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剧历史溯源
1.孕育时期
（1）越剧的诞生地——嵊州
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目前中国的第二大剧种，最早起源于清末时候的浙江嵊县，即今天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嵊州市，是由当地民歌演化而来，并在发展过程中汲取昆曲、绍剧等剧种之特色而成的。
越剧的发源地嵊州，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神韵吸引着各方名流的慕名拜访，素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之誉。这里风光旖旎，秀山环抱，历史悠久，钟灵毓秀。横贯全境的剡溪，更以其独特的灵动气质，造就了嵊州地区独具神韵的秀美风貌。妖娆多姿的自然风光赋予了这里神奇的魅力，吸引着历代高贤名流纷纷而至，在赏景怡情之余，为后世留下了众多流传千古的不朽篇章。
诗仙李白曾在诗作《别储邕之剡中》里写他游剡溪到剡城的所见：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大诗人杜甫也在游剡溪时作《壮游》赞曰：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在李杜之前，早有东晋“十八高僧”和“十八名士”慕名游剡、王羲之徙居金陵，而同在唐代，更有王维、温庭筠等400多位诗人在此泛舟吟唱，其后，宋代朱熹、王十朋等一大批文人墨客，乃至近代的蔡元培等学界泰斗都纷纷讲学鹿门、设帐城南、执教书院，为嵊州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促进了嵊州文化的多元发展。
嵊州地区民间音乐歌舞发展极盛。民乐有辕门、妒花、绣球、十番、节诗、将军令及民歌看牛调、五更调、工尺调、双看相调、三番十二郎调和宣卷调、道情调等。民间舞蹈有狮舞、龙舞、仙鹤舞、菜瓶舞、高跷、荡湖船、练嘴行、回头拜、调五马、大头和、哑背疯，以及翻表、叠罗汉等。这里还流传着古老的傀儡班、目连班、徽班、乱弹班、调腔班、高腔班以及孟姜班和鹦歌班。外来文化的注入丰富了这里的民间艺术，并在与本土艺术的交融中开花结果，不同文化的碰撞，也为嵊州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与眼界。随着民间写诗填词之风的日益兴盛，能歌善唱的嵊州人更把歌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这里村村有祠堂，堂堂有戏台，保保有庙，庙庙有舞台。“见物唱物，见人唱人”，多才多艺的嵊州人，就这样成为了越剧艺术最原始的创造者，嵊州也为越剧艺术的孕育和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
越剧有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在其演变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髦儿小歌班、绍剧、嵊剧、剡剧。而探寻越剧最早的源头，则要追溯到她的前身——“落地唱书”。
“落地唱书”是嵊州地区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它的名字得自于它独特的表演方式。多数曲艺形式在演唱时需要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舞台，而“落地唱书”则完全没有特定的条件要求，在农家檐下门口、台门堂前，站立于地均可演唱，由此而得名“落地”。
“落地唱书”的前身，是嵊州地区的“田头歌唱”，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即低级阶段，称为“沿门唱书”；后阶段，即高级阶段，称为“走台书”。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嵊州地区的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道卷、道情、莲花落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吉利词句，沿门卖唱，俗称“沿门唱书”。
据记载，约在清咸丰元年前后，嵊州马塘村有一位青年农民金其炳，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民歌手。金其炳不仅热爱歌唱，更积极创造，以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断进行着歌唱风格与内容的创新。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创造了集宣卷佛曲、牧歌小调、四工合调精华于一体的新唱调。这种唱调不仅新颖独特，淳朴流畅，而且在唱词上没有死板的规定，易学易记，很快得到了众多农民的喜爱，并迅速地传播开来。不久，金其炳名声远播，许多青年纷纷跟随他学唱，成为了他的艺徒。有了众多艺徒的金其炳进一步在徒弟们的帮助下，积极创新，大胆改良，不仅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更将宣卷佛曲和工尺调混合编唱，并把佛曲帮腔衬字“阿弥陀佛”改为“箫经”中的“四工上合尺”。以“四工上合尺”为尾声衬字的曲调，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更加雄壮，也更能激发演唱者的情绪。这种由金其炳新创的曲调，被称为“四工合调”，它后来也成为“落地唱书”很长时间内的主要曲调。
金其炳等人的“田头歌唱”历经十多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到1863年前后，由于当时嵊州剡江两岸农村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民不聊生，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逃荒，金其炳等一部分青年农民，为了生存，便以民间曲艺作为谋生手段，沿门挨户卖唱。“落地唱书”的前阶段——“沿门唱书”就这样产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沿门唱书，艺人们的唱段曲目逐渐发展、积累，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唱书者们开始根据一些民间故事、传说改编成简单的有故事情节的曲目，此后更进一步从宝卷、传书及外地说唱滩簧中移植大量书目，逐渐转向以长篇为主的唱书。为了提高艺术效果，他们还从嵊地古有的“紫云班”（绍剧）的乐队中得到启发，自制枣木尺板、毛竹节鼓（后发展成鳖鼓）作伴奏乐器，音响效果有了进步，同时又发展为两人配档，一人主唱，一人打板接腔。他们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便到各处唱书，逐步发展为半农半艺的半职业艺人。
“走台书”是“落地唱书”的后一阶段，在形式上由“沿门卖唱”转化为进茶楼小舞台演唱。其内容、曲目及曲调都有所不同。此外，在演唱方式上，由以唱为主逐步发展为唱、白、表三者结合，嗓音有了男女老幼的区别，演出形式也从站立于人家门口演唱变为在厅堂、茶楼内演唱，逐渐形成了“落地唱书”的基本形式。“走台书”的命名也是对这种演唱形式的概括。
金芝堂是金其炳的艺徒，也是当时有名的唱书艺人。他原是一个补鞋匠，后出于兴趣，改行从艺。他与其他唱书艺人一起，推动了从“沿门唱书”到“走台书”的进步，也通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由于“落地唱书”最初是用“四工合调”唱四句八对的彩头话和短小书目，曲调与内容并无矛盾，但发展到“走台书”时，内容和曲调开始产生了矛盾，而且，“四工合调”旋律简单，节奏单一，无法适应人物、情节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金芝堂在“湖州三跳唱书调”的基础上，吸收嵊县牧歌和原“四工合”的成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呤嗄调”，从而创造并发展了“落地唱书”，也为其日后发展为越剧奠定了基础。
在“落地唱书”的长期发展中，由于多种原因，唱书艺人逐渐以剡溪为界分成南北两派，并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内容上有“南记北图”之说，即指南派往往以“记”作为曲目的名称，如《獾猎记》《乌金记》等；北派则多以“图”作为曲目的名称，如《十美图》《七美图》等。在唱词和音乐上则有“南俗北雅”之说。
经过前后两个阶段五十多年的发展，“落地唱书”由单纯的农民自娱歌唱，演变为半职业、专业化的演唱，这一民间艺术也以它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喜爱。在嵊州农民艺人们的积极学习与努力创新下，1906年，“落地唱书”被正式搬上了舞台，发展成为最早的越剧—小歌班。
2.“小歌班”时期
进入20世纪初，“落地唱书”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小歌班”的应运而生，使得一种民间曲艺终于蜕变为戏曲，越剧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她作为地方剧种的发展历程。
在落地唱书艺人的积极创新与不断改良下，唱书表演渐渐趋于成熟、完善，在表演上，有主唱、轮唱、对唱、对白，角色之间有呼应、有交流，人物性格更趋明朗。为丰富表现力，艺人们主动向绍兴大班学习，运用“五色嗓音”，即小口、本喉、大嗓等不同嗓音演唱，以区别不同行当和角色，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同时，又加入了道具的因素，按角色需要配以各式身段动作，接近于后来的戏曲表演。
1906年3月27日，在落地唱书艺人的大胆尝试下，他们的表演终于被搬上了舞台。这一天的试演，是越剧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也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分工的专业演出。虽然试演不能一次就获得成功，但这次试演打开了从曲艺迈向戏曲的大门，“落地唱书”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发展，终于修成正果，越剧由此诞生了。
登上舞台的唱书表演当时取名为“小歌文书班”。“小歌”指民歌小调，“文”指无武打场面，“书”指所演戏匀系唱书书目，故人们将它简称为“小歌班”。“小歌班”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了十多年，这一时期在越剧发展史上也就被称为“小歌班”时期。这一时期，艺人们在演出实践中逐步发展自身的表演艺术，组织戏班，创编新剧，经过十五年的发展，陆续从农村转入中小城镇，直到后来挺进大上海。进入上海后，“小歌班”积极从绍兴大班、京剧等剧种中吸取艺术养分，提高自己的表演技巧。同时在剧目、音乐、服装和化妆等方面进行改革，特别是在越剧语言上掺入了一些上海白话，使越剧语言既不脱离乡音，又能为上海观众接受。通过努力，“小歌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1922年，“小歌班”在上海正式进入“大世界”演出，开始改称“绍兴文戏”。
3.“绍兴文戏”时期
1922年，越剧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绍兴文戏”时期。由于“小歌班”诞生在嵊州，而嵊州隶属绍兴府，“小歌班”与同出于绍兴以武戏、宫闱大戏为主的“绍兴大班”相比，内容更侧重于家庭伦理、儿女情爱，由此被称为“绍兴文戏”。“绍兴文戏”时期是越剧发展的成熟期，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都是男演员，故称“绍兴文戏男班”，后期出现男女混演，并向女演员过渡，称“绍兴文戏女班”。
（1）男班时期
男班艺人们进入上海后，虚心学习、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技艺，使绍兴文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男班艺人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在男子绍兴文戏的鼎盛时期，男班先后在上海的新化园、镜花戏园、升平歌舞台、共和戏院等30多个戏院演出。其中有袁生木班、梅朵阿顺班、马潮水张云标班、王永春白玉梅班等20多个戏班，当时嵊州的名角几乎都集中在上海。
（2）女班时期
1923年，嵊州商人王金水和艺人金荣水在家乡施家岙创办起越剧的第一个女子科班，打破了绍兴文戏全部由男子表演的局面，绍兴文戏进入了女班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