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著作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英、俄、日、法、朝、越等多种文字。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气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征”。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开阔地区作战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纵观史籍所述，《六韬》虽非姜太公亲著，而为后世学者所为，但这些学者亦必有根据，其根据当为周史所记的档案材料。他们或为姜太公的后学，或根据史载姜太公的思想加以增益精练、综合而成。不论由谁成书，其思想基础、理论主干、学说主旨都与姜太公所论相差不远，或源于姜太公，或是发展姜太公的思想而成，所以说这部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综合性军事著作，与姜太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光辉思想，千古称颂
权谋思想。《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依据“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才可以收揽、团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己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治国实践中贯彻、实现。这是其他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爱民思想。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王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的“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治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顺民思想。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无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经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运行规律，民众有其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化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举贤思想。《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任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六守三宝。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被列入建国方针，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这种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一直延续到了当今时代。
九府圜法。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世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