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礼，古人的溢美之辞不绝于耳，最常见的形容词是“博大精深”和“包罗万象”。比如说吃饭，要按礼数来，出门，也要讲究个礼，估计连如厕也要按礼行事。这也就是说，礼，作为条条框框是渗透到整个社会中的所有角落里去的，而且非常具体地涉及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活动，无不囊括其中。
有关礼的广谱性，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礼记》有云：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
如此看来，礼还真对得起前文提起的两个形容词，其涵盖范围几乎囊括了古中国所有的社会生活。那么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是怎么得出来的？它是由谁主导或者是由谁创始的？条件反射样的三个问题，催使我查了很多资料，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反倒是越查越糊涂。
有关礼的源头，大概应该自《周礼》始。说“大概”是因为目前没有其他证据表明，有其他与礼相关的史料早于《周礼》。相传《周礼》是由周公旦所著。然而近代学者通过对考古文献等资料的研究，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周礼》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末而并非西周。也就是说，《周礼》的作者并非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很可能是在这部书传承的过程中，经手人添油加醋地润色了不少。
这桩历史悬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连诸多历史学家都未能达成共识，实非我辈这些外行人士能说得清楚的，于是只得作罢。
礼的价值可以通过会计方式进行核算
尽管对礼的源头摸不清楚门路，我依然还是没有对它丧失兴趣。另一个悬疑问题持续横亘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到底是礼这些行为先存在，后有人总结出规范，还是先有人事先做好规范，后有人遵循的呢？这似乎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又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的怪圈。
在苦思不得其解之时，偶读《史记》，无意中却在《礼书》临末的地方发现了一点线索：（礼）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用白话文表示说是：礼以应用财物为表现形式，以区别贵贱为文彩，以多少表示等级的差异，以繁简为要领。
这点线索启发了我，原来礼不是空口白牙靠嘴说出来的，而是在其背后跟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来往。也就是说，没有经济后盾做基础，根本就谈不上礼。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似乎想通了一些关于过去没考虑明白的问题。
《礼书》中开篇就提到了“观三代损益”，这三代指的是夏、商、周。这说明礼的形成并非是一夕之功，而是多年来社会文化的沉淀和积累。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礼在夏代之时就应该有了雏形。至于“损益”，个人认为应该是礼数的变迁——这符合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即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进步。
如此说来，《周礼》的形成，是有着相当成熟而且深厚的社会习惯作为基础的，它绝不是凭人为主观臆断捏造的产物，而是集社会生活习惯的大成所得出的规范文本。我们无法考究《周礼》究竟成书于何时何地，但绝不排除在传承过程中有增删补益的几率。所以，从《礼书》中介绍的情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认定，今天我们看到的《周礼》，很可能是经过多人之手修改、校订后的文本。至于修改原因，料想是为了使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延续着这个思路，我继续在《礼书》中寻找着蛛丝马迹，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新的线索又被找到了。《礼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简单点讲，这句话就是说，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社会成员，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都有着各自的标准。这标准是按什么来划分的呢？答案是严格的社会等级。
这短短一句话里，所蕴涵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首先，结合前文所言的历史背景，和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婚丧嫁娶这些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成员在其中扮演的经济角色，自打上古时期就有了相对的规则。举个通俗的例子说，某人有朋友结婚，他自然要去出席婚礼，而出席婚礼是要带着“礼”送给新婚夫妻的。以今天的习惯来看，这礼绝大多数是直接以礼金的形式存在。更直白点说，就是点现钱。极个别的，可能会送些别致的独特的礼物，但是最终衡量这礼物价值的，往往还是以会计形式。也就是折算成通用货币的办法来作价值衡量标准。
实践证明，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这复杂的关系网就成了社会交际网的主要脉络。凡是参与、出席这些社会交际活动，都要在其中表现出一定的经济行为。典型的如婚丧嫁娶，还有些非典型的，比如生日、寿辰，比如生子、升职，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各种新形式的社会活动层出不穷，而一些旧有的社会活动则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逐渐被淘汰，进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总的社会经济行为习惯，却是始终没有变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些社会活动参与过程中的经济行为，无一能脱离礼的范畴，只是如今我们习惯地称它为“人情”。
不妨这样理解，所谓“人情”，也是以经济价值作为表现形式，这与礼在本质上没有分别。因此我们将人情和礼之间画上个约等号。
其次，我们又从中看到了另一个问题：社会等级以及经济享用权。名义上，“礼”中的若干标准是为了约束所有社会成员，不奢侈，不浪费，在物质需求上有节制，适宜有度。然而从本质上却是为了强化社会等级。
这里有一点很值得玩味的细节，即以什么标准来操持社会活动，以什么标准来享受经济价值和物质需求，是要看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如果在社会活动中所投入的经济价值低于投入者社会等级的标准，那叫“失礼”，而若是在社会活动中所投入的经济价值高于投入者社会等级的标准，那叫“逾礼”。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连享受经济价值这点人类的基本需求，都是要有刚性标准的，而不能随心所欲。我不了解，违背了这种标准有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而就我个人对社会习惯的观察来看，如果没能按社会通行标准来操持一些典型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红白喜事，难免会遭到来自社会中非议的压力。
然而这礼的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无法回避被打折扣的现实状况。因为这其中有着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即社会成员的社会等级与其经济能力通常不是绝对挂钩的，这两者间的脱节，造成了礼所要求的标准无法落实。制度脱离了现实，也就无法称为制度，硬要削足适履，就避免不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若不是以高昂的维系成本做代价，那就只可能让这制度流于形式继续得以保存。这两者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其最终结果都是令礼的庄严性蒙垢。
经济能力不达标就是“礼崩乐坏”
我似乎找到了打开“礼”这个陈年古锁的钥匙了。与其说《周礼》是一种建设性的创造，莫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会习惯的归纳整合。它绝不是凭空、孤立出现的制度，而是建立在相当成熟的社会习惯上的产物。也就是说，周公旦，抑或其他代笔者对礼的阐述，均是在固有社会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规范化、标准化。
有关礼的文字记载，无一不含有社会活动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否在社会活动中被严格执行，是个存疑的问题。前文说过，作为个体而言，经常存在着经济能力不能完成礼所要求标准的情况，这也就是孔老二所言的“礼崩乐坏”。
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礼的典章吻合所创建时的社会情况，随着经济情况的变迁，现实环境出现了变化，而制度没有及时修正，所以才有了误差。第二，礼的典章规范仅仅是因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凭空炮制的产物，所以导致了制度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我个人更倾向第一种解释，即制度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当滚滚的历史大潮到来时，一切阻挡它前进的障碍都将被这股洪流冲毁。历史的走向不会以个人的意志做改变或转移，只会顺应着规律的轨迹稳步向前。所以，守旧者的所有抵抗都将成为徒劳。他们煞费苦心想出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办法，用来自我催眠，以此来消极抵抗，却无济于事。像沙漠里的鸵鸟一样，把头藏在沙子里就以为可以躲过灾难的想法，并不能有助于他们保持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声势。相反，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只会令他们快速被历史淘汰。
社会阶层的跃迁很困难
种种“逾礼”的行为出现，看似违背了“礼”制，其实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是碰触到“礼”的核心精神。所谓“逾礼”，只不过是社会阶层洗牌的开始，而不是社会阶层的消灭。社会阶层不会因为某些特定人在特定期间的“逾礼”而消失，只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迁。也就是说，当这洗牌结束，随着新的阶层形成，新的“礼”制就会重新出现。
礼的目的是区分出鲜明的社会层级，作为个体而言，如果他的社会层级有所改变，那么他所该采用礼的标准就要有所变化。反过来说，当他自身的经济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现有社会层级时，他就会主动要求社会层级的跃迁。而“逾礼”只不过是这目的诉求的表现形式。社会中不希望见到“逾礼”这种行为出现，是种古怪的观念，也是种本土特色浓郁的观念。名义上是维护社会秩序，实质上却是不希望别人过得更好。简单些说，可以归结成六个字：气人有，笑人无。
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会因他人的收益，而认定为整个社会的收益增加，相反，会以他人的损失认定为自己的收益。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不得不说是一种劣根，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往往会使历史步入一个向后转的尴尬阶段。
礼尚往来是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礼的核心精神是交换，这遵循着经济的基本原则。所谓礼尚往来，就是指这个意思。说得学术点，礼是一种社会契约，以财物作为凭证的社会契约，保证的是财物出让方和受让方两者的根本利益。最通俗的说法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当然，往往事态没有到需要“消灾”那么严重，更妥帖点的说法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因为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这是我们的老话。反过来说，求人办事，总要支付一定的报酬，这报酬就以礼的形式存在了。
“礼尚往来”通常区别于普通劳务支出的是，双方在进行价值交换的同时，总试图拉近情感的距离。原因在于，这样做可以使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变得含蓄而隐蔽，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文艺点说，这是在利益交换上蒙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为了保证长久的合作关系，为了大幅度降低未来合作中的信任成本，情感的沟通以及交流就显得非常必要。所以，礼在社会活动中，不只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角色，往往还充当着联络情感的纽带，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与民同乐的实质颇有几分强买强卖味道
提到礼，就不得不说一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乐”。乐文化，是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儒家泰斗孟子与梁惠王就“乐”的问题曾经有过一番流传千古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说“与民同乐”，就能换得长治久安。换成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打造一个亲民的形象。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含义，实质上却另有深意。
按照孟子的说法，最高统治者听个音乐，就能把平民弄得妻离子散，这显然有点蹊跷。乍一看，两者间几乎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是音乐难听，还是什么缘故？难道仅仅就是没与民同乐？
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下去，那么恐怕把脑子想穿了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是条死路，信息的不充分就足以让人被误导。所以我们要从弦外之音里读出隐藏信息，才能判断出事情的实质。
诸多考古证据表明，古乐器的种类丰富是完全超出我们想像空间的，琴瑟箫竽一应俱全。这些可以单人操作的乐器，我们姑且先放下不论，只谈谈一种上流社会专用的乐器：编钟。这东西早在西周年间就曾存在过。一套编钟，少说要有三枚钟以上才能够一组，至于规模大一点的，钟的枚数要达到两位数。典型的如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六十五件套编钟。这是迄今为止，已出土的，规模最大的一套编钟。它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我们不去考虑称它“气势宏大、壮观无比”这些相关的溢美之词，也不去考虑这编钟演奏出的音乐有多么悠扬动听，也不去考虑它的造价成本，只考虑需要多少个人来操作它，就很值得思量一番了。
前文说过，礼是有标准的，这乐器的使用也是有标准的。说白了，你不够级是不能用的。那么我们再换个思路，如果这“够级”的人举行一场音乐会，是不是也得有个标准底线呢？这规模要多大？要动用多少个人来演奏才能满足这“礼”的需要？显然，这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毫无疑问，动用的人数越多，所需要的成本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