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莫不为利，不同的是有的人用正当的方式取得利，有的人则相反。中国古代的那些权臣们尽情地挥舞手中的权柄魔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了国家机器。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他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耻名不显于天下。
管仲属于周王室比较疏远的亲族。有很多学者认为他是周初管叔的后裔，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他属于周穆王的后代。他的父亲管庄仲(后世为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庄”为“严”)去世得比较早。管仲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的家族可能原来属于贵族，到了管仲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了。因而管仲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比较艰苦，从事过一些下层人才做的职业。据一些史书记载，他“尝为圉人”，即为人养马以维持生计，也有人说他曾是“故成阴之狗盗，天下之庸夫”。这些都说明，那时管仲的地位确实不高，为一般人所轻视。幸运的是，管仲很早就和鲍叔牙成了好朋友。青年时期，他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在南阳经商，可惜都不太成功。因为贫困之故，每次分红利的时候，管仲总是要求多分给自己一些。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管仲的朋友，鲍叔牙知道后并没有责怪管仲，他知道管仲并不是贪财好货之人，之所以要求多分钱财，乃是因为家贫又要奉养老母之故。
年轻时期，管仲曾经替好朋友鲍叔牙谋划事情，因时机不利，结果使得事情反而更加糟糕。他曾经三次求仕，却得不到君主的信任，最终都以被逐结束；曾经三次参与保卫社稷的战争，却每次都因挂念老母而做了逃兵，没有被“军法从事”已属万幸。后来，孟子也把他当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典型，可见他的这段困苦不堪的经历在古代也是天下皆知了。在他人生中最为困难的阶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鲍叔牙的理解和支持。这对管仲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坚持下去。而这段困苦的经历既给予管仲更多的磨砺，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民众，细致而全面地了解齐国社会的利弊，为他后来执政齐国厉行改革打下了基础。
管仲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如此困苦的境遇中，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希望之火，那就是“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正是由于心中存有这种火苗，他才能平静地面对各种生活的苦难而不失态、不偏激。他在隐忍中等待，在困境中求索。那时的齐国处在齐襄公的统治之下。齐襄公是一个典型的荒淫残暴的君主，他的后宫“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就这样他还不满足，又和自己的妹妹通奸。后来，他的妹妹嫁给鲁桓公做夫人，兄妹之间仍然藕断丝连。最终发展到在鲁桓公到齐国访问时，为了肆无忌惮地淫乱，他们兄妹合谋，借机将鲁桓公灌醉杀死。本来在前几代君主的治理之下，齐国由疆域不过百里、“地泻卤、人民寡”的蕞尔小邦逐渐蔚为大国，到齐庄公、僖公时期，已经初具霸业的规模了。但经过齐襄公的胡作非为，齐国政局日非，国内动荡不安，许多贵族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纷纷避走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当时公子纠在管仲、召忽的辅佐之下避走鲁国，而公子小白则在鲍叔牙的辅佐下到莒国去避祸。不过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小白很不满意，常常称病不朝。他认为小白将来没有希望继承君位，让他来辅佐小白，肯定是出于对他才能的不认可，是见弃于国君。而管仲却大不以为然。相反地，他对公子小白相当看好，认为一旦齐国情况有变，出来收拾局面的非小白不可。他为鲍叔牙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力劝鲍叔牙出山。
鲍叔牙听从了管仲的意见，愉快地出来接受任命，竭力尽心侍奉小白。
恶贯满盈的齐襄公终于得到了报应，被公孙无知弑杀于宫。齐国陷于内乱。公孙无知自立为君，不久，又在雍林被杀。齐国一时没有了君主。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拥有君位继承权，两人分别在各自所在国家的支持下展开了对国君之位的争夺。就路程而言，显然身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归程更近。管仲在鲁国的支持之下，于莒国通往齐国的大道上设下伏兵，半路截杀公子小白。他亲自拈弓搭箭，直射公子小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公子小白身上佩戴的带钩救了他一命。机智的小白就势躺倒装死，骗过了管仲，在国内国、高两大世族的接应下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
被骗过的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因此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却发现公子小白已经继立为新君了。野心勃勃的鲁庄公原欲借扶立公子纠来干预齐国内政，建立自己的霸权，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想以武力强行立公子纠为君。齐桓公也不示弱，他果断率军迎击，并在乾时会战中一举击溃鲁军。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桓公也急切地欲报一箭之仇，欲杀管仲而后快。另一方面，桓公也开始考虑组建领导班子的问题。劳苦功高的鲍叔牙理所当然地成为宰相的第一人选。可是，出乎桓公意料的是，鲍叔牙竟然坚辞不就。不仅如此，他还推荐差点要了齐桓公小命的管仲为相，并把管仲大大地夸赞了一番。
齐桓公大为不解，也一时难消心头之恨。鲍叔牙进一步向桓公解释，管仲的所作所为，都是缘于忠君之故；如能宽恕他并用之为相，他也一定像忠于公子纠那样效忠于您。鲍叔牙精辟的分析和他心存社稷的精神打动了齐桓公。于是齐桓公决意起用管仲为相。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把管仲夺回来。他们君臣决定继续向鲁国施加军事压力，以报仇为辞，并向鲁国提出要求。尽管鲁国大臣施伯看穿了齐国的真实意图，实欲以管仲为相以图谋霸业，但在齐国的军事压力下，鲁庄公不得不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交还给齐国。
公子纠被杀之后，与管仲同辅公子纠的召忽随即杀身以殉。壮志未酬的管仲并不甘心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去或降敌，因而“请囚”。
虽然仍是阶下之囚，出于对老朋友鲍叔牙的信任和自己才干的自负，管仲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在归国的途中，他即兴创作了一首曲调激昂的《黄鹄之辞》。在他回到齐国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深谙世道的管仲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他深知自己的宏伟蓝图能否实现，取决于齐桓公是否真正信任自己，那些根基深厚的国、高等大贵族是否服从自己。因此，他首先要做的是使自己拥有足够的权威，并借此考验齐桓公。齐桓公是个很大度的君主，他答应了管仲全部的不情之请，任命他为上卿，爵位在老牌大贵族国氏、高氏之上，赐之“三归之家”，尊他为“仲父”，一举使管仲在齐国树立起崇高的威信。这样，历经磨难的管仲得以回国。从此，他的人生步入了另一个阶段，在书写自己人生壮丽篇章的同时，也开创了齐国数十年的霸业。
在完成一些基本的准备工作之后，管仲开始着手改革。
小疾不妨霸业。
管仲改革，首先从战略的高度确立了一个大目标，就是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那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自平王东迁之后不断衰落。此时的天下或者说诸夏地区强烈需要一个霸主来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当时郑国陷于内乱，自顾不暇；鲁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有心无力；而齐国有了齐僖公打下的“小霸”的基础，恰恰处于崛起的最佳时期。管仲看准了这一点，勉励齐桓公树立起称霸的雄心，正体现了他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可惜齐桓公本人在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称霸的野心，所以管仲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说服桓公接受这一目标。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天下大乱的环境下，齐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没有稳定、有序的外部环境，图谋发展就不可能有保证。因此，如果仅仅把“社稷可定”当作治理国家的目标，这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有把目标确定在“君霸王”上，把齐国的命运和天下的命运联系起来，则不仅社稷可定，而且霸业可成。因此他不惜以出走来要挟齐桓公，迫使他树立起称霸的雄心。
其实，齐桓公不称霸并非心里不愿意，乃是自知“寡人有疾”（好色），导致信心不足。管仲深知，不破除齐桓公的这一心理障碍，齐桓公也就难以真正树立起图谋霸业的雄心。于是管仲诚恳地向他指出：“你的这些缺点固然很不好，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齐桓公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如果有这些缺点还不妨事的话，恐怕没有什么缺点算得上妨事了。”其实这种效果正是管仲想要的。他抓住这个时机，继续开导齐桓公：“作为国君来说，只有优柔寡断和不勤勉才是真正要不得的。因为优柔寡断就不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不勤勉就不能成就大事。至于其他，谁还没有点缺点呢？”这一下子使得齐桓公信心大增，原来图谋霸业并不妨碍自己享受声色犬马、醇酒美女的，只要果断点、勤勉点就行了，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管仲。管仲趁热打铁，向他推荐了公子举、公子开方、曹孙宿，让他们分别去鲁、卫、楚进行外交活动。
管仲勉励齐桓公称霸，能够从天下大势出发确定齐国改革的目标，其立足点无疑是高远的，非常有见地的，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走向的。而他不对齐桓公求全责备，包容他的缺点，使齐桓公认可他的政治主张，并树立起称霸的信心，则充分显示了管仲的大智慧，善于区分轻重缓急，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不动摇齐桓公的权威。固然，管仲也认为齐桓公的这三个毛病是很讨厌的，但他深知，如果苛求齐桓公，强迫他改掉所有的缺点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说到底这毕竟属于一个人的私德。对于国君来说，有良好的私德固然好，但不是主要的；只要能治理好国家，私德不怎么样也不失为一位好君主。
管仲深知，“欲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没有人才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他在为相之初就特别注意收揽英雄，选拔人才。据《管子·小匡》载，管仲为相三月，即向齐桓公推荐了五位人才——隰朋（大行）、宁戚（大司田）、王子城父（大司马）、宾胥无(大司理)、东郭牙（大谏之官）。这五个人全部被任用到重要位置，再加上鲍叔牙，初步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后来，这些人在经营霸业的过程中成为管仲不可或缺的帮手。
除此之外，管仲继承了太公望“尊贤上功”的路线，推行“三选制”和“上记制”，以选拔、补充人才和考核官员。这样就保证了国家对人才的选拔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后备官员的质量。故而齐国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齐国图谋霸业提供了人才的保障。
齐国在齐襄公的胡作非为下，国事日非、政局混乱。齐桓公即位之后，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因而忧心忡忡，问计于管仲。面临这样一个烂摊子，改革内政便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管仲以“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口号下对内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首先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开始，协调好士农工商“四民”的关系。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类人都是国家的基础。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而且要相对稳定。实行这种“定民之居”的办法，不仅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分工，而且有利于同业内部的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寓兵于民，有利于兵民之间的转换。由于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无形中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管仲还认为，老百姓太穷太富都不好。太富则对爵禄不会动心，太穷则不畏刑罚。两极分化会导致国家法令不行。为了保持“四民”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他又提出对他们不能一视同仁，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均由国家垄断经营。
管仲针对发展农业和商业也做出了许多改革。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当然比不分青红皂白征收同样的赋税要合理得多，要更便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管仲的这一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旧的井田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瓦解。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做出英明抉择，极大地促进了齐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管仲提出“关市几而不征”，对于来往的货物，无论是几经周转，都免征关税和市税。这一政策的施行极大地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周边诸侯国的商人前来齐国做生意，令“诸侯称广焉”，不仅大大有利于齐国人民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用经济的纽带紧紧地把诸侯国与齐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另外，为了增加军资，解决军队的武器问题，管仲还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就很轻松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同时又使犯罪的人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政策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把齐国一步步送上霸主的宝座。
经过对内政的改革整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这时的齐桓公也不再安分了，有了“从事于诸侯”的想法，时不时想拿鲁、宋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小的诸侯国开刀。深谋远虑的管仲深知时机并未成熟。成就霸业固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但绝不是单纯仰仗武力来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压服那么简单的事，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对于诸侯国该拉的拉、该打的打、该灭的灭、该帮的帮。要使他们心服口服，真心拥戴，这才是真正的霸主。在形势有利于齐国的情况下，更不能轻举妄动。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将大好时机白白地葬送。因而他极力劝阻。可惜桓公年少气盛，一意孤行，为报鲁国帮助公子纠与自己争夺君位之仇，悍然发动对鲁国的战争。不料鲁军同仇敌忾，在曹刿指挥下一鼓作气，击溃齐军，把齐桓公弄得灰头土脸。经过这次教训，齐桓公老实多了，重新又回到管仲的思路上来。管仲抓住时机，在外交方面推出了两大措施：一是树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号召天下诸侯；二是改善与中原诸侯国的关系，尽可能把诸夏团结在齐国周围。历史证明，管仲推出这两大措施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正是这两大举措，一步步把齐国送上霸主的位置。
当时，宋国刚刚经历一场内乱。宋桓公新立，尚未得到各国诸侯的承认。另外，周釐王也刚刚即位。这两件事为管仲的外交策略的推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管仲建议齐桓公遣使去周王室朝贺，向天下诸侯做出尊王的姿态，同时借机请周天子下令，让诸侯承认宋桓公，借以拉拢宋国。周釐王见强大的齐国前来朝贺，简直受宠若惊。他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就把召集诸侯会盟及承认宋桓公这件事以王命的形式交给了齐桓公。这样，齐桓公便名正言顺地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大会诸侯，令宋、陈、蔡、邾等国参加，共同确认宋国君位，安定宋国；对于一直不怎么驯服的遂、谭两国则乘机找借口灭掉；同时又警告了试图阻挠桓公称霸的鲁国。管仲策划的这次会盟提高了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威信，为桓公称霸打下了基础。
北杏会盟的举行虽然勉强算得上成功，但离完美还差得远。参加者除宋外都为小国，且为数不多。更可恨的是，连近邻鲁国也没有参加。这促使管仲对齐国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决心改变过去那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改善关系，修好邻邦，以巩固齐国的地位。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返还过去侵占的邻国领地，宽容大度，取信于邻。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四邻大亲”，增强了齐国的“国际”号召力，为齐桓公攘夷创造了条件。原来一直与齐国为敌的鲁国及对齐国不服气的宋国也被拉拢进来，成为齐国的盟国。公元前667年，周王任命齐桓公为“侯伯”。齐桓公成为由天子正式册封的霸主。
齐桓公称霸后，为巩固霸业，团结诸夏，开始率领中原诸侯对夷狄展开反攻，即所谓“攘夷”。为了救燕，齐桓公与管仲、隰朋北伐山戎，直至令支、孤竹。齐国君臣上下同心，克服了艰难险阻，终于战胜山戎，达到救援燕国的目的。燕庄公为感谢齐桓公，亲自送桓公回到齐国，再次大大提升了桓公的威望。诸侯都愿意听从齐国的。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管仲向桓公建议出兵伐狄救邢。桓公派兵，打退狄人。不久，狄人又攻邢国。齐桓公再邀宋、曹两国出兵救邢，并把邢国的都城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又帮助邢国筑城，救助邢国难民。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灭了卫国。齐桓公邀宋国出兵，救卫，收拢卫国难民，重建卫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此举又为齐桓公在诸侯国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管仲深知，不制伏这个强敌，齐桓公霸业的含金量就不高。恰巧，公元前657年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桓公与夫人蔡姬在一条船中嬉戏，蔡姬一时调皮，加上她又熟悉水性，就不停地晃船。齐桓公很害怕，制止蔡姬，但她不听。下船之后，齐桓公就把她休了。蔡国自然很不高兴，又将蔡姬另嫁他人。桓公听说后，大发雷霆，决意兴兵讨伐。于是，管仲因齐桓公欲伐蔡而建议他伐楚，也好师出有名，不致落个因妇人伐人国的恶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军队，在击溃蔡国之后，兴师伐楚。双方对峙于楚地的陉。楚成王慑于齐桓公兵多势众，只好请求议和。管仲见好就收，劝齐桓公退兵，陈师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与楚订立了召陵之盟，消除了楚对中原各国的威胁。齐国对楚国的这次胜利，完全是管仲综合运用外交、军事、政治等多种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既保存了齐国的实力，又制伏了当时最强大的敌人楚国，顺利地把桓公的霸业推向了顶峰。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太子姬郑的地位并不稳固。为了安定王室，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为天子，是为周襄王。之后，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派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诸侯朝拜之车)，不要桓公下拜受赐。在管仲劝说下，桓公还是依照周礼下拜受赐。同年秋，齐又和诸侯会于葵丘。周再派宰孔参加。这时的齐国已经全面压倒它的竞争对手晋、楚、秦。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霸主。
管仲一生丰功伟绩颇多，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却多为后人诟病。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3年)，管仲病重。桓公亲往探视，曾问及管仲身后择相之事。
针对这一问题，管仲在摸清齐桓公的想法之后，对易牙、竖刁、开方、鲍叔牙、隰朋等人的善恶及优缺点做了详尽的剖析，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桓公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对他们量才叙用，扬长避短，做到“善任”。只可惜管仲所荐的接班人隰朋在管仲去世后不久也撒手归西。最终齐桓公违背了管仲的临终箴言，执意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小人，致使鲍叔牙忧愤而死。最终他自己落了个尸体在床达67天无人收殓，以致尸虫爬到了门外的可悲下场。齐国陷入内乱，霸业随即衰落。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管仲死后发生的，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