电子元件而通宵达旦的工作。宇宙线研究，也是他在我国开创的研究课题。他想探索新奇粒子一那些微观世界中的高能量。
钱三强与何泽慧一大早来到研究所，进门就向王淦昌报喜：赵先生回国了！
“太好了！”王淦昌闻讯大喜。
他高兴时，都这样说，也现出童稚般的笑。何况，赵忠尧是摆脱羁绊归来呢。
赵忠尧带回几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是他作为国民党政府观光团两名成员之一，去观看美国在比基尼岛核试验，之后在美国“藏猫”，暗中购买、加工高压静电加速器零部件。这件事，是萨本栋等教授委托他办的。他们为此将筹得的10万美元分别寄往美国，由他购置。由于他对安德森证实正电子存在有过帮助，美国学界都视他为名人好友，给他提供“藏猫”的活动条件，以致嗅觉灵敏的美国情报局很难找到他的行踪。当他们发现他时，他已取得合法居留权，且已将购置的零部件以及加工件分散装箱，逐件寄存到洛杉矶一海运仓库，也已办理托运手续，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美国当局非无能之辈，他们除了货，很是小看他托运的20余箱零件，让他带走。但到了日本横滨，他们才想起这个帮助过安德森的中国教授，绝不是为了捡废品才滞留美国的，于是再度上船开箱检査，检査人员里不乏懂科技的学者，许因是学者吧，更瞧不起那些零碎，讥笑情报人员道，先生，您难道见过垃圾箱生产原子弹的事例么？他们不得不放行那20余箱东西，却要扣留赵忠尧。由于无偷窃美国科技秘密的证据，又因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以及国外进步人士的压力，加上赵忠尧矢志不移，坚持回祖国大陆，他们被迫放他回国。
王淦昌一访赵忠尧时，只听故事，只对那20余箱零部件怎样瞒天过海感兴趣。赵忠尧笑着告诉他和钱三强等人：关键在“散件”上。一组东西分散在24处，谁能认出那有什么用途呢。但在赵忠尧心里，一闭上眼，就能看到完整的实验设备，一台高压静电加速器，一个多板云雾室……他二访赵忠尧时，便只讲宇宙线研究课题，说来道去只一个意思，这个意思被赵忠尧感觉到了，他哈哈笑，“淦昌呵，你想搬走我们多板云雾室呀，不行！”一口回绝，要严严实实堵住王淦昌的嘴。
这时的王淦昌可不像在柏林大学的王淦昌博士，赵忠尧也不是矜持的迈特内。以前，他一受到导师婉拒，便不再提出要求，吃了大亏；现在，他要像卢瑟福张开鳄鱼大嘴，勇往直前吞进一切。赵忠尧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只好答应借出多板云雾室，还教他如何拆卸，怎样搬运和组装，通迁日期都定好了。
王淦昌好不高兴，到时就要带领助手去拆卸。他的天才助手吕敏院士回忆道：“那天，淦昌师像给谁办喜事，乐得笑不拢嘴，见谁都握手，都说赵先生慷慨支援宇宙线室。真是太好了！不想，我们临要动手拆卸时，赵先生传下话来，不同意。”
那天，宇宙线组的崔健、胡文琦、霍安祥、郑仁听、吕敏等人，都因这件大喜事的突变犯起愁来。
“要想天开云散，还得吹吹风呵。”王淦昌很自信，笑着勉励了大家，再度去访赵先生。
赵先生当时负责高压静电加速器的制造，暂时用不上多板云雾室，但他对这套设备深有感情，爱不释手。
王淦昌理解他的心情，说自己也像先生珍爱实验设备如同手足，谁肯割臂断足送给别人呢。
“你们不是别人。”赵忠尧笑着看他，“你更不是。”
王淦昌点点头笑，“是的，您在清华物理系当助教时，我是一年级学生，学生就是先生的手足呀。”
“喔，喔……”赵忠尧忍俊不禁，笑起来。
王淦昌又笑着说，“前些时，我们为了建设实验室，到处捡破烂。不过，我们再捡，也难从废品中捡到可建造多板云雾此后，王淦昌一连几次造访，每次都笑微微地问，“先生，肯借给我们时间吗？”
赵先生深知科研时间宝贵，到底被他说动了心。
大家终于望见日出，都说王先生办成喜事了，便都乐呵呵地去拆卸搬运。
王淦昌自然要请赵先生一旁指导，并亲自一一拆卸多板云雾室，还要逐一组装，边做边叫助手们牢记每一个环节，以便日后仿制或改造某些部件赵先生闻讯大喜，称赞王淦昌“借凤求凰”王淦昌却甚赞赏吕敏的才华，收为研究生。
吕敏出身于浙江书香门第，父亲吕叔湘是我国鼎鼎有名的语言学家，对他影响深远。他做学问，专心、细心、才思敏捷、有创意。日后，对我国核测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科院院士。
王淦昌喜爱吕敏，但从未给吕敏上课，只让吕敏自己看书，上遥远的云南落雪山实验站做课题，研究宇宙线。他则经常打电话询问吕敏发现什么新的事例，教吕敏如何识辨新粒子径迹。之所以要在海拔3185米高的云南落雪山建造宇宙线观测站，乃是因为宇宙线在穿过大气层时，必将损失部分能量转变为能量小的粒子，为便于发现大能量的粒子，就必须提高观测站的海拔度。
这个宇宙线观测站位于一个山沟的东川铜矿附近，距铜矿职工驻地一两公里，其间，有座小桥横跨于一条湍急的溪流之上，两岸峭崖危峙，草木茂密。路陡，弯道也多，大雨天常因山石滑坡切断交通。建站时，东川矿务局出动众多职工搬运实验设备上山。萧建先生和李鹤年在建站阶段，与铜矿职工同甘共苦，贡献极大。
吕敏院士至今不忘当年艰苦的工作环境。那时，在落雪山工作也就是两三人。他们每天看着多板云雾室不断拍摄照片，一般情况下，每小时能拍到6张。他们对照片进行扫描观察后，选出有意义的事例送到北京，请王淦昌、萧建审定。由于实验站人少，青年只能参加铜矿的共青团活动，为了不影响工作，活动都安排在夜间进行。在回站的路上，有时还会遇见蹲在桥头的野狼。他说，在落雪山，工作中的欣喜与野外的心悸常常交织在一起。
我国宇宙线研究虽然起步晚于先进国家，但在王淦昌和萧健先生领导下，很快进入先进行列。从1955年起，王淦昌等人的研究成果陆续在《物理学报》和《科学记录》上发表。
1956年，由萧健主持研制的新云雾室在落雪山宇宙射线观测站安装后，研究的成果送出，获得700多个新奇粒子事例，还发现一些稀有事例。他们测出的两个结果，被后来的加速器实验所。
王淦昌对年轻学者的成绩十分满意。他每每与落雪山观测站进行电话联系，都仿佛看见他们把宇宙放在掌心上审视。宇宙对一般人说来，是天上，人是天下之人，但在科学家看来，宇宙是天下，人是天上之人，天在他们手上。他们手上的照片里，有那高能粒子贯穿簇射的径迹及其美妙的星芒。那在微观世界里瞬息飞行十万八千里的小行星，无一能飞出他们的掌心。
他本人就是捕捉新奇粒子的实验物理大师。他在清华大学上课讲到宇宙线实验时说，地面与高空宇宙线的强度并不一样。他问当时听课的学生何祚庥等人：是否可以用气球或探空火箭载探测器进行实验呢？
何祚庥院士难忘当初听课的情景，他深为感慨道：“淦昌师不仅注重研究物理问题，而且还想到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当时，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听了他的课后，觉得很新鲜，思想活跃了许多。”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帕米尔高原宇宙线实验站工作，以他俩设计电子学系统（其中有三种计数器和磁铁）观测粒子进入时的电子学信号，很快宣称他们发现了十多个新粒子，并命名“变子”，他俩因此荣获斯大林奖，当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淦昌师研究这一发现后，认为电信号的重复性不好确定，仅凭一个电子学信号就断言有什么新发现过于草率了。他们的发现靠不住。
他的话，甚使大家震惊。因为当时全国正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苏联一切皆好，凡持相反意见者，都被认为大逆不道。所以，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何祚庥当时正在中宣部工作，曾私下与一些年轻人谈论此事，都以为淦昌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去欧、美留过学，他一再讲苏联科学的发现“靠不住”恐怕还是崇欧美轻苏联的思想反映。但后来经过一系列更精密的实验设备观测，各国科学家并未发现一个所谓的“变子”，这证明，淦昌师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王淦昌领导的宇宙线研究，虽然起步晚，但经大家几年的努力，很快与国际水平相近，深受中科院领导赞赏，更加引起物理所全体同仁的关注。
常年戴着雪帽的落雪山，并没比王淦昌的学生吕敏等人的脚板高，宇宙在他们眼里并非都那样宽广无垠，它有时竟缩小在他们的掌心上，在他们手中的照片里，那新奇粒子的贯穿簇射径迹及其美妙的星芒，留在照片上，任由他们审视，他们审视了700多个新奇粒子一700多颗小行星。每一束星芒都像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的晨辉，带来新时代壮丽的黎明。
在中美大较量的战场上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全面内战。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推行侵略政策，立即出兵干涉。7月，美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包括美国等16个国家在内的“联合国军”，由美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朝鲜由内战从此转化为国际战争。
1952年4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赞约见作为物理所副所长的王淦昌，对他说：“据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使用了一种炮弹，威力很大，他们怀疑是原子炮。上级命令中国科学院派人到朝鲜战场上实地考察，院里决定派你去，你有什么考虑吗？”
王淦昌毫不犹豫，“好，我去！”
因为在此前，他刚参加完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斗争。他作为严济慈介绍加入的“九三学社”新成员，受中科院委派，参加了重庆的土改工作。深刻了解了中国农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欲求翻身解放，挣脱枷锁，创造新生活迸发出来的高度热情。王淦昌加深了对阶级、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如今战火烧向国门，岂有犹豫退缩之理？
去，不需要什么理由，保家卫国，人人有责；不去，才需要理由。
王淦昌领受任务后，即动手制作盖革计数管一探棒。他凭着经验在管子中充入氦气时，加上一点酒精蒸气，效果更好，灵敏度更高。但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电子管，他得到无线电器材商店去购买，或者到地摊上去找。闹不好，警惕性高的卖家，会怀疑他暗中制作特务通信仪器呢。偏偏，任务密级高，他要独自秘密制作，有困难，自已设法克服。他用黄铜打制成“探棒”外套，然后用白铁皮敲成便携式仪器的外壳。管里所需的钨丝，也须亲手拉制。“仪器”分上下两层，上层放ffe子管及其线路，下层放30节1.5伏的干电池。他制成几根“探棒”，几经检测，选出最好的管子，带去前线。
出发日期和路线也要保密，他只能对家人说，出趟差。夫人吴月琴又像先前那样要为他准备行装，叮嘱他勿太劳累，勿吃生冷东西，勿自个儿走夜路，感到累时就歇会儿。他像个乖孩子似的听着，然后孩子般地摸摸她的脸蛋笑，学着儿女们的□气说，记住啦，好妈妈你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