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E。B。怀特
九月中旬，我陪伴一头病猪度过了好几个昼夜。对于这段时间，我愈发觉得有必要作些解释，尤其是因为那头猪最终死了，而我却依然活着。如果事情倒过来发生的话——这也是极有可能的，那就没有人来解释这段时间了。即便是现在，距这件事那么近，我已讲不清楚猪究竟是在几点钟、是第三大还是第四天夜里死的。这么差的记性使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退化了；否则，我会记住自己与一头猪一起到底熬过了几个夜晚。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买下一头猪苗，喂养一个夏天和秋天，然后在隆冬季节宰杀，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套老程序。绝大多数农场里也都分毫不差地上演着这幕悲剧。这种有预谋的屠杀也该算得上一级谋杀，不过干起来却也干净利索。仪式以熏肉和火腿收场，不过很少有人会对这收场是否得当提出疑问。
不过，偶尔也会出点差错——某个演员念错台词，那么整场戏就不顺利，或干脆演不下去。我那头猪只是吃食时没过来。这种惊慌很快就扩散开了。这出悲剧的传统线索也就从此中断。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猪的朋友兼医生——拿着灌肠袋当道具。
其实，当天下午我就预感到这出戏再也无法照着老戏路继续演下去了。
此时，我的同情心已与猪同在。这是出闹剧，其戏剧处理很快吸引了我的那只老达克斯猎狗富来德，它叼着那只灌肠袋，一起参加值夜，而且，一切结束以后，由它主持了葬礼。我们把猪的遗体推人坟墓，内心深处都感到一种震撼。我们感到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了火腿，而是因为失去了猪。它显然已成为我们珍爱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因为在将来某个饥饿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营养，而是因为它曾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受过磨难。
（曹航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