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以来，草原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演变体，而且也成为人们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和对象。
草原植物可以在光照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和水为原料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合成有机物，并且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再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归还给土壤。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但是，动物界和人类则不具备这种本领，他们必须以植物界所产生的有机物为食。草原植物就是人类解决衣、食、住、行的主要物质来源之一，也是人类进行畜牧生产的广阔天地。所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劳动对于草原的影响也就日益广泛而深刻，并以此推动着草原的不断发展。现阶段，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完全不受人类生产活动影响的草原了。
中国草原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由于绝大部分草原分布在边远地区，那里的经济和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草原的发展又是相当缓慢的，不平衡的。
原始阶段
原始草原由于未受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所以面积大，具有较为完整的原始草原生态系列。从地史资料来看，当时的鄂尔多斯草原就具有与现在大不相同的景观。阴山山脉的积雪融化成河流和湖泊，遍布在丰茂的草原上。平坦的高原上密生着一片片原始森林，气候温暖，水丰草茂，草丛林间栖居着多种珍鸟异兽。再从出土的动物化石来看，当时在这一带草原上就有鄂尔多斯扁角鹿、赤鹿、野猪、野驴、野马、羚羊、野骆驼、纳玛古象、披毛犀和原始牛等。草原植物除很少一部分供给野生动物食用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演替状态，这种演替过程是极其缓慢而微小的，保持着原始的生态平衡状态，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此外，现今的西北干旱荒漠草原地区，虽不如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雨量充沛，草原植被也不如那里茂密，但在原始阶段里，也远比现在丰美得多。
游牧阶段
人类社会初期，主要是以采集和狩猎活动为主。据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时期，在今日新疆的乌鲁木齐、哈密的七角井和罗布泊等地，就有了古人类的狩猎活动。后来，随着工具的改革和狩猎技术的不断进步，捕来的野兽逐渐增多，人们就把吃不完的活野兽留下来加以驯化、繁殖和牧养。《史记》中记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人们就把马、牛、羊等驯养成了家畜。
当人类社会进入驯养家畜的时期，便与草原发生了密切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对草原上的牲畜只要稍加照看，就可以获得食物、衣着、住宿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的生活资料。这些明显的经济实惠，进一步调动了人们利用草原的积极性。专门畜牧业经济的出现，是牲畜大量繁殖的结果，畜群越大，就越需要广阔的牧场。在居民点周围小范围的牧业经营，已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需要人们结合起来，从事大范围的游动放牧。于是，草原便从原始的状态进入了原始游牧的新阶段，中国的广大草原也就成了各个游牧部落的“自然故乡”。内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草原和半荒漠草原地区的蒙古族，新疆的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罗布诺尔、和田、哈密一带的维吾尔族和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等，当时都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民族。
据史学家对河套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类化石的考古研究证实，在距今二三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到了周朝时，“翟”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草原成了他们生活的乐园。公元前206年（西汉初年），新疆天山南北的乌孙国也多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故有“行国”之称。《西域番国志》中记载：“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到伊犁一带），不建城郭，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岁月”。那时中国的北方草原就像清末将军宋小濂所描写的那样：“天苍苍，河洋洋，连天沙草落日黄，牛鸣马啸人在野，折蒿热火烧牛羊”。如今，在高高的二郎山峰顶上，还能看到清代同治壬申年间，一个叫金运昌的人路过此处时所刻的碑文：“忽过香九日，登高于此处，只见蒙古包，不见村和树”。这些词句都是对原始游牧时期草原景象的真实写照。
虽然人们在此阶段对于自然界几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但是，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在把草原牧草转化为畜产品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草原本身的变革过程。人们在广阔的草原上驱赶牲畜，逐水草而居，每到一地，除牲畜采食和践踏消耗了大量的牧草以外，还通过牲畜粪便直接给草原土壤增施了肥料，适当的牲畜践踏又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从而维持和提高了草原的生产能力，给再次的游牧利用创造了丰富的牧草资源。
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劳动也给草原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如在部落内部，或部落与部落之间出现的抢牧、滥收现象，使一些草原在反复的游牧过程中逐渐变坏。
此外，草原被不同的部落所分割和占有而面积不等，牧草的丰歉程度也极为悬殊，加上游牧经营的流动性很大，致使草原纠纷不断发生，使草原受到很大破坏。
游牧时期的草原，完全处于天然状态，牧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特别是在冬春季节，牲畜常常处于饥饿状态，严重地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
盲目开发阶段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牲畜数量的增加，饲草日益缺乏，这就需要人们种植一部分饲草以弥补不足，于是开始出现了农业的萌芽。由于当时生产力低，饲草的种植面积很小，而且产量也很低，不能满足畜群发展的需要，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牧民便开始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地发展种植业。在中国汉族居住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就逐渐地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到了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农民开垦草原种地，从平原到山区。直至战国末期，除供帝王狩猎的“囿”和“圃”还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外，大面积的草原已经不多了。
例如，陕西榆林地区原来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区，它的北边是万里长城，长城以北30多公里处也是草原，是蒙古族游牧的好地方。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开始屯垦，产粮戍边。经过近500年滥垦、滥收的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成为八百里沙滩，而且还继续随风南移，掩没城垣，迫使榆林城3次迁移。
中国劳动人民在耕作农业，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破坏了植被，破坏了生态平衡。如今大西北到处荒山秃岭，很多地区甚至寸草不生。流失的水、土、肥汇集到黄河，泥沙俱下，后患无穷。由此可见，盲目开垦草原，耕作利用不适应，会造成荒漠化的严重后果。
以上提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草原的基本状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第二、三两个阶段是可能同时存在的。从利用角度来看，这两个阶段虽各有特点，但因其都处在旧社会的封建统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对草原实行掠夺式的利用，致使丰美的大草原面积逐渐缩小，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相应扩大，环境恶化，生态平衡失调，严重地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例如1939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有牲畜584794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1年下降为287978头，减少了50.8％；青海省的牲畜头数，1947年也比1937年减少了52.8％，其他草原牧区也有类似减产的现象。
合理利用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使草原地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保护草原的方针政策，促进了草原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由于对草原的内在规律性认识不足，曾经不适当地开发了一些肥美的草原，虽然获得了眼前的利益，却破坏了草原植被，使草原生态失去了平衡。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在生产中经过反复地实践，人们认识到，草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在没有人为干涉的条件下，一个群落的变化趋势是：结构和种类组成的复杂化及生境条件的中生化，这就是所谓的进展变化。但在放牧过度或连续割草、烧荒、开垦等情况下，群落的变化趋势则是：群落结构和种类组成简单化，生产力下降，生境条件旱化，有时还引起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不良后果。这是一种逆行变化，一般称之为草原退化。
所以，一定要对天然草原建立科学的利用和保护体制，以保证其饲用植物生产的持续高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牧区已逐步有计划地改良草原，建立人工饲草饲料基地，并在国家支援下进行草原水利建设。1983年，国家又把种草种树、开发大西北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为尽快恢复草原生态平衡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草原科学研究的不断加强，草原建设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逐步实现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草原改良培育化，草畜良种化等等，丰富的草原资源将进一步得到合理利用、保护和培育，草原生态系统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