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肉眼观察世界，人们对许多事物都感动神秘莫测：“干干净净”的水为什么喝了有时就会生病？人体血管里流动的液体到底是什么？人们渴望着能够将自己的眼睛延伸到微观世界中去。16世纪末人类第一台显微镜的诞生，满足了人类的要求。跟着，人们又不断地制成各种各样的医疗工具。
体温计是用来测量人体温度的温度计，它起源于意大利。1592年，意大利学者伽利略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根气温温度计。那是一根有刻度的直形细管，封闭的一端是球形，未封闭的一端插入水中，可以从管内水柱的高低测出气温。1616年～1636年间，意大利医学教授圣托里奥首先使用温度计测量病人的体温，协助诊断疾病。1654年，伽利略的学生伏迪南用酒精代替水柱，并把另一端也封闭起来。1657年。意大利人阿克得米亚又用水银代替了酒精。小巧玲珑的体温计就这样诞生了。
血压计的发明，前后经历了近200年。血压就是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侧壁产生的压力，它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是现在体检的必查项目之一。不过，那时的人们可不知道这么多，他们测量血压的念头的产生还要归功于17世纪医学三大派别之一——物理医学派。由于物理医学派认为身体就是机器，血管就是输水管，那么测一下这根“管子”里的压力自然是很必要的。
最初，人们测量血压是在马身上施行的。约在18世纪初，英国人哈尔斯用一根长达9英尺的玻璃管一头连上很尖的铜管，插入了马腿的动脉内，血液在垂直的玻璃管内升到8.3英尺的高度，测得了马的血压。1896年，意大利人里瓦·罗克西发明了不损伤血管的血压测定计，它包括橡皮球、橡皮囊臂带以及装有水银的玻璃管三部分。测量时将橡皮囊臂带绕在手臂上，捏压橡皮球，观察玻璃管内水银柱跳动的高度，以推测血压的数值。不过，这套装置只能测动脉的收缩压而且不准。1905年，俄国人尼古拉·科洛特科夫改进了血压计结构，并加入了听诊器。测量时将橡皮囊带缚于上臂，将听诊器放在肘部，然后向囊带中打足气，再缓慢放出。压力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听诊器内就会传来“咚、咚”的动脉搏击音。听到第一个声音时所对应的压力就是舒张压。这种测量方法简便、准确，一直沿用至今。
还有许多医疗器具如听诊器、叩诊锤等也相继被发明了，这些对推动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微尔啸与细胞病理学
仅用肉眼观察器官病变仍然不能深刻认识疾病的本质，深入探索病灶内部微细结构的病理改变就成为当时病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显微镜的发明好像“雪中送炭”，使得困难重重的病理学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在细胞病理学的建立过程中，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功名盖世，他一个人几乎垄断了细胞病理学早期的所有成就，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为此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书至今仍有可读性。
微尔啸（1821～1902）生于舒维本城，他14岁就考入了柏林大学预科，毕业后任病理解剖学讲师。1856年他成为新柏林大学的病理研究所所长。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每年解剖尸体700～800具。在此期间，微尔啸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
1858年，他将自己的学术演讲汇编成书，题名《细胞病理学》，书中对细胞和细胞学说、营养与循环、血液与淋巴、脓毒血症、炎症、变性、神经系统病变、病理性新生物等均作了详细的论述，发表了显微观察的新资料，并附有144幅精美的插图。
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病理形态学，开辟了病理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巨大进步。
科赫与细菌学
某些细胞能产生疾病的事实首先被科赫所证实。科赫通过试验还总结出了一套鉴定病原体的原则，后人称之为科赫原则。这一原则对指导后人继续发现病原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赫一生颇为曲折，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他1843年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州克劳斯塔尔。父亲是位矿山工人，家境并不很好。他1866年大学毕业后，为糊口辗转多处，开业行医6年。1872年，他来到了波森州沃尔施太因，在地方卫生机关任一普通公职。生活刚稳定下来，他就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开始了业余的细菌学研究。4年后，他发现了炭疽杆菌，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1880年受聘到柏林帝国卫生局专门从事研究工作。1年后，他发明了用动物明胶制成的半固体营养培养基，使细菌的纯化分离成为可能。同年他发明了抗酸染色法，并发现了一些能被这种方法染色的细菌（结核菌）。1882年他在柏林召开的生理学会议上面对众多世界学者发表了确定结核菌为结核病病原体的报告，为结核病这个当时不治之症的攻克带来了曙光。人们因此对这位出身卑微的科学家充满了敬意。荣誉、地位接踵而来。可惜的是科赫在这种情况下未能很好的把握自己，未经认真实验和临床观察，他就在同样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布：他发现了结核菌素，结核菌素可以用来治疗结核病。世人为之欢欣鼓舞。可是，当世界各地的医院纷纷用结核菌素治疗结核时，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结核菌素非但不能治疗结核病，还有可能加重结核。科赫的声誉受到了很大冲击。科学家毕竟有其不寻常的优良品质，在逆境下，科赫没有就此沉沦，他来到了埃及和印度，潜心调查霍乱，终于发现了霍乱弧菌，为人类再次做出了贡献，并于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药理学的发展
药物是内科医生制服病魔的主要武器，自古至今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各种对疾病有效的物质。早期，人们只是盲目地尝试和使用，致使新药物的产生缓慢而缺乏规律性。
19世纪以后，化学工业和医学的进展，促使人们开始提取药物中的有效成分，研究药物作用的机理，探讨药物在体内的转变过程，进而大规模地发现以及合成生产新的药物。一门新兴科学——药理学就这样起步了。微生物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抗病原微生物药物的研究和发展。现代意义的化学疗法就此诞生。
化学疗法的奠基人艾利希在螺旋体被人类发现后不久，就将注意力集中到它身上。艾利希利用前人已发现的有一定疗效的药物，通过改变其结构来进一步提高疗效。当时他以砷苯化合物为基础（该药物对锥虫病有显著疗效，但毒性太大），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砷苯化合物。他将这些化合物一一放入培养皿或注入试验动物体内，逐一筛选。终于他发现二氨基二氧偶砷苯（商品名是“砷凡纳明”或“605”），本品不仅对锥虫病有较好的疗效，对于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梅毒也有极好的疗效。该药作为治疗梅毒的首选药，一直应用了30年之久。这一成果开创了化学疗法的新途径。
细菌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人类又是如何战胜细菌的呢？磺胺类药物的发现是细菌感染化学治疗的开端，在这方面杜马克做出了贡献。
杜马克是德国的细菌学家。他1921年毕业于基尔医学院，1929年来到新建立的一个细菌学实验室任主任，探索新的药物。6年中，他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失败。终于有一天，杜马克发现了一种偶氮化合物虽然在培养皿中无抑菌作用，但它能治愈球菌感染后的小白鼠。他将这种药取名为“百浪多息”。1936年伦敦一家医院试用它治疗38名产褥热患者，挽救了其中35人的生命。
后人进一步研究了百浪多息，发现它之所以在培养皿中无抑菌作用，而在体内有显著疗效，是因为百浪多息进入体内后，经过代谢，转变为氨基苯磺酰胺（磺胺），而这正是治疗细菌传染病的有效成分。后来人们就直接应用磺胺来代替百浪多息治病。直到今日，磺胺仍然是常用抗菌药之一。
诺贝尔委员会为了表彰这一重大的贡献，决定授予杜马克1939年生理学和医学奖。但当时德国正处于在纳粹法西斯的统治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希特勒给杜马克施加压力，杜马克不得不违心地表示拒绝受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马克于1947年赴斯德哥尔摩补领了奖章和奖状。
就在磺胺用于临床刚刚5年，又有一种更有力的抗菌药——青霉素诞生了。
早在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就在无意中发现了青霉菌能分泌一种物质杀死细菌，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他未能将其提纯出来用于临床，直到1939年另一位医学家弗洛里向弗莱明索取“青霉素”作进一步研究。在青霉素的提取过程中，弗洛里和以钱恩为代表的生物化学家们密切合作，冒着德寇的轰炸，反复试验，终于提取出了青霉素结晶。
如今，抗菌药物已经发现了数百种，而且人们也已经发现了几种抗病毒的药物。药理学的进步，促进了医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