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无名氏《瑞桂堂暇录》载，张方平安排苏氏父子住于斋舍，第二天出了六道题来考苏轼兄弟，自己则于壁间密窥之。苏轼兄弟得题后，各自专心思考。苏辙对题目有疑，指以示轼。苏轼不言，只是举笔倒敲几案，意为“管子注”。苏辙疑而未决，又指第二题示轼。苏轼却勾去了第二题，并开始答卷。二人完卷后，出来交给张方平。张方平非常高兴，因为第二题本无出处，是他故意用来考察苏轼兄弟的判断力的。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苏轼兄弟的性格不同，确实太鲜明了，即使初见面，也能感觉到。苏轼“明敏”，“不外饰”，他的才气远远超过苏辙，是其不幸（“我为聪明误一生”），又是其大幸，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得力于此。而苏辙比苏轼“谨重”，他后来的官位确实也高于苏轼，遭受政敌的迫害也比苏轼轻得多。据《宋史》本传载，王安石以苏辙寡言鲜欲，对他素有敬心。苏辙对元佑之政的作用比苏轼大得多，但哲宗亲政，惩治元佑党人时，苏轼被远谪海南，苏辙仅仅贬官雷州。
徽宗朝，元佑党人多被外徙，苏辙独免。但苏辙的“谨重”是其幸，也是其不幸，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影响，他都比其兄稍逊一筹。
三、“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
粗看苏轼兄弟的政治主张似乎“无不相同”，其实也不完全一致，“谨重”的苏辙往往比他的哥哥还更激烈。表现之一是仁宗朝二人同应制科所献的进策各二十五篇。蔡绦云：“二公将就试，共白厥父明允，虑有一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由是二人果皆得。”蔡绦是新党蔡京之子，由于政治偏见，他总喜欢把苏辙父子说成不讲原则的纵横家，因此，这则记载未必可靠。但是说两人某些重要观点往往相反却是事实。苏轼《策略三》认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辙《臣事策四》却说：“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可见在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上，苏轼兄弟的看法是不同的。
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卷四八）自称他的《御试制科策》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但其最尖锐的话不过是指责仁宗“不知勤”，亲策贤良之士是“虚应故事而已”；指责各级官吏因循苟且，“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苏辙的《御试制科策》，针对策问所谓“志勤道远”之语，指责仁宗怠于政事，有“忧惧之言”，“未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又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并以历史上六个致乱之君相比拟，并说：“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还指责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分遣使者巡行天下“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像这样指斥仁宗，真可谓深入骨髓。
表现之二是他们兄弟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他们都反对变法，但苏辙更早更激烈。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二月，他们服父丧期满回到京城，熙宁变法早已开始。王安石拿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征求苏辙的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了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
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认为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卷三五），对新法作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其《条例司乞外任奏状》（同上）说：“陛下创置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王安石览状大怒，欲加以罪，为陈升之所阻，才“诏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后又改为南京教授。
表现之三是他们对元佑之政的态度。苏辙在元佑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着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卷三八）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虏境”，“自是戎人叛怨，边鄙骚动，河陇困竭，海内疲劳”。
而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王）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日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铁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苏轼兄弟在元佑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时望甚重”，“不可慢”。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卷二七）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卷三六）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答张文潜书》（卷五二）欢欣鼓舞地称其“甚美”，又作《复改科赋》（卷一）来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虽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
四、“老聃、庄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辩”
在学术思想上，苏轼兄弟皆非淳儒，都是融儒、释、道于一炉的杂家，但苏辙更复杂，两人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北宋兴起一股疑古的思潮，他们兄弟的学术着作都是这一疑古思潮的产物。
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西汉经学家）、郑康成（即郑玄，东汉经学家），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而排《系辞》，废《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唯于议经，况传注乎？”
苏辙不止“疑《孟子》”，甚至还敢驳《孟子》。他少年时代着有《孟子解二十四章》，其《窃负而逃》：
《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陶则执之，舜则窃负而逃于海滨。”吾以为野人之言，非君子论也。
舜之事亲，“烝烝乂，不格奸”，何至于杀人而负之哉？且天子之亲，有罪议之，孰谓天子之父杀人，而不免死乎？
《孟子》是儒家经典，苏辙却斥《孟子》的这则记载“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论”。文章也写得十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首先他根据《尚书·尧典》对舜的记载，认为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舜能以孝和谐父母昆弟，使进于德（烝烝乂），不及于乱（不格奸）。接着又根据《周礼》的八辟（汉代叫八议，议亲为其一，即对皇亲国戚可减免刑罚），认为即使“瞽叟杀人”，舜也没有必要“窃负而逃”。又如：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为是言也，则未见司马懿、杨坚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损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于不仁？得国之与得天下，何以为异？君子之所恃以胜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前一章还只是反驳《孟子》一书的记载（当然也代表了孟子的观点），这一章却直接反驳孟子的观点。文章先以司马懿、杨坚为例，辨明不仁者未必不能得天下，接着说“得国”与“得天下”也很难区别，最后说以得失利害来警告不仁者，本身就不可取。
这篇驳论也同样写得斩钉截铁，十分有力。
“黜《诗》之序”，苏辙也是代表人物之一。苏籀《栾城遗言》说：“（苏辙》年二十，作《诗传》。”又说：“公解《诗》时，年未二十。”
当然，现存苏辙《诗集传》二十卷，是经过他后来反复修改的。此书认为《诗》之小序反复繁重，似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所集录。因此，他只保留其开头一句，而以下之文皆删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说：“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史传言《诗》序者以《后汉书》为近古，而《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辙以为卫宏所集录，亦不为无征。”
苏辙研究《春秋》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据苏籀《栾城遗言》载，嘉佑元年冬，苏轼兄弟应进士试时，寓居兴国寺浴室，曾作《春秋论》。他的《春秋论》提出了与《公羊》、《谷梁》不同的见解：“公少与坡公治《春秋》，明圣人喜怒好恶，讥《公》、《谷》以日月土地为训。其说固自得之。”但苏辙的《春秋集解》十二卷，却是从熙宁年间开始的。他在《春秋集解序》中说：“近岁王介甫以宰相解经，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则诋以为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不得复学。呜呼，孔子之遗言而凌灭至此，非独介甫之妄，亦诸儒讲解不明之过也。故予始自熙宁谪居高安，览诸家之说而裁之以义，为《集解》十三卷。及今十数年矣，每有暇，辄取观焉，得前说之非，随亦改之。绍圣之初，迁于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后卜居龙川之白云桥，杜门无事。凡所改定，亦复非一。览之，洒然而笑，盖自谓无憾矣。”从这段话可知，苏辙作《春秋集解》是针对王安石抹杀《春秋》的地位而作。他在《春秋集解》上用功最勤，特别是在两次贬谪期间，其主要精力都用在写作和反复修改此书上，力求“无憾”。他在序中自称：“千载之绝学，倘在于是矣。”他还曾对苏籀说：“吾为《春秋集传》，乃平生事业。”
苏轼兄弟学术观点的不同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对《论语》和《老子》的看法上。苏辙少年时代曾着《论语略解》。苏轼贬官黄州期间着《论语说》，汲纳了苏辙《论语略解》中的不少观点。苏辙晚年闲居颍昌期间，为苏籀、苏简、苏筠等孙子讲《论语》，对苏轼《论语说》中的见解，“意有所未安，时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能质之子瞻也。”显然《论语拾遗》是为反驳苏轼《论语说》而作。可惜苏轼的《论语说》已失传，而苏辙的《论语拾遗》又多是正面阐明自己的看法，使我们无法看出他们兄弟间的具体分歧。其中只有三章引了苏轼的观点。一是关于泰伯让国而兴，宋宣公、鲁隐公让国而乱：“子瞻曰：“泰伯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民无德而称之，有让国之实，而无其名，故乱不作。彼宋宣、鲁隐皆存其实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鲁皆被其祸。”予以为不然。……鲁之祸始于摄，而宋之祸成于好战，皆非让之过也。”二是孔子“请讨陈桓”：“子瞻曰：“哀公患三桓（即执掌鲁国政权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逼，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以越伐鲁，岂若从孔子而伐齐？既克田氏（田成子），则鲁公室自张，三桓将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为不然。”苏辙认为孔子明知“哀公、三桓之皆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三是卫灵公以南子自污，孔子从之不疑，而季桓子以女乐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子瞻曰：“卫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为不然。孔子之世，诸侯之过如卫灵公多矣，而可尽去乎？齐人以女乐间孔子，鲁君大夫既食饵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则坐得其祸，无可为矣，非卫南子之比也。”从苏辙所驳的三条看，苏辙的看法确实比苏轼的解释更令人信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所评：“其说皆较轼为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