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鲁国以后,虽然主要从事教学和整理古代文献工作,但仍关注着列国发生的事件。返国不久,季康子就策划攻伐颛臾。颛臾是一个附属鲁国的小国,在今山东平邑东面。季康子攻伐的目的就是扩大地盘,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了解季氏的打算后,当时任季氏家臣的冉求和子路立即来见孔子,向他透露这一消息,并就此事征求老师的意见。严肃地说:“冉求,这事恐怕要责备你吧?颛臾是个古老的小国,过去周天子让它主祭东蒙山神,今天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并且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攻伐它呢?”冉求说:“这是季孙大夫的想法,我们两个人都不同意。可是,我们仅仅是他的家臣,无力阻止这件事。”孔子生气地说:“冉求!从前的史官周任曾经说过:要量力任职,如不胜任就辞职。你们想,如果季孙大夫站不稳而你不去扶持他,他摔了跤又不去搀他起来,那么用你们这些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并且,你的话也是错的。试想,老虎、犀牛跑出笼子,龟板、玉器毁在匣中,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冉求辩解说:“现在颛臾城墙坚固,并且靠近费邑,如果现在不去把它攻下来,将来必定会给子孙留下祸患呀!”孔子听了,明白冉求其实是同意攻伐颛臾的,更是气不过,大声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想干但却又千方百计寻找托辞的人。我听说像诸侯、大夫这样的统治者,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社会不安定。财富分配合理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会人口稀少,国家安定,自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这样做了,远方的还不归服,就修治礼教招徕他们。他们已经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你们二人辅佐季孙大夫,远方的不归服,而不能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全,反而谋划在国内打仗。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己内部呀!”对鲁国三桓强大、公室衰弱的政治局面一直忧心忡忡,将“强公室、抑大夫”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一,所以季氏攻伐颛臾一事才引得他如此大动肝火。他希望自己的弟子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冉求和子路要帮助季氏扩张势力,这当然是他难以容忍的。第一次提出了“均富”和社会安定的主张。他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动乱不已的重要原因,对百姓因遭受剥削而导致的贫困寄予深切的同情,因而提出“均富”的主张。孔子返国以后,目睹由于季氏等加重剥削和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袭扰,鲁国百姓贫困,盗风蔓延滋长,忧心如焚。恰在此时,季康子向孔子请教“防盗”的问题,孔子说:“如果你不贪财,即使奖励偷盗,也不会有人偷盗呀!”的弟子有若也遵师道,不时宣传减轻剥削的理论。
有一次,鲁哀公问他:“年成不好,国家财用不足怎么办呢?”
有若答道:“您何不实行十取其一的做法呢?”哀公一怔,说:
“实行十分抽二的税率,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取其一呢?”有若意味深长地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呢?”要求统治者自觉地抑制自己的贪欲,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以维持社会的安定。他还特别提醒最高统治者在道德和行政方面做全社会的表率,以促使整个社会风气好转。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政就是正的意思,如果您带头走正道,谁还敢不走正道呢?”季康子为了消弭百姓反抗,首先想到用杀人的办法。有一次,他同孔子讨论如何治理政事,问道:“如果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呢?”他满以为会得到孔子赞赏,可孔子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如果您想做好事,百姓也会跟着做好事。君子德行好比是风,小人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一直认为,统治者以身作则,对百姓坚持德教为主的行政原则,是实现上下和谐、社会安定的根本途径。又一次,季康子问他:“要使民众对我尊敬,尽忠而又互相勉励,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对待他们神态庄重,他们就会恭敬;对父母孝敬,对百姓慈爱,他们就会尽忠;选用好人,教诲愚人,他们就会互相勉励。”晚年已经认识到百姓的向背是国家安定与否的关键。一次,在同鲁哀公谈话时,他引用古训说:“国君好像是舟,老百姓好像是水。水可以载舟安全行驶,也可以使舟倾覆毁坏。”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劝谏哀公,希望他关心爱护百姓。他谆谆告诫说:“古代贤者当政,都把爱护百姓作为头等大事。”他要求以廉政来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拥护,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德才兼备的贤才提拔到关键的岗位上。在回答樊迟提出的问题时,他认为“爱人”和“知人”的标志是把正直人的地位提高到邪恶的人之上,使邪恶者也变成正直的人。在回答鲁哀公提出的如何使百姓服从时,他的回答是:
“选用正直,弃置邪佞,民众就会服从;选用邪佞,弃置正直,民众就会不服。”
对于自己那些做了官的弟子,孔子更是一再要求他们爱护百姓,兴利除弊,举荐贤才。冉雍(即仲弓)做了季氏宰后,孔子要他注意举用贤才。孔子的另一弟子宓子贱出任单父宰后,举荐和任用了五位贤人,尊他们为老师,时常请教为政之道,因而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对他十分赞赏,并慨叹单父地方太小,如果让宓子贱治理更大的地方,也会收到同样的功效。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六月,陈成子杀死他的政敌子我后,又杀了支持子我的齐简公。七十一岁的孔子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沐浴更衣,接连三次朝见鲁哀公,要求马上出兵讨伐齐国。哀公无可奈何地告诉孔子,当时的形势是齐强鲁弱,出兵讨伐是很难获胜的。意思很明白:不必去管齐国的事。但孔子却振振有辞地说:“陈恒杀了齐国的国君,国人中不服的可占到一半。如果以鲁国全国民众,再加上齐国不服从陈氏的那一半国人,联合起来讨伐陈恒,就完全能够取得胜利。”鲁哀公知道孔子的想法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又不愿拂逆这位老人的意愿,就推拖说:“你去报告三位大夫吧。”孔子对鲁哀公的消极态度很不满,但他明白,鲁国的政权实际上在三家大夫手里,不经过他们同意,国君的任何决定都行不通。
于是孔子一一拜访,三位大夫断然拒绝。这个结果,实际在孔子的意料之中,所以他一再说:“因为我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对陈成子弑齐简公这件事所持的态度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孔子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孔子一贯主张“强公室,抑私门”。在他看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作为臣子的陈成子不应该杀死自己的国君齐简公,因为它违背了臣子应有的道德准则。他明明知道鲁国国君和三家大夫不会接受自己的建议出兵讨伐,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禀告鲁君和三家大夫,孔子的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得到出兵的承诺,不如说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安宁。第二,说明孔子政治意识落后保守的一面。尽管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精华,如爱人、德治、举贤、率己正人、轻徭薄赋等等,但是,由于孔子过多地考虑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和传统的上下名分,他对社会变革,特别是对新生事物就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