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年前的燕园里，说起她，几乎无人不识，因为她那些风格别具的诗文，更因为她在为人行事方面颇多怪异之举。她比我低两个年级，有差不多半年，我们只保持着点头之交。当时，文学社能人不少，居然说服校方，拨款给我们打印一些作品集，我和她合出一本散文。我虽然是她的学兄，若纯粹以文章而论，却只能甘居下风。因为集子的事，我和她在一起交往的机会便多起来。她是孤傲的，我提起文学社里几位喜欢鼓噪的才子，她只是嘴角轻蔑地一撇，不以为然地说：“几只毛毛虫，注定成不了大器。”说到功利心很强的某些学生会的干部时，她的评功价则更为严厉：“都是一堆垃圾！老想往上爬，甚至不择手段，真让人恶心！”
很多男生都竭力想接近她，就为了得到惊鸿一瞥，然而，她对他们几乎是不屑一顾。
她独往独来，很少有朋友，异性对她不敢高攀，同性是打心里嫉妒。可想而知，她那居高临下的神气会令她们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
我毕业后，偶尔还能收到她的信，总是很简短。
文学或者说艺术是比鸦片还鸦片的东西，使人自觉自愿受害终身。我要逃出去，我很想逃出去，可是如果不写，我又能干什么？肉体需要生活，灵魂更需要生活，不写的话，灵魂怎么活？
“对于北大，我久已厌倦。大学是个磨盘，可以把人的一切个性、意志、理想都消磨殆尽。现在，我很想早出‘监牢’，到外面去奋斗出一片天地。其实，我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幻想，校园的围墙外是另一个磨盘，更大更复杂罢了。”
她毕业不久，就办理出国事宜，却因为一些环节上受阻，迟迟未能成行。她一气之下，便把那份某大报晚班编辑的工作给辞了，干脆报名去参加京城一家时装模特队。以她的身材、容貌、气质，可说是这一行相当出色的人选。然而，很多同学都为她惋惜，认为她甘当高级衣架，这是自毁前程，她本可以顺顺当当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对于这一点，差不多没有人会产生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时装模特大奖赛中，我又看见了她，还是那样窈窕，还是那样冷艳，还是那样微微扬起下颌，让人感觉她的高傲，所不同的是，她身着华贵的服装，翩若惊鸿，已没有一丝一毫学生时代的气息。大赛中，她获得了仪表奖第三名。我想，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挫败，以她不肯甘居人下的心性，又怎能忍受自己不是冠军，甚至不是亚军，而是尴尬的季军？果然不出所料，她没有上台领奖。
除此之外，她的消息我是一点全无。北京的那些同学也都说：“这位大侠早就失踪了，也许出了国，也许嫁了人，二者必居其一。”
文学曾教会她如何去感知这个寒凉的世界，但文学并没有教会她怎样去把握多变的人生，这就全靠她的临场发挥了，但愿她能拿到一手好牌。
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断断续续有十二、三年，其间与不少作者打过交道，然而，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书桌上总堆着读不完的文稿，我穿过那些方块字布下的迷阵，不难见到他们的真性情。
大约在十五年前，我主持《文学月报》上一个“大学生诗笺”的栏目，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她。
单从诗艺的角度看，她的诗还远远未臻成熟之美，但因其浓烈的抒情气息而在大量来稿中独具魅力。于是，我给她发出了采用通知。她显然很高兴自己的诗稿未遭泥牛入海的厄运，在回函中，对我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也给这个栏目提了几条颇具建设性的意见。有意思的是，她一直恭恭敬敬地称我为老师，我也乐得受用。直到有一天她终于知道我比她“老”不了多少。
我原以为你是一位老编辑，至少也已人到中年，所以处处谦卑，没想到你刚跨出大学校门不久，那跟我也谈不上什么‘忘年交’了。
你也许已经看出来，我这人相当细腻。所幸这种细腻多是对爱对美的体会与品味。我爱许多许多人，爱许多许多物，甚至一棵树、一片落叶。我喜欢在精神上深深地与人相恋，与人相知。但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爱一个人。
“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往往是很淡然的，无需多余的表达，就可给人纯净之至的感受。面对这样的朋友时，我可以敞开胸怀，袒露自己的任何一隅，所以得到一个知己，是我生活中最感幸福的事情。”
她完全是一个艺术气质的女孩，不仅写诗，还画油画，居然代表南开大学挤进了天津的一个画展，而且获得好评。
我自觉比两年前给你写第一封信时成熟多了，起码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了。最可庆幸的是，还葆有当初的那份爱的冲动。
“我目睹了许多同伴在精神上的崩溃。她们也是女大学生，正值妙龄，可是心灵却已衰老不堪。因此，当看到我那双依然充满幻想与微笑的眼睛时，她们常常会慨叹不已。或许我真是值得她们羡慕的，我的心依然充满活力。”
她有一首精短的散文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致陌生人
真正的人生，就是埋葬几次真正的爱情。真正地爱过，真正地被抛弃过，这样的女人才算是真正的女人。
我不相信此生的幸福，只相信你将带给我更大的不幸。为了不幸去爱，才是真正的爱；因为爱而不幸，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深深地涉入爱河，不在乎被溺的危险，也不在乎被劫去什么……
然而，她也并非时时沉湎于爱的梦幻中，现实必然要教给她许多书本之外的知识，因此她偶尔也会对现实生活发表看法。
“你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沉重的乐观，我想，这也许是想干点什么又无从干起的青年人共同的语气。在一个不纯洁的环境中维护个人的纯洁，毋宁说这就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时时显得过于势单力薄而最终归于顺从，现代人构成坚固的心理机制的许多因素就是以这种顺从为依据的。把方的变成圆的，或根本不变，只是把方的臆想成圆的，其规矩不在，而方圆自成。这世界早已方不方，圆不圆不止一日了。我们这颗敏感的心又怎能做到麻木不仁呢？”
我和她通信的时间长达四年，但始终缘悭一面，后来，她去美国攻读比较文学，在大学洋彼岸，不知她是否还写诗、画画，也不知她是否依然自信豁达，热情似火。在大学中文系里，不乏世故油滑的青年人，但她是一个例外，一个真正的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