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尽管戴了墨镜，也有不善于掩饰的时候。不久前，当基辛格秘密访华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公布以后，政治局开会讨论阿尔巴尼亚的来信。周恩来在公告发布前亲自去平壤及河内做了工作，通了气，所以朝鲜、越南反应还正常。可是，被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却反应十分强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给我党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李作鹏知道林彪对于周恩来的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政策十分不满，现在政治局讨论阿尔巴尼亚的来信，他觉得时机来了，就在会上公然称赞阿尔巴尼亚同志的信写得多么好啊，是一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但是，他发言过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及叶群等，并不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
李作鹏的那次发言，表明了他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美政策的反对，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
上午11时，飞机飞抵北京。朝鲜客人到宾馆休息，李作鹏坐着红旗轿车直接回家。回到家里，赶紧给黄永胜挂了个电话说：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会谈时，请他提前去，有要事相告。放下电话后，李作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走进屋来看他的老婆颓丧而悲伤地说：“照张相吧，要不，以后就照不了啦。”
周恩来对符浩说，你去巴黎只能将此事告诉一个人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一如往常，人们进进出出，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当时，我是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点三十二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9月13日上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冷静和沉着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知道报告的内容。
从鹏飞同志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的目光离开文件，他的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他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
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点30分左右坠毁在蒙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九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他分管对蒙外交。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一再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2点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有一架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分三点：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点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下午5点58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候。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像已等了一会儿。”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公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
“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
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了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公：“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
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以上这段文字，引自当时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写的回忆录《“九一三事件”补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便不辞辛劳地操劳着一切。他在9月13日一早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还根据我国驻蒙古使馆带回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召集民航及空军有关负责人研究了林彪出逃的飞机是怎样坠毁的。他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示原定要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按原计划出国访问，并嘱咐继续通过巴黎渠道保持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联系。
9月2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符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周恩来坐得很近。灯光下，他发现周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瘦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他告别周恩来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追上来对他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
他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
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周恩来看他站在那里等候指示，便摆手示意让他坐下。周恩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想了一会儿，对他说：“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叮嘱说，只能告诉黄镇一个人。
9月29日，符浩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巴黎。当晚，他就前往纳伊区城堡街的我国驻法大使官邸。他与黄镇大使说笑寒暄一番后，暗示道，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黄镇微笑着悠然领他走出屋门，来到花园里。黄镇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符浩带来的消息，使黄镇格外兴奋与激动，连眼睛都闪着亮光。他俩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黄镇突然一拍符浩的肩膀，提高嗓子对他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回到房间里，黄镇打开了所有的灯，满屋灯火璀璨。黄镇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雕花高脚杯。黄镇告诉符浩，这瓶酒已珍藏多年。杯中的酒液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
符浩事后回忆说，这是他平生喝过的最美的酒。
对中国飞机在蒙古神秘坠毁，尼克松十分担心有变
基辛格的大办公桌上摆着美国中央情报局送来的关于中国近况的最新报告。
美国时间9月12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蒙古人民共和国抗议这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
9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五天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
既没有在报纸上露脸，也没有在电视中出现。
在最近这五天，机场关闭了，所有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没有起飞。
有种种迹象表明，大陆的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9月20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十一”国庆游行活动宣布取消了……
基辛格接到这些报告后十分担心。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随时将这些情况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顿时忧心忡忡，心往下沉。为了与中国打开关系，苦心策划了两年，难道又要出意外？总统深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铁幕”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基辛格也十分发愁，“我们无法进行更深的分析。”
尼克松的情绪受到影响，那几天很容易动怒，担心跟北京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就又有变。他俩当然不知道，被称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一年多以前刚被中国共产党九大制定的党章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和接班人、红极一时的林彪于9月13日凌晨，带着夫人叶群及亲信等八男一女，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越出中国北部边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9月21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作了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这才使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依然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9月23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
经过巴黎渠道的双方磋商，到10月初，中方在答复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尼克松与基辛格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国务卿罗杰斯得到消息，到白宫来找基辛格。
“博士，我得到消息说，过几天要宣布你10月份去访问中国。”罗杰斯说。
“是啊。我去为总统访华作准备。主要是讨论双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说。
“你知道吗？10月下旬联大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罗杰斯提醒基辛格。
“我知道，那是一场后卫战。”基辛格爱看足球，用“后卫战”这个词准确地表明了美国已经处于在对手进攻态势下的防卫了。这意味着大门有可能被攻破。
“表决的时候，你在中国，我们的盟友怎么看呢？”罗杰斯有点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战略会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淡然一笑：“我不认为我访问北京会对联大表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罗杰斯内心已经动怒了，但仍然以平和的语气说：“你去北京等于说美国承认中国是一支世界性的力量，对表决很不利。”
基辛格争辩说：“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反对联合国驱逐台湾，我们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
尼克松总统曾经这样分工，在美国对华行动方面，基本上由基辛格经管；但是，中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罗杰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的访问就不能与联大的表决错开，往后推一推？”
基辛格并不退让：“日期是中美两国商定的，单方面推迟访问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造成危机。”
“我要找总统。”罗杰斯不服气。
“我看你找总统也没用，这是‘七一五’公告定下来的事。”基辛格不以为然地说。
基辛格望着罗杰斯愤然不悦地离去，只好耸了耸肩膀。他对国务院的政策是十分怀疑的。当然，他理解国务院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积极性。国务院一定从未忘50年代对它的指责。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被斥为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有一些杰出的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研究得越深，越觉得国务院中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他觉得，现在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双重代表权”
问题虽然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做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可是，北京和台北都对“双重代表权”
提议不买账。他觉得这是一种既笨拙而又自我拆台的政策。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这个“双重代表权”提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美国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席位的提案。基辛格倒是认为，美国该一直坚持原来的反对接纳北京的立场，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他已经意识到，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要失败的。
因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失败将要体面一点。
他充满信心地估计即使罗杰斯找尼克松，也改变不了他10月份第二次访问北京。这次中国方面建议他取道阿拉斯加飞往上海再转北京。周恩来想得真周到。他已经在向往跟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