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兴扬、钱海林领着一个考察组，几个猎人带着猎犬领着另一个考察组，在莽林中穿插前进。将近12点时，猎犬突然狂吠蹦蹿，一阵紧似一阵，大伙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麻醉枪子弹上膛，照相机镜盖掀开，电影摄影师也选择好角度，随时准备拍下“野人”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摄制出捕获“野人”的第一部电影。
大约过了半小时，从包围圈中先后冲出两头野猪、一只獐子、一只羚羊和一只鹿。猎人们搜来搜去，最终报告没有发现“野人”。又是空欢喜一场。
这时，对讲机传来指挥部的呼叫声，命令穿插的一个考察组迅即赶到龙洞沟上游，说那里有情况。队员们好不容易赶到那里，经猎人指点，在海拔1900米处的岩坎下发现地上有一长串疑为“野人”的脚印，四周还有食物残渣、粪便和毛发。考察组实行静态观察的大部队依旧原地不动，坚守岗位。在海拔2000米高山设卡的考察组，还要克服山高、低温带来的困难，更是辛苦。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考察，坚持了近一个月。考察队员们与当地的猎手、向导们一起，餐风宿露，穿云破雾，昼夜观察，来回奔波，吃尽了辛苦，但由于山体过大，地形复杂，沟深林密，希望捕获到奇异动物活体的目的最终没能实现。事实上，在这方圆几十千米的大山中，仅靠设置5个卡点就想拦住这种高级灵长类动物，确非易事。
1977年11月，由于经费原因，又考虑到“野人”揭谜并非一时之事，中科院决定结束这次考察。
历时8个月，考察队员们的足迹遍布1500多平方千米的深山峡谷，并考察了数以百计的山洞，发现了一些疑为“野人”的足印、毛发和粪便。然而，并未获得有关奇异动物的直接证据，如考察队员亲眼看到它，或拍到它的照片，或捕获到它的活体。可是，绝大多数考察队员并没有灰心丧气。在大岩屋指挥部举办的总结会上，刘民壮坚定地认为：“神农架不仅有野人，而且不止一个类型：野人可能是巨猿的后代，而且还可能是拉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的后代。”他的观点赢得了大部分考察队员的支持，其中包括部队的王副师长。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刘民壮特地买了张小桌，在大岩屋集体宿舍的昏暗灯光下，写下了《神农架里有“野人”》这篇长达4万字的论文。
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野人”科学考察——历时20多天的百人大考察，就在失望与希望相互交织的悲壮气氛中结束了。
野人，你在哪里
昔日科学考察队住过的大岩屋土坯房，人去屋空，神农架重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冷清。
但是，“野人，你在哪里？”这个发自当年野人考察队员肺腑的声音，依旧在神农架的深山峡谷里盘旋缭绕，在各奔东西的科考队员心头回响激荡。他们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神农架，没有离开那魂牵梦萦的“野人”之谜！
仅仅过了一年多，刘民壮又离开上海，回到了神农架，他组成了由老队员甘明华、李孜、王承忠、袁裕豪以及新队员南金平、叶立坤、黎国华等参加的小型“野人”考察队：其后不久，中国第一个“野人”学研究者毛光年、陕西太白山目击“野人”的老地质队员樊井泉来了，北京于氏兄弟于工、于建带着2000元支持考察的费用也赶来了。一个“野人”考察新高潮又在酝酿之中。
在前几年的考察中，人们心里老是在犯嘀咕：“野人”呀“野人”，你为什么老是让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乡们看到，而不让有专业知识的学者看到，不让考察队员看到呢？
随着毛光年、黎国华、樊井泉等的到来，这个疑问也迎刃而解了。毛光年拿出他珍藏多年的笔记，证实早在1940年就有一位生物学家细致地观察过“野人”。而黎国华、樊井泉后来也先后亲眼看见过“野人”，成为看到“野人”的野考队员之一。有关他们的发现在后面将提及。
1956年9月，徐州科学普及协会的毛光年和徐州科技界的代表们一起，在北京开完会后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从猿到人”展览。当观看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复原图时，毛光年耳畔忽然传来同行一位代表自言自语的声音：“这猿人我见过！”毛光年好生纳闷，心想：“这是人类50万年前的祖先，你怎么会见过呢？”他就与说这话的代表王泽林攀谈起来。王泽林解释道：“抗战时期我在秦岭见过，它比这猿人还高大，还丑哩！”
王泽林是徐州果园场的农技师，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生物系，曾到日本留学一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到了中国。毛光年意识到，他说这话其中必有缘由。当晚回到住所，他们就此进行了详谈。
王泽林回忆起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那是1940年秋季的一天，王泽林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搞水土保持工作的同事，乘坐一辆汽车由宝鸡出发经江洛镇去天水。汽车快到娘娘坝时，忽然听到前面有枪声。车没有开多久，便发现公路边有十几个背枪的青壮年。一打听，才知道打死了一个“野人”。大家听说出了这种稀奇事，赶紧跳下车去看热闹。只见一个被打死的“野人”躺在路边。因为刚刚被打死，用手摸它，感觉身体还是热的。“野人”朝下趴着，个头很高，两米以上，全身布满黑红色又厚又密的毛。有看热闹的人把它翻转身来看，原来是个母的，两个乳房很大，乳头很红，好像还处于哺乳期。据当地人说，“野人”共有两个，可能是一公一母，来此1个多月了。
这可是闻所未闻而又饶有兴味的事儿，毛光年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连夜又拟了十几个问题。王泽林学过生物，观察得比较仔细，对这些问题一一答复了。
这个母“野人”，两肩宽约80厘米，两臂过臀，不到膝盖；腰粗，臀部不大。头发长约33厘米，披在两肩。面部毛较短，脸很宽，眉骨高，眼往里凹，眼珠乌黄色，从眼旁无毛处可看出它的皮肤是黑色，鼻子比较平，双唇突出，耳朵形状和人的一样，但要大些。
听了王泽林这番话，毛光年对“野人”的种种传闻，不再半信半疑，而是如痴如迷，成了一个真正的“野人迷”。就在这一年，他自费去陕西娘娘坝以南考察；1972年，又到安徽贵池等地考察。他翻阅大量的资料，写出了有关“野人”探索的近20万字的文稿。他对1977年神农架大规模科学考察寄予厚望，并在1980年初亲自来到鄂西北，参加了神农架的考察。
神农架的古树
在大批考察队员暂时离开的日子里，神农架的“野人”并未停止活动，依旧频频出现。神农架的竹山、竹溪和房县等地群众目睹“野人”达十余次。
刘民壮带领的这支精干的野考小分队，走访了众多的目击者，收集了不少“野人”活动的证词，并多次发现了“野人”的脚印。其中，一起“野人”抓住当地一个群众的惊险事件，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事情发生在1979年4月19日，房县榔口公社胜利四队社员邹永发在屋后森林边放牛。下午5点左右，4头牛吃草已走远，邹永发忽听身后林子里传来一阵“哧哧呃”的笑声，转身一看，一个两腿直立行走、7尺多高，全身红毛的公“野人”已来到跟前。他惊慌失措，伸出右手去打，反倒被野人一把扭住他的右手腕。野人一边用右手抓住他的手，一边笑，笑了约10分钟。在这恐怖的狂笑声中，邹永发面如土色，魄散魂飞。他左手拿着镰刀，却不敢砍，只是用镰刀背一个劲地猛敲野人右手的手指和手腕。不知过了多久，野人被打痛了，也笑够了，才松开手。邹永发挣脱后，飞也似的逃回家。他余悸犹存，整天呆若木鸡，一连几天都说不出话来。老乡们来看他，他只会比划给别人看；他的右手腕被“野人”捏得黑紫红肿，有明显的手印，过了好多天才恢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野人”考察的低潮期，刘民壮及其考察小组所做出的显著成绩，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1980年5月，由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和武汉分院联合组织了第三次“野人”考察，成立了28人组成的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委任神农架林区和武汉分院联合组织了第三次“野人”考察，成立了28人组成的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委任神农架林区副主任杜永林为队长，黄万波、袁振新、刘民壮及武汉分院的李世成为副队长，考察队政治委员由郧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孟庆宝担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副书记王群接见了全体队员，并讲了话，希望他们“要想办法揭开‘野人’之谜”。
历时两年的考察，以小型、隐蔽考察为主，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大，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大张旗鼓地跟踪报道，日本、美国以及香港等地的报纸也接二连三地做了转载。中国“野人”科学考察活动再次掀起高潮。
1981年8月，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在房县召开了成立大会。短短几年间，野考活动已由湖北的神衣架扩展到全国18个省区的高山密林之中，获得了大量的目击资料及脚印、毛发、粪便、睡窝等间接证据。野考研究会连续举办4次野考成果展览，在全国许多大中城镇展出，观众达40余万人次。上千名野考会员遍布全国各地，成为野人动态情报的考察研究人员。
作为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执行主席的刘民壮教授，他对“野人”的存在笃信不疑。为了探索“野人”的奥秘，他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收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他身先士卒，从1977年到1988年，九上神农架进行科学考察，涉千山，行万里，写出考察报告数十万字，累计考察时间达3年多，是中国考察神农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
1994年，“野人”考察研究会更名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简称“奇考会”），成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领导下的一个专业委员会。著名古人类学家、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袁振新任奇考会主任委员。
据神农架林区野考会会长、神农架林区政协副主席杜永林统计的数字称，从1924年以来到1993年，在神农架林区范围内，有360多人114次见到“野人”活动个体138个。
前苏联考察队员马卡罗夫在帕米尔发现的野人脚印。
在墨西哥州发现的巨大脚印被认为是野人留下的足迹。
从时间上看，解放前，从1924年到1949年，神农架地区发现“野人”21次；1950年到1965年发现“野人”18次；1966年到1975年发现“野人”33次；1976年到1981年发现“野人”22次；1983年到1993年发现“野人”20次。
从目击“野人”的人员看，有农民170多人，林业工人60多人，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医生及地方行政领导干部等60多人，解放军战士30多人，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士兵30多人。其中，有4名考察队员在野外考察中3次看到了“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