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王钱俶死后，他的夫人向帝国进贡珍稀犀牛角、通犀带、赭玉带水精佛像、黄金白银等，太宗碍于往日对吴越国的“羁縻政策”，接受了这些礼物；但对钱俶夫人进贡来的“女乐十人”，“帝不纳”，太宗没有接受，并赐给这些“女乐”每人三十段锦彩，遣送回了吴越。太宗并不好色，这在帝王中比较少见。
说到太宗“不好色”，必有一干朋友要论太宗“调戏花蕊夫人”“强奸小周后”两个段子说事。但这两个段子都属于齐东野语，不可信。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已经做了澄清，此处不再赘述。
帝王后宫中的宦官、宫女人数，历代不一样。大宋，除了宋徽宗赵佶一朝，一般都控制在几百人之间。
雍熙元年（984）正月一天，太宗对侍臣说：“朕读《晋史》，见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之后，沉溺于内宠后宫，宫女达到数千人，这实在是太过烦费，太有失帝王之道啦！朕常以此深深戒惕。现在宫中，各种职掌，以至于所有干粗活的，宦官宫女都算上，不过四百人。但这样，朕还是认为太多了。”
到了淳化四年，经多次外放宫人，宫中人数减少到不足三百人。
破解“后宫方程”
按我对时下读书人的认知，我有理由判断：当我以一种“温情理解”姿态，讲述大宋后宫问题时，有可能遭遇各种类型的“讥评”。
后宫，其存在，按今日之道德哲学衡定，自有其丑陋与罪恶之处。但就广义“历史主义”视角思考问题，可以将帝制时代以君主、宦官、嫔妃、宫女为主体的问题概言为“后宫方程”，纳入政治论域，它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展开来讲述这个方案的解决历程，也即预先回应读书人可能的“讥评”，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意用最简洁的一点文字，略说此事。
我愿意相信，人类的命运按照有趣而又合乎逻辑的设计，应该或最好有一个神秘推手，我以为这可能是往事也即“历史”真相，也是人类的“实在”真相。但我知道命运那种模糊不清的“历史”或“实在”面目，不是迄今为止的人类自己可以清晰勾画的。换一句话说：人类理应谦卑一点，如何认识自我，还有太过漫长的“认识论”需要解决。在这方面，我宁肯相信荷马而不相信费尔巴哈，宁肯相信波普尔而不相信黑格尔。《圣经》要比柏拉图谱系的哲学家们更让我信服。相信“天命”的王夫之先生也比苏联历届意识形态主管官员更让我信服。
我愿意相信的波普尔哲学，反对为存在的权力权威提供道德合理解释的“道德实证主义”。如此，“后宫”就是不道德的。但波普尔也反对“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未来主义”，也即过去之传统、未来之实在，二者的道德预设也不是合理的。因为，道德，如历史一样，不可被决定。决定历史走向与预设道德存在，是神干的活儿，不是人干的活儿。中性一点说：它是自然的产物。按照哈耶克的意见，在人类的命运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秩序”。这种秩序的变更（儒学的意见是“更化”），需要知识的积累。在没有原子裂变知识之前，即使是孙武子、诸葛亮或克劳塞维茨、里根，也不可能设计“核平衡”或“核讹诈”战略；在没有比特信息知识之前，即使是沈括、张衡或伽利略、乔布斯也不可能设计“鼠标”或“苹果”之类。
道德知识亦然。
没有人能决定道德走向，就像没有人能决定历史走向一样。
但吾土圣贤与西土圣哲，不停止道德伦理的讲述，其至为深沉的功能，就是为后人点点滴滴累积道德知识（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反传统”，其实质是“反知识积累”，因此是“反智”的）。更化，就在这样的知识积累中，开始推进。康德相信普世的历史，那也是因为人类运用独有的理性，而实现“注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人经由设计而“决定”的，而是理性演绎也即知识积累的结果。康德认为这个“注定的目的”是公民社会，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事实上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注定目的”论。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譬如：吾土圣贤关于历史之“注定目的”或“终结”，就是“天下为公”。这是比“公民社会”更具抽象解释力量的说法。
“后宫方程”，抛开道德知识积累，直接批评它的“不道德”，是一种思想的偷懒或幼稚，太简单了。
惭德与大功
太宗赵炅一生，有“惭德”四：
太祖开宝年号当年未尽，着急改元，是一；
赵廷美大案无可奈何中的处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赵德昭，是三；
没有为太祖皇后送葬成礼，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镇种种苗头或可能性，没有让立国几十年的大宋帝国回到乱世，确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权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汉，收复清源、吴越，获取中原尽可能辽阔的活动空间，是第二大功。
至于与契丹和战二十年，有胜有负，算不得大败。高梁河、岐沟关两场战役失利，最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但总算守住关南之地。从战略意图而言，双方算打一个平手。但在战争中，开始令帝国精英有了“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样，就让中国（大宋与契丹）在纯粹的丛林角力状态，有了理性展开。从人类战争史考察，太宗朝与契丹的和战，为地缘政治提供了至为珍贵的人类智慧，那是通往“澶渊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铺垫。中国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长的展开，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对人类福祉而言，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故与契丹战和功过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举、编修大书、奖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为卓著。这是万世不朽之文化基业。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太宗对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恪守了太祖订立的种种制度，坚守“仍旧贯”之保守主义理念，以《誓碑》为“祖宗家法”大宪章，延续了大宋帝国的光荣。越是理解中唐以迄于五代的乱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荣。他们在军政方向上，为中原在地缘管辖方向上的统一，以及在圣贤理念照临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贡献。
这应该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是大宋帝国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认太祖赵匡胤的《誓碑》，并将其接续下来，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程序。如萧规曹随一般，赵炅的率由旧章，事实上成就了赵匡胤《誓碑》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践祚第二天，诏书说到“五条意见”的最后一条：“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里的“纪律”，就意味着他对《誓碑》的肯认。我甚至有理由猜测：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那一个大雪的深夜，赵家老二、老三，这两个皇上在宫中密谈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这是理解“金匮之盟”暨“兄终弟及”之后，大宋政策连续性的线索之一。
太祖一朝，没有一个因为“上书言事”而被杀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个近似的案例，鲜少为人提及。
太平兴国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张两光，考进士殿试不合格，落第，于是“纵酒大骂”，热闹的街衢中，围观者很多。他越骂越不像话，逐渐开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责骂。被巡官发现，抓捕，汇报到朝廷。史称“上怒”，结果张两光被杀。
《誓碑》规定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张两光如此开骂，已经不是“士大夫”，而是“癫狂文人”“犯法文人”。这样的“文人”与“士大夫”不是一个概念。《誓碑》从法制上保障言论自由，并没有包括犯法自由。张两光不是“上书言事”，而是“犯法”。至于他所犯之法，是否当斩，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誓碑》无关，因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举考试，已经录取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说：“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没有录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于是下令复试，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个叫洪湛的人，史称“文采遒力”，文章写得漂亮、遒劲，特升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礼部录取二十八人，有一进士叶齐打鼓，认为不公，于是再试，又得到三十一人。诸科因此而得到官职的人达到七百人。史称“一时待士可谓至矣”，一时间对待士大夫可谓很优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备之人。因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会为害地方，做朝官就会为害社稷。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张两光没有被录取，就大骂，违背了公序良俗，已经有失士子体统，又“言涉指斥”，更是违反当时的刑律规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应该令太宗失望。一时施出辣手。张两光罪不当诛，是事实。
因此，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太宗违反《誓碑》的约定。
由于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宪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为有道义有格局的一代贤君。
《宋史》盖棺定论
太祖《誓碑》有两个版本，都值得重温：
第一个版本：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二个版本：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太宗一朝，不仅周世宗的后人得到保全，其他降王，如刘继元、陈洪进、钱俶等，也得到了很好安排。
而士大夫一如既往地畅言国策，不必担心因言获罪。
国计民生始终在太宗及臣辅的关注之下，逢灾必救，有饥必赈，赋重必减，税滥必除。
《誓碑》规定的圣贤理念，大宋帝国“至仁应道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太宗皇帝赵炅先生，做到了。
“贤君”太宗赵炅，虽然整体成就还无法达致“圣君”太祖赵匡胤的成就，但就其恪守《誓碑》规定，成就大宋光荣而言，他与赵匡胤并列而称为“太祖太宗”，其所发布的大诏令，以及《太宗实录》所载太宗语录，已经与赵匡胤所发布的大诏令，以及《太祖实录》所载太祖语录，一起成为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祖宗家法”，他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种瞩目于“天下为公”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宋史》讲述帝王事迹，最后都有一篇盖棺论定的文字《赞》。我就以《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和《太宗本纪》两篇《赞》来结束《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这两篇《赞》，以今日的眼光看，或有不同于时论之处，但就太祖、太宗，二人功过比较，套用一句话“虽不中，当也不远”。
《宋史·太祖本纪·赞》：
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圣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责其济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圣人之才，而后以其行事畀之，则生民平治之期，殆无日也。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过去，尧舜用禅让之法完成权力交接，汤武用征战之法诛除暴戾，都坐北朝南有了天下。四位圣人以来，世道有盛有衰，治乱推移。当生灵涂炭之年，皇天殷切寻求天下共主，也是给他拯救世人的使命和责任。四位圣人这样的人不常有。如果一定要得到四圣这样的人物，而后才让他施行救世，那么士庶期待太平治世，恐怕遥遥无期了。五代已经乱到极点，宋太祖起于军旅，登上皇位，探究他得到邦国的原因，与后晋、后汉、后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等到他一发号施令，各大藩镇将帅，都能俯首听命；四方诸国，挨个收复。这不是人力容易达到的成就。宋初建隆以来，解除藩镇的兵权，重法纠治赃官，以此来堵塞浊乱之源。州郡的官员，下至县令录事、幕府职员，赴任前，他都亲自询问对答。务农兴学，谨慎刑罚，减免赋税，让人民休养生息，终于达致太平。治理之功成就之后，又制礼作乐。在位十七年，有了三百年大宋基业，传给子孙，世世代代有宪章法则。这样来考察从三代以来，论声教文明，礼乐制度之治理，论公道仁德之风尚，大宋与汉、唐比较，毫不逊色。呜呼，开创帝业留传代代的君主，规模做到这样，可以说是远大了。
《宋史·太宗本纪·赞》：
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太宗沉着善谋，英明而有决断力，慷慨而有平定天下之志。践祚后，陈洪进、钱俶等先后纳土归宋。不久，又取太原、伐契丹，随后还有交州、西夏之役。战争不能停息，天灾也在流行，俘虏每天都有，但人民却几乎不知道有战事。水旱虫灾，几乎遍天下，人民却不想着借机作乱。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太宗以仁慈节俭为国家之宝，穿着不断浣洗的旧衣服，毁坏奇巧豪华的奢侈品，退却各地美女乐伎的贡献，抑制符命祥瑞，同情农民生活，考核治理功效，又讲究学问学术以增加知识，对狂悖之人上言也不治罪，就为了鼓励进谏。哀怜民间的不幸，怀有恻隐之心，用勤劳来自我惕励，以至于常常因为读书或工作到了黄昏都忘记进食。甚至要自焚来回应上天流行灾情的惩罚。最后做到停止战争，庄稼丰收。因此青州、齐州的老人们相继来到朝廷，表示愿意率领子弟修路，请皇上到泰山封禅。君子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说的就是太宗吧。所以太宗的功德，在史册中光彩焕发，史称“贤君”。至于太祖去世不过年就改元太平兴国，涪陵公赵廷美被贬而死，武功王赵德昭自杀，宋皇后葬礼不够隆重，这些事，是后人不能没有议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