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自己减刑
我经常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多数是谈读书体会的。多少年下来，作了一个统计，来信中谈得最多的，竟然是那篇又短又不著名的《为自己减刑》。发信最多的地方，竟然是监狱。
那篇文章，讲述了已在《谢家门孔》中提过的一件事：我曾写纸条劝说一位被关进监狱的官员，在里边把外语学好。几年后他刑满释放，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说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一部重要书籍的翻译。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兴高采烈。
不久我见到了他。他穿着牛仔服，挎着照相机，步履轻捷灵敏，看上去比进监狱前年轻了很多。
我想，虽然司法没有给他减刑，他却为自己减了刑，减得所剩无几。
这让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度日如年，偶然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茨威格所写的棋谱，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这种“棋谱”让人摆脱世俗的时空，进入到一个自设的赛场。
其实，天下种种专业，百般嗜好，都能让人专注投入，紧张求索，忘却周遭，也都是大大小小的“棋谱”。
那位在监狱里学了几年外语的前任官员，外语成了他的“棋谱”。这让他几乎“脱离”了所处的环境，看到的只是一步步战机。于是，自己也就成了将军。
但是，监狱里毕竟容易产生一次次切实的心理痛苦。能够拔离痛苦自任将军，也是一种精神素养。因此我当面表扬那位前任官员：“你能做到这样，别的犯人做不到，还是因为你原来的内心格局比较宏大。”
那位前任官员一笑，说：“有可能比原来更加宏大。”
“比原来更加宏大？”我有点好奇。
“原来的格局，虽然不小，但还是受着职务、权力、人际关系的重重束缚。进了监狱，这些束缚全都没有了，反而可以想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想一想凶吉祸福、是非善恶、轻重虚实，产生了一种被剥除后的宏大。”他说。
他这番话，实在说得很好。不错，只要换一个方位观察就能发现，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无形的“高墙”和“铁窗”，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另类监狱”。不必说这位前任官员提到的“职务、权力、人际关系”了，即便是官僚体系之外的普通民众，也整天为小小的名利而折腾得精疲力尽，所以中国古语中有“名缰利锁”这种说法，完全把名利看作了捆押罪犯的缰绳和锁链。只不过，这种“罪犯”是自任、自判、自惩、自押的，明明做了“罪犯”还在街市间洋洋得意。
这位前任官员还把自己所获得的健康心态，传播给了其他监友。常有一些官员犯事入监后哭哭啼啼、捶胸顿足，他就轻轻地站到他们面前。终于，哭声变成了惊口叫：“部长，你??？”
“要算官职，我在外面比你大得多吧？我都那么平静，你还闹腾什么？”
这样的劝说，效果当然很好。
后来，监狱管理部门只要遇到那些过度抑郁的犯人，就会请这位前任官员出来“做思想工作”。
据他自己说，他在里面的一番番开导，比原来在礼堂里给上千人做报告，水平高多了，效果也好多了。
这我相信。
二、狱外之狱
我那篇《为自己减刑》的文章，主要分析了“监狱外的监狱”。这是因为，我当时对读者的设定是在监狱之外。
对于“监狱外的监狱”，除了前面所说的“名缰利锁”外，还有很多形态。因此，我要抄录那篇文章里的诸多分析——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
昨天我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位年轻的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招呼，爱理不理地售票，时不时抬手看着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看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他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作“棋谱”呢，满心欢喜地让自己投身进去，再释放出来。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仇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愤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那天晚上，他读了一篇同行的文章，狂嫉不已，彻夜失眠。于是，那夜的卧室，就成了监房，而且是芒刺满床的虐囚监房。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到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待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圆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原来，这个成语概括了一种普遍的负面生态。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太多的人，都自愿地充当了印度农村的窃贼。而且，那些圈不是英国人画的，全是他们自己画的。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
三、天命相连
说完了“监狱外的监狱”，我要回过头去，再与监狱里的朋友们好好聊聊。
我不想训诫，也不想安慰，更不想具体辨析案情。这些事，早就有很多人为你们做了，而你们各自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我只想从“大历史”、“大文化”的背景上，谈谈监狱这件事。也许，能帮助你们获得较高层次的文化慰藉。
人类走出原始丛林，摆脱动物生态，有一系列关键步伐。例如，发明工具、开始种植、下树居住、学会用火，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的主要办法，是自我惩罚。
人类，因懂得了自我惩罚而走向了文明。法制，就是这种文明的必然果实。
读过我的《行者无疆》吗？我在那本书里写道，横行不羁的北欧海盗为了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设定了最粗糙的裁决方式。这种裁决的效果，就看惩罚的力度。于是我们看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北欧终于成了世界上最讲究文明秩序的地区。
因此，只要有人类，就需要有法制。但是，由于人类生态的复杂性、多变性、冲突性、实用性，即使在法制中，也很难公平。法制上的完全公平，永远是一个理想。再好的法制，也只是一种向往公平的努力。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大事曾经深深刺激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十余名日本战犯。法官十一名，由中国、英国、美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加坡、印度、菲律宾这十一个国家各派一名著名法官组成。照理，那些战犯罪行累累，血债如海，证据如山，举世公愤，而且已经彻底失败，应该不难判决。没想到，在那十一名国际法官间还是阻难重重。投票一再陷于危局，使中国籍的法官几乎要以投海自尽来表达民族的仇冤。后来的判决，票数也很不理想。你看，如此明确的战争结论，如此齐全的法官队伍，居然对滔天大罪还有错判的可能，那么反过来，世上有多少无罪的案子，被错判成有罪？
以我对历史的了解，不能不指出，即便是真正的盛世，也会有大量冤案；即便是最好的法官，也会有很多错判；即便是一时无冤无错，等到事过境迁，又会发生想象不到的变化。
正是由此，构成了亦恒亦变、亦正亦误、亦明亦暗的“监狱文化”。我这里所说的“监狱文化”比较大，并不是指犯人们的文艺活动。
毫无疑问，犯人未必是坏人、恶人、小人。儒家哲学认为：“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贞观政要》）按照这种哲学，即便是监狱里的犯人，也随时随地可以成为君子。这就像，处于官场高位的政要，随时随地可以成为小人。
历史上，很多君子都有监狱履历。
且不说那些大臣、将军，只说文化人吧。我在《中国文脉》、《北大授课》等书中写到的那些伟大生命，大半与监狱脱不了干系。
例如司马迁之狱。他在监狱里承受了毁灭人格尊严的酷刑，悲痛欲绝。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咬着牙齿活了下来，成了制定千年历史格局的开山之祖，使后代中国永远受惠于历史理性而生生不息。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冤狱，并非出自于恶世昏君，而是由伟大汉代的伟大君主汉武帝一手造成。他出狱后，汉武帝又提拔了他。因此我曾论述，这是两种“伟大”的爱恨相遇。他们两个，缺了谁，都少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截光辉。
我又写到过嵇康之狱。这是一宗冤案，但嵇康入狱和赴死的过程，都表现得非常漂亮，已被历史永远铭记。那个时代，极其混乱，又极其美丽。嵇康之狱，既充分地展示了它的混乱，又精彩地展示了它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