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位女记者到重庆市移民局采访农村移民的安置问题，我拿出渝移发[1999]252号文件给她看。文件第四条“计划生育安置人口和房屋搬迁总人口与移民户实际安置时搬迁口相衔接”中规定：“在安置搬迁移民户的生产安置人口和房屋搬迁人口应根据该户实际合法人口进行计算，而不能按《实施计划》中1996年底人数计算，也不能按1996年底人数加千分之十二的增长率计算。”
这位女记者被这份通篇都是专业术语，比“绕口令”还难读清楚的文件吓得“花容失色”。她吃力地研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虽吃力地向她解释了一个小时但也是白搭。因为，从她惊愕、惶惑不解的表情来看，我知道她的努力和我的努力全是徒劳。
她说，读这份文件真是“痛苦得无以复加”，基本的东西搞不懂，怎么能写出稿子？最后她“被迫”放弃了这次采访和写稿的打算。
到移民区采访，像这位记者一样“退避三舍”的人还不少。“写稿子都有难度，百万移民真不知有多难啊！”
精心策划的采访阴谋
赵春远，如果光听他的名字，加上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不看衣着长相，很难想到他是外国人。他的真实职业是某国的一名记者。
2000年的金秋时节，赵春远只身来到长江三峡。他此行公开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持有个人旅游护照。三峡截流之前，由于中外旅行社在世界范围内“联袂”上演了一幕“告别三峡游”的喜剧，前来“告别”三峡的中外游客如过江之鲫，三峡沿线各旅游景点的宾馆、床位纷纷告急。旅行社早就把船票瓜分了，重庆的“黄牛党”也趁机“爆炒”旅游票价格。
像赵春远这样“孤独”的旅游者，一般是不容易搞到船票的。但这并难不倒一个职业记者。他找到一家旅行社表示，自己多出一点手续费，以自费旅游者的身份加入了一个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旅游团。
当轮船进入三峡之后，游客们都被雄奇壮丽的峡江景色所吸引，而唯独赵春远不太感兴趣。他一路上打听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的事。他一再说是造物主给了中国的三峡，并称赞三峡工程很了不起。这些话也赢得了同行的中国游客的好感。
但在库区腹地的一个著名的旅游点，他突然向带旅游团的导游提出，家中有急事，要提前结束三峡的旅程，并说他下船之后乘车赶往重庆，再转乘飞机回国。
他下了船，见并没有人在意，就向附近的一个移民村走去。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找到了离江边最近的一个农家院落。这家户主姓杨，是又淹土地又淹房子的移民。
“你们是三峡移民吗？”赵春远问。“是啊，你是……”50多岁的老杨疑惑地看着他。“我是国的游客，到三峡来旅游。”
“啊，是老外呀，请坐请坐。”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杨以三峡人特有的热情，端出凳子放在坝子中间。
“你们的房子要淹吗？”赵春远坐下之前递过一包香烟。“房子是要淹的，谢谢你的烟。”老杨喜滋滋地接过香烟说。“土地也要淹吗？”“是的。你问这些干吗？是记者呀？”
“我不是记者，是自费旅游者。我对你们三峡移民搬家感到好奇。
我们也经常搬家，提个包就走，从不带家具，你们搬家要带家具吗？”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赵春远知道“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开始“循循善诱”，一切正按着他设计的圈套进行着。
“你们老外真懒啊，搬家不带家具怎行？”老杨说。“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愿意搬走吗？想得通吗？”“不搬不行的，水要淹来了，想不通也得搬啊，还不是为了修三峡电站。”老杨是个直性子人，也是实话实说。“老大爷，我要是能看到你们搬家就好了。”“搬家有啥稀奇，有啥看头？你们外国人真是没事可干啊。”老杨被这个年轻的老外说得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样吧，老大爷，你找几个人搬家给我看一看，我每一个人给100块钱，好不好？”老杨以为又碰见了财神爷。
一年前三峡旅游高峰时节，导游小姐带来过三个高鼻子老外，硬要到他家的地里挖红苕，剥莴笋菜，老外不相信绿叶藤地下会长出大个大个的红苕。三个老外轮流挥锄，挖出一个红苕就大声叫好，然后抱着粘满泥巴的红苕照相、合影。导游小姐说，老外在船上吃饭时，对薄薄的莴笋片很感兴趣，觉得亮晶晶的，质感很好，感到不可思议。所以非要找个地方看一看，莴笋这种蔬菜是怎么长出来的，也算增加一点“见识”。
老杨从地里拔出莴笋，淘掉泥，剥了皮，当场就削出了亮晶晶的莴笋片。几个老外伸手就抓来吃，他们吃着什么佐料也不沾的莴笋片，乐得叽叽哇哇地叫个不停。导游小姐告诉他说，这些老外对中国的高楼大厦、洋房街道一点不“感冒”，但对挖红苕、刨花生、亲手摘下树上的橙子橘子等“农家乐活动”却兴趣盎然。
三个老外临走时，给了他200元钱作为补偿。后来，老杨逢人便吹嘘说，老外的见识看来也不行，连红苕、莴笋都没见过。打那以后，老杨就盼望再来几个老外来搞“农家乐”。
眼前这个老外更奇怪了，居然想看搬家。这段时间库区到处都有移民搬家，有啥稀奇？这次是不是又碰见财神爷了？一个人给100块钱？找四五个人假装搬一会儿家，不就是四五百块钱进账了吗？这可相当于养两头肥猪的利润啊，老杨心里盘算着。
“真是一人100块钱？”老杨还是有点不相信地问。“是的，你找五六个人搬家也行，只是假装搬一会儿家，我拍几张照片做个纪念就给钱。好不好？”
“好的好的，就我们家4个人搬吧。”老杨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等好事不想更多的人来分一羹。
老杨把老伴、儿子、儿媳叫了过来，把锅碗瓢盆收了一大堆，用背篼装了起来。然后把被盖捆好，又把柜子里的东西腾空，反正是假装搬家，轻一些就好搬一些，老杨一边收拾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样省力。
“搬好远的路才算数？”老杨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不远不远，搬个一两百米远就行了，不过要爬一段坡。我先给200元，搬完后再给200元。”
老杨把200元揣进兜里，就组织一家人开始“搬家”。背的背，抬的抬，扛的扛，赵春远跟着“搬家队伍”走，不停地拍着照片。
突然，赵春远大声喊叫着停下来。原因是老杨一家人搬家竟然没流汗水，一路上还嘻嘻哈哈的，照片拍出来“太不真实”了。他像电影导演给演员说戏一样，要求老杨“搬家”时一路上要汗流浃背，额头上要有汗水珠儿，眼睛要有泪水，表情要沉重，就像真的离别家园一样悲伤……不然，就少给200元钱。
这下可把老杨给难住了，本来就是搞着玩的，怎么流得出眼泪？
要是真到了永远离开家乡的日子，不用他说，全家人都会难过得流泪。但想到还有200元没拿到手，只好和家人沉下脸来搬着“沉重”的家具向村外走去……正在这时候，乡里的移民办主任和社长过来了，他们是来动员移民迁往外省安家。远远看见的情景让人觉得好生奇怪，移民的房子都没建好，老杨一家怎么会搬家？何况，老杨还对补偿有意见？
老杨说，他是在为一个老外搞“旅游表演节目”，收几个劳务费。
…………
赵春远的真实身份暴露，他精心策划的新闻也就此流产。按照外交辞令的说法，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两个美国记者在三峡
不少外国人对中国三峡百万大移民感到很惊愕、很困惑，也难以理解。其实，戴西方的眼镜看东方，或戴东方的眼镜看西方，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去衡量人家的是非曲直，总难免有失偏颇。这些年来，东、西方文化一直在碰撞中融合，在碰撞中燃烧。具体的反映有合理的，当然也会有不合理的。
三峡工程开工以来，新闻大战一直是硝烟弥漫，从未停息下来。客观地说，西方记者大多数都愿意脚踏实地地采访，客观公正地报道，他们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常常为中国同行所称道。喜欢偏听偏信、隔岸臆断的西方记者毕竟是少数。
1996年4月3日至5月20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齐克、萨查到三峡库区进行了为期40天深入细致的采访。
齐克在踏上东方这个神秘的古国之前，与萨查一起搜集了一大堆西方报道三峡工程的文章、图片资料和书籍。在三峡采访时，为核实是否有大量的移民住帐篷，他在万州花了两天时间采访，并向当地老百姓打听，结果没有发现移民住帐篷。
水都没涨哩，怎么会有人住帐篷呢？“西方关于三峡工程的负面报道大多是不真实的。”齐克和萨查在对三峡库区重庆至宜昌16个县、市、镇采访40天后，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萨查是摄影记者，一到三峡就兴奋得“OK，OK”地叫个不停，完全陶醉在如诗如画的三峡长廊中。每到一地，他端起相机就噼噼啪啪照个不停，三峡的人文景观、自然风光、枢纽工程、移民生活都使他眼界大开，收获不小。
在三峡峡谷屈原镇的西陵村，他跟踪拍摄了移民郑新年举家搬迁的全过程。从郑新年一家整理家具，搬家具上船，并随船到湖北董市安家的经过，全部摄入了他的镜头。这位记者说，他没有想到移民搬迁的场面如此感人，也没有想到移民搬迁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这与他在西方报刊上看到的大不一样。他希望那些采访走马观花、隔岸臆断、报道不负责任的记者，多多深入了解些真实情况。他的感触是：这么多的移民搬迁，恐怕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齐克说，三峡工程并不像西方有些传媒说的那样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个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不存在问题、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记者同行们应对这些问题深入地了解并作客观报道。一般记者在三峡呆上两三天，还没弄清三峡工程、三峡移民是怎么回事就走了，这怎么能写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呢？
齐克同时抱怨说，产生这些问题，中国方面也有一定的责任，既然能投以巨额资金兴建三峡，就可以拿出一点钱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三峡工程的形象对该工程的顺利进行十分重要。
“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记者也一样是人，如果用一只眼睛看三峡，当然有失偏颇，也有失公允。用两只眼睛看，多看、细看，才真实、客观、公正。
芬兰一画报社驻京记者林达到过重庆万州区，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局长山田道明也到过万州区，这二人分别在万州城区调查了近百名居民，居民中95%支持上三峡工程，并希望通过移民搬迁加快城市建设。
现在，移民在搬迁中也吃到了苦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三峡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是叫人始料不及的。
要破解百万移民这道难题，唤起成千上万人的热忱，形成“人人关心库区环境，个个关注移民生存”的氛围，只有在强大的舆论支撑和引导下，库区各级政府和移民才会充满激情地开拓前行。
新闻媒体在库区的采访报道，有时也有难言之隐。主要是移民区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搞得不好就失之偏颇，出发点是“想帮忙”，结果却是“帮倒忙，越帮越忙”。
曾有媒体人士向我抱怨，库区看起来新闻素材充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一写出来就变了味，不是“复杂的政策尺度”把握不准，就是“一踩九头跷”，惹是生非不少。错误和挫折生出的许多教训，也使新闻界“比较地聪明起来了”，移民区的事写不好就不写，不写报纸就不登，不登顶多挨点“小批评”，总不会犯错误噻。
也许，要谈三峡和三峡移民问题，只有过了若干年后，让历史检验后才有资格评说。现在，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想把三峡的事说个清楚，一脚还没踏入库区，就已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泥淖。也许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觉，但“跟着感觉走”有时是一种“危险的举动”。
人最容易忘记的就是：感觉往往会成功地欺骗自己。
二、三峡颠覆供电格局
2005年9月2日晚，我和巫山县分管移民工作的赵刚副县长、移民局冯光锌科长等人一行，赶往重庆市人大移民督导组下榻处。
半路上，突然停电，刚才还是灯火通明的县城，一下坠入漆黑的深渊，街道上、大商店、小门面的老板和沿街休闲购物的居民，顷刻之间陷入恐慌和躁动之中。我们不得不驻足，居民们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几个居民从我们面前骂骂咧咧地走过：
“龟儿子哟，又停电了，啷个办？”“啷个办？只有凉拌（办），摸’黑猫‘噻！”“离三峡电站恁个近，还他妈的停电。”“嘿嘿，这就叫’灯下黑‘，你狗日的懂不懂？”
“听说十几个省红眼睛绿眉毛盯着三峡发的电，你巫山一个小小的县城算个？”
“那也不一定，我们最挨边三峡电站，又是移民区，癞子跟着月亮走--总要’沾光‘噻。”
几个人影晃晃过去，又过来朦朦胧胧几个人。“格龟儿子的，只要一停电，老子心里就发毛，娃儿的作业啷个办？马上就要考试了呀。”“要是不修三峡（电站），恐怕停电还要凶险得多哟。”“只要永远不停电，我还是同意修三峡大坝，老子搬家也值了……”
他竟用了“同意”二字！
我回到下榻处，久久不能入睡。巫山是全淹县城，搬到新县城的居民都是三峡移民。移民们的“街骂”和种种议论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我的心海，击起一阵阵久久不散的涟漪。
移民的“街骂”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在用另外的眼光看待三峡，虽然三峡修电站淹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但停电、缺电的窘迫已使移民的态度也有了惊人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