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时观看走江湖耍把戏的，见他人群中一站，拍拍胸脯，捋捋袖子道：“光说不做，假本事；光做不说，馊本事；又做又说，真本事……”于是几个招式上来。后来想想，他说的对头。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关系，鄙意以为是边做边说或边说边做，做——创作；说——评论。
既然有创作，必然有评论，古今中外皆然。
有纯粹的创作家，也有纯粹的批评家；最好既是创作家同时也是评论家。
创作是创造，是一种燃烧；评论也是创造，是另一种燃烧。
创作多用形象思维，评论多用逻辑思维；但是两种思维往往综合使用，不可截然分开。
有生活的功底也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做一个评论家不仅应有生活的功底，文学的功底，还应有思想的、哲学的、美学的、历史文化的功底。
虽然本人在读大学时曾发表过两三篇文艺评论文章（毋须讳言曾批判过电影《早春二月》），但是真正开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从那时起，创作和评论一直双管齐下，伴随着我的苦乐生涯。
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外国有树与木耳之说。我们通常有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说等等。就某个人来讲，每个作家都是批评家（对生活的评判）；而每个批评家也是作家（对文学的评判和发现）。孔子讲的“作”与“述”讲的是这种关系。司马迁的“翔”与“歇”讲的是这种关系。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讲的是创作与批评鉴赏的关系。王国维说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也可以理解为创作与评论的关系。
最近，又重点地读了《鲁迅全集》中的某些文章，深感鲁迅先生关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其论述不仅特多、全面、深邃、幽默、犀利，而且独具个性，值得所有从事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人永远学习思考。鲁迅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还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浇灌佳花——佳花的苗。”（《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又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还如是说：“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与食客”；“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文坛切忌“乱骂与乱捧”；“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等等。
鲁迅不仅在创作、翻译上，而且在批评、研究上博大精深，堪为大师，令我辈永难望其项背。前一阵，出现什么葛博士什么王朔攻击讥嘲鲁迅的嘁喳之声，真乃“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矣！诚如有人说：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更高。“我手曾摊三百日，人书定寿五千年。”我深信不疑。
新时期以来，我在从事云南的民族题材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出了几本书的同时，深深地感到西部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给予了我深挚的丰厚的馈赠，这种深沉积淀的情愫，促使我进行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美学的多种思考，于是我也操起了评论这支笔，写作出版了两本文学评论集《竹楼文谈》、《浇花与赏花》。《竹楼文谈》曾经得到冯牧老师的肯定并题写书名，该书于1988年出版，1990年曾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1979年～1989“优秀著作奖”。199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授予我少数民族文学“园丁奖”。《嘹望》杂志曾刊载新华社记者的文章，称我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的扶持帮助和培养“功德无量”。《浇花与赏花》于1999年出版后，被云南评论界称为“一本颇有份量的书”，“对少数民族文学奉上的一份沉甸厚重的礼物”，而受到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好评。有三位比我年长的著名少数民族作家曾经对我评价道：“承源是正直的有责任感的有爱心的评论家。”我的论文《呼唤民族新史诗》荣获2000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评奖后，对我以更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不愿傍全国性的大腕大家，虽然那样可以扬名江湖。我宁肯默默地从事云南的、民族的文学评论，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们更需雪中送炭，推向文坛。我先后评论了一批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藏族、回族、苗族、苦聪人等老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群体现象及思潮特点等。须知，有的就是某个少数民族的第一个书面文学作家和第一本书啊！我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曾经说：某位作家如果他是某个少数民族的第一位作家或最拔尖的作家，他也就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著名作家，因为中国和世界只有这一个少数民族，因为文学是多元的，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别林斯基语）同时，因为我必须回报这种丰厚的馈赠，我熟悉并且认真研究了许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各个方面，也认真地解读了少数民族作家本人和文本，可以自慰地说，我是一个真诚的有责任感的评论家。这两年，我正在抓紧写一本我更看重的书——《云南民族文学论》，争取退休前写完。同时也不放弃创作，另外搞点零星的鲁迅研究和毛泽东诗词研究，写点旧体诗和散文。还是那句话：边做边说。
（二）
以上这篇文章《边做边说》，写于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一月，即1999年12月。后来，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界》约一篇创作谈，我便将此文寄出，后刊于《文学界》2001年第1期。现将此文作为《创世纪回声——云南民族文学论》的代后记，我以为较为恰当。但要补充谈两点。
一、上文中提到的《云南民族文学论》一书，久未写完，原因很多。一是由于其他创作较忙；二是我在用一年多时间编辑出版了《洛汀文粹》之后，又为两位老红军诗人薛波、杨正南编辑了三本诗文集和回忆录；三是因我的胃和胆病经常折磨我，实在没有体力和精力去忙活。2005年春节，我又作了一次胆总管手术，从兹以后身体恢复较好，于是重新燃起了激情，从2006年下半年至今年5月，终于将应该而且必须写的几篇文章写完，然后编成这本《创世纪回声——云南民族文学论》。
二、为什么我要写作出版这本书？可谓一言难尽。概括地讲，一方面是我几十年深深的云南情结、民族情结的驱使，使我在退休前后，在身体较差的情况下必须“赶快做”（鲁迅语），并尽力做好这一件大事。这是我十分看重的书。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研究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是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宝库和我们共同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共同谱写了辉煌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二十世纪百年沧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新文学的创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世纪的发展繁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才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然而，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诸如民族文学的起源与嬗变、本质与特征、地位与贡献、交融与发展、走向世界与保持民族性等等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与此同时，关于民族文学的历史论、作家论、作品论、现象论、思潮论、流派论、批评论等等问题都尚处于探索之中。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少数民族同志的努力，也需要汉族同志的努力；不仅需要专门家的关注，也需要爱好者的关注，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形成合力。
我不是专业评论家，更不是文学史家，只是一个较多从事民族题材创作的作家，一个民族文学爱好者的业余思考。所以，辑集在本书中的文章既评论了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作家的创作，又论及一些民族文学现象和文学热点问题，既有激情的倾诉，又有爱心的熔铸，既有个人的偏爱，又难免有遗珠之憾。本书之文章，经反复多次筛选现存42篇；虽放眼全国，但立足云南，仅仅论及云南民族文学的部分，难免挂一漏万；又仅仅评论了云南15个民族的50多位诗人作家，更难免对不起更多的诗人作家们，敬祈谅解。本书之编排，用得着一句老话：“排名不分先后”，大致将评论到的诗人作家们按民族“扎堆儿”，或许有利于对该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风格及特色有更集中的较深的印象。
本书中的文章，有的选自我的第一本评论集《竹楼文谈》，有的选自第二本评论集《浇花与赏花》，其余大部分未曾辑集。关于汉族诗人作家的评论文章一篇也不收入，以便使本书更具特色。总之，《创世纪回声——云南民族文学论》是新时期以来，我从事民族文学评论研究的心血的结晶。有人曾经问：你认为搞民族文学评论应该坚持什么基本原则？我回答：应该坚持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对云南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有一定的研究；二是必须认真阅读文本，对所评作家熟悉了解；三是要实事求是，要评论到位，要有独到见解；四是评论要有情感，有章法，有文采。
在云南能够真正操民族文学评论者有几人！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尊敬的著名军旅作家彭老荆风为拙著拨冗写序。这篇序，不仅是写给我的，更重要的是对民族文学的评论研究有着指导的意义。
张承源
2007年7月31日昆明北郊望月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