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养育子女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时，这等同于一种中长期投资。既是投资，就要对风险进行核算，同时考虑成本与收益。除去孩子先天残疾外，最大的风险就是死亡。然而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其成员的生活区域较为固定，环境较为舒适、安全，外来侵害罕有，这无形中就将夭折风险降低了许多。为了规避风险，人们还可以选择分散投资的策略，比如扩大生养数量。
养孩子的成本除去日常开销外再无其他，而这成本与经过十余年就可以逐步转化成生产力，之后在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可以作为持续性盈利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相比较起来，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的实质在剥茧抽丝后渐渐清晰了，作为个体，大量生育子女实在是出于一种经济效益的考虑，所生养越多，意味着日后可供自身消费的经济供养就越多，生存风险就越小。基于此种理由不难理解人口缘何激增。人口的充裕，反衬出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资源紧缺，这令统治者不再把人口当作稀缺资源看待，于是就出现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之治”，如汉武帝当政之时，肉刑、诛戮等有违人道的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当这些手段都不能阻止人口疯狂增长趋势的时候，当局迫于人口的压力，更为极端的选择就此出炉了。
自娱自乐、自我陶醉的盛世
当理清了“文景之治”及其前后的经济脉络，我陡然发现，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中比比皆是，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是如此的一个死循环：每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大幅度减少后，都会有所谓的圣君仁政，而经历过经济复苏之后，则重新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现象，再之后天下重新大乱。而这核心围绕着的无不是特殊利益群体的特权，至于缘何此种现象会周而复始，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之所以其他多数重建秩序期间的“盛世”不如“文景之治”广受好评，一方面是客观条件成就了一段时期的社会环境稳定，从而促发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给予了唯数据论者充分的根据；另一方面是后世儒生人为的吹捧，尤其在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之下，谣言得以被重复成了真理。而现实中，我们并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民众在这两个执政者统治的时代有着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由于眼下可供参考的史料，都是来自汉政府官方而无半点民间文献佐证。实难排除的一点可能是，史官迫于政治压力，因而在历史记录中粉饰太平，所撰写内容仅供统治者自娱自乐而已。
所谓的汉之盛世不外如是，论其被追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之原因，恐怕除了意淫的快感外，大概就只剩下些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
四生存之战——帝国对外战争实录秦、汉两代帝国，均有过大规模对外战争，且皆具备获胜的记录。
这在不少后世人的眼里，成了不可磨灭的盛世象征。似乎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是民族尊严的体现。除去上纲上线外，少有人探究帝国对外战争的原因。毕竟，所谓尊严和面子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全部。
河套草原是优质资产
秦、汉两个帝国，均有过大规模对外战争，且皆具备获胜的记录。尤其是汉帝国的胜绩更是彪炳史册，被后世广为传诵。民族主义者、唯物史观者，无不对此推崇备至，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开疆拓土，对外征战，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就是盛世的象征。一句口号喊得异常响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关于此，我不想谈论如此意气用事有无必要，更不愿意上纲上线地把问题抬到民族尊严的高度上去。个人认为，摸清楚战争的起因及其根源，比关注胜负更为重要。因为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因素太多了，而且绝大多数因素都过于偶然。
在秦篇中，战争的利益脉络我们已经理清，但是并未详细介绍诱发战争的客观因素和承载战争的客观环境。现在，我们就着力在战争诱因和环境上做精细的分析，以便从中摸索出些一些规律，顺便温习一下旧时的功课。
秦帝国时期，始皇帝嬴政曾派大将蒙恬远逐匈奴，占领了曾属于匈奴人的领地——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旧称河间，其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黄河“几”字弯流域，囊括了银川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说是天然的粮仓。曾有俗语说得好：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区的富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里的气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条件均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当时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经济压力迫在眉睫
前文中曾介绍过秦帝国的军国体制，这是秦主动对匈奴用兵的一个关键理由，即必须不断对外战争才能驱动国家机器，使社会的经济稳步有序地运转起来，同时夺取新的资源以供社会群落内成员使用。在秦帝国尽灭关东六国到对匈奴用兵前，前后有大约七年时间是没有战事的。军国停摆，意味着社会要面临一个运转惯性的问题。多年来习惯于征战的军人接近职业化，在社会分工中从事其他职业并不比长期处于军队外的人更有优势，说得更严重些，他们已经难以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他们期望中的经济收益。经济效益驱使这些无处觅封侯的职业化军人拥有再次从军的需求，若不能满足，则可能成为社会的一大安全隐患。安抚这些退伍军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线的因素是经济压力，准确地说是人口压力。秦帝国统一天下之时，除去战时的伤亡外，并无大量杀戮平民的现象，而是将旧时六国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过来，整合成一个大帝国。旧社会群落解散并融合进新社会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会成为人口继续增长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无序的人口增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令社会感觉到经济的压力。前文记录过，公元前216年，秦帝国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货膨胀率奇高无比，具体表现则为粮食价格飙升。
公平地说，即使秦政府当时在土地制度上处理得体，预留好缓冲，也无法彻底根治人口压力的痼疾。也许矛盾不会表现得如此尖锐，呈爆发事态出现，可总有一天问题会呈现在眼前。归根结底，是生产技术的更新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两者的压力都迫使秦帝国政府做出决断。在河套地区水土肥沃、宜耕宜农的诱惑下，在军事技术、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国政府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解除这种经济压力——输出暴力，即战争。
在无新技术更新生产能力的前提条件下，有这样一个公式可以说明帝国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什么：
经济资源总量/人口总数=人均资源数量当人均资源成为一个额定数字，低于这个数字将无法保障生存时，那么能作为变量而进行变动的，只有经济资源总量和人口总数这两个条件了。换句话说，要缓解这个压力，办法可以是增加经济资源总量，也可以是消灭人口，更可以是两者皆有之。如此看来，战争是惟一的出路，虽然有悖于文明及人道。
对外，如果打赢，可以获得经济资源；打输，可以消灭人口。在不致因战争失败而遭对方反噬并导致灭国的前提下，对外发动战争是个好的选择。若无能力对外征战，那么对内镇压因经济给养不足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暴乱行为，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民族尊严、大义都不是发动战争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种借口。实实在在的硬理由，是与经济完全挂钩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游牧经济的崛起
秦帝国鼎盛时期，作为北方典型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数量还比较少，居住得也比较分散，并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强大的政治势力。秦帝国终结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经历两代匈奴单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战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综合实力非常强大的社会群落。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匈奴时，曾谈及过这个问题。
有关匈奴社会的发展脉络，由于没有更多且详尽的资料证明，故无法提出疑义。只是有一点经济问题，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古书中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介绍，多称他们不从事农业耕作，日常饮食只局限于动物类食品，即肉、奶等完全来源于牲畜的食品。先不论营养问题，单是这食物的来源渠道，就很成问题。首先是渠道过于单一，其次是产量有限，这两点欠缺造成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极弱，同时难以满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营养需求来看，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植物类食品，只是他们获得植物类食品的方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靠深耕细作，而是比较粗放的简单采摘。
匈奴人的社会群落整合，与其社会结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改变，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是促使社会群落主动合并的原动力。关于经济体规模与抵抗风险的关系，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其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较差，人口增长速度稍微放快，社会群落内的经济链条立刻就会绷紧。至于遭遇到些许天灾人祸，社会秩序因经济动荡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社会群落内部无法消化经济压力，那么就会转向将经济压力施加给周边临近的社会群落。
河套地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其意义之重大几乎等同于命脉。因为这里富足的经济环境，是扩大社会群落经济弹性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资源，是承载游牧文化的重要载体。失去这个地区，就等于失去了社会群落的半条命脉，所有战略发展规划都将改变，这必然是匈奴人不愿接受的。然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正面对抗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只能将经济生活区迁移至秦帝国军队的军事打击范围之外。
由于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所致，他们几乎长年生活在马背上，对于马匹的驾驭能力要远优于农耕民族。如果将这特性应用到军事技术中去，将会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杀伤力带来巨大的提高。对于匈奴人来说，几乎不用特意的训练，就能将骑术转化成军事技术。这种高机动性、高灵活性与高杀伤力的结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装力量经常能骚扰得秦军不胜其烦。为了降低匈奴人游击的威胁，秦帝国军队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挥下，开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时迁移人口对此地进行经济开发。汉帝国大将军卫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于秦时蒙恬建城旧址，对其进行翻新加固才成的。
秦始皇逝世后，帝国内部产生突变，随后各地的武装叛乱扰乱了帝国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筑城计划随着这场内乱，终因无人督促、负责而流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既定的千秋霸业蓝图都半途而废，何况区区一个朔方城。帝国内乱期间，受政治胁迫的移民开始私下里离开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乡，或是逃向山野，总之是逃离开险地避祸去了。边防的压力减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跃在河套地区。
秦汉交替的八年战争里，几乎摧毁了中原地区的一切经济带，而这八年则给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会群落的机会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汉定中原后，匈奴业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群落。社会群落的扩大，势必使经济体扩大；经济体扩大，势必导致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的稳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口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推动了对更多资源的需求——这是建立在生产技术无提高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为争夺资源，公元前200年九月，匈奴悍然夺取了汉属地马邑（今山西朔州）地区，之后继续南进，于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地区与汉军产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汉高祖率军亲征，初战小胜，而后乘胜追击，结果于平城地区（今山西大同市东北）遭遇匈奴军埋伏，败走后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脱困的疑点
史上记载的白登之围，汉高祖脱困办法是听从谋士陈平的计策，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请她吹枕边风，以求得单于通融，放高祖一条生路。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儿戏，起码有这么几个疑点，值得我们斟酌。
第一，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带妻子上阵无异于将她暴露在风险之下。哪怕是女人随军前进，至少也应该留在远离战场的，相对比较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以便在军事行动失败后的撤退中一起带走。我们姑且退一步讲，匈奴的女人像男人一样骁勇善战，可以随军出征而不能成为软肋。与单于地位相近的单于夫人，出于安全考虑，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见得到的吧。
第二，处于严密的军事封锁之下，有什么人可以顺利地突出重围，并携带大量物资，潜入到匈奴军队统帅的身边？这显然是个比较离奇的说法。且不说遇到接近包围圈时的格杀勿论，仅仅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就为交流上平添许多不便。交流上的困难，如何能使高祖的使者顺利地到达单于阏氏的驻地，很令人费解。
第三，假定匈奴人围攻格杀汉军的意志不那么坚定，没有处死汉高祖派遣的使者，而是把他带到军队统帅处，那么究竟是应该带给最高统帅单于，还是该带给他的妻子？这又是个考验常识的问题。
第四，单于阏氏是否具备对于匈奴的军事、政治的干预权。关于此可以从两个方向做考虑：如果不具备干预权，那么她没有资格向单于提出政治意见；如果具备干预权，那么她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单于的决策，这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