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紬金匮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泯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规制。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采纂前纪，缀辑旧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后汉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谓之《汉纪》。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晔删采为十纪、八十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吴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昞《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煦所上者是已，而猥杂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芟为《新书》，故唐、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译文】
自古以来，每一朝代都设有史官，所修史书至今仍然可见。最早的有《尧典》和《舜典》。西周分封诸侯，从这时候开始，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而编成《春秋》一书，左丘明为这部书作传，称为《左传》，《郑志》、《宋志》、晋齐史官、南史氏的事迹，在这部书里都有记载。左丘明又依据各国史官记载的异同，加以整理，写成《国语》一书。西汉的司马谈自认其先人是周王室的太史官，有作史书的志向，并将这一志向传授给了儿子司马迁。司马迁依据汉代国家史馆的藏书，搜集天下的旧闻遗事，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的历史事件，纵横古今，上下数千年。变原有的编年体史书为纪传体。计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有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十篇只有目录，没有具体内容。至汉元帝和成帝时，褚少孙将缺文补充。他补写的是《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张晏认为这些补缺文章言词鄙陋，混杂于书中。而《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冯商续司马迁《史记》撰文七篇，但全都失传不存。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后，后世虽然也有人为其增补缺文，却都未曾紊乱《史记》这部史学著作的体例。东汉时期，班彪、班固父子认为汉代是直接继承唐尧的体统而建立帝业的，国家史馆的六代史官为了追述先人的功德，私自作本纪，将汉代帝王编排在百王的末尾，与秦皇、项羽并列在一起。所以班固就采集前人的有关著述，整理和收录旧闻，写成《汉书》，记事上起汉高祖，下至王莽败亡。大体上沿用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略有变动，将八书改为十志，去掉世家，共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还未能全部完成，他的妹妹班昭将书续完，这就是《前汉书》。此外，荀悦所写的《汉纪》一书，是为续《汉书》而撰的一部著作。后汉即东汉的历史，起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称之为《汉纪》。自此以后，成书的还有袁宏所撰的《汉纪》，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都有著述。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对这些史书进行精心删改，写成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定名为《后汉书》。此后，张以下各家的著述不再传世而全部失散。《后汉书》中的《志》，是刘昭增补的。有关三国时期的杂史很多，如王沈的《魏书》、元行冲的《魏典》、鱼豢的《典略》、张勃的《吴录》、韦昭的《吴书》、孙盛的《魏春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丘悦的《三国典略》、吴半千的《三国春秋》、虞溥的《江表传》。今天只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国史。《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等诸家的著述。唐太宗指令房玄龄、褚遂良等参照上述诸家的著述进行修定，成书一百三十卷，因书中有四篇评论是唐太宗所撰写，所以该书题名为“御撰”，也就是流传至今的《晋书》。南朝和北朝各有四个朝代，而那些篡权而立的小国又有十几个，有关这一时期的史书特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主修的正史。不知何故，未曾流传下来。今天能见到的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陈书》、魏收的《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的《周书》、魏征的《隋书》。其他小国的史书则有：和包的《汉赵纪》、田融的《赵石记》、范亨的《燕书》、王景晖的《南燕录》、高闾的《燕志》、刘日丙的《凉书》、裴景仁的《秦记》、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和武敏之的《三十国春秋》。李延寿父子对上述著作精心采摘，写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而今沈约、萧子显、姚思廉、魏收、李百药、令狐德等八家的著作虽然存在，但只有李延寿父子的《南史》和《北史》广为流传。唐朝自高祖至武宗，历代都有《实录》。五代后唐时组织编修唐史，这就是刘煦题名进呈的《旧唐书》，内容庞杂，没有系统。宋仁宗庆历年间，下诏重修唐书，历时十七年而成书，由欧阳修负责撰写本纪、表、志部分，宋祁撰写列传部分。这就是流行于世的《新唐书》。唐亡之后，北方先后经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史称五代。本朝初年，监修国史提举官薛居正主持编修五代史，成书后进呈，这就是《旧五代史》。其后欧阳修进行修订，成书后，取名为《新五代史》。所以《唐书》和《五代史》各有新、旧两种。从尧至五代，共历十七代，修史的始末大致是这样，我的小儿数次问及于我，所以在此详细加以叙述。
贤者一言解疑谮
【原文】
贤者以单词片言，为人释谤解患，卓卓可书者，予得两事焉。秦氏当国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谪籍，分置广东。方务德为经略帅，待之尽礼。秦对一客言曰：“方滋在广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护结，得非欲为异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辄言。方滋之为人，天性长者，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非独于迁客然也。”秦悟曰：“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其疑遂释。当时使一憸巧者承其问，微肆一语，方必得罪，而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谓大君子，当求之古人中。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过南安，谒张先生子韶，从容言：“大卞顷在检院，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遂迁避于兰溪。彦济到郡，遗书相邀曰：‘与君有同年之契，何为尔？’不得已，复还。既见，密语云：‘前此台评，乃朱新仲所作，托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时失于审思，至今为悔。’此事既往，今适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惬，为之奈何？”张揣其必将修怨，即云：“国先为君子为小人，皆在此举。”王悚然曰：“谨受教。”至则降意弥缝，终二年，不见分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张公坐，闻其言，故追纪之。
【译文】
大贤大智之人能用只语片言，为人辨诬释疑，特别典型而又值得记载的，我能举出两个事例。其一是秦桧当政时，大臣先忠宣公（洪皓）、郑亨仲、胡明仲、朱新仲，因不肯与秦桧合流，都被列入贬斥之列，分遣到广东。那时，方滋任广南东路经略史，对他们以礼相待。秦桧得知这一情况后问他的一个门客说：“听说方滋在广南，对所有得罪于朝廷而被贬到该地的人，都特别用心保护，得非是想为自己的将来的后路着想吗？”门客回答说：“不是公相你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不敢随便说的。方滋的为人，天生就是一个长者的德性，对人总是怀着周旋保护之心，并非只是对被贬而来的人是这样。”于是秦桧对方滋的疑惑消除了。假如当时问到的是一个阴险乖巧善于奉承的人，只须说上一句坏话，方滋必定获罪，而被贬的诸位大臣也会不得安生。这位回答问话的门客可称得上贤人君子，可与古代大贤者并论。其二是：严陵（今浙江桐庐）人王大卞到曲江（今广东韶关）任太守，路经南安（今江西大庾），前去拜见自己的老师张子韶先生。从容地说：“大卞不久前在检院任职，由于中丞罗彦济上章弹劾，被贬离开了京城，后来罗彦济自吏部尚书调出担任严州（今浙江建德）太守。于是我就迁避兰溪。罗彦济到任以后，派人送信给我说：‘我与你有同年的交情，为什么要躲避我吗？’我见信后，不好说什么，只好又回来了。我们见面以后，他悄悄地对我说：‘以前弹劾你的奏章是朱新仲所写，他委托我进呈，我一时欠于思考，就答应了，直到现在还后悔。’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正好到韶州任太守，而朱新仲也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期而遇都会不愉快，我该怎么办呢？”张子韶知道王大卞见了朱新仲后必然会算旧帐，便对王大卞说：“你是做一个君子还是做一个小人，都由这一事情决定。”王大卞听后肃然说：“谨遵您的教导。”王大卞到韶州后，主动拜访朱新仲，消除心中的隔阂，二人在韶州相处二年，未见丝毫不和的形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原先的关系本就不错。我与张子韶在一起闲谈时，听他谈到了这件事，故追记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