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4日，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
“像花冈矿山大惨案和类似这样的事件我们一定要彻底追究。”
1995年7月1日，也还是《人民日报》，报道这种“彻底追究”终于开始了。鉴于花冈惨案开中国民间索赔之先河，鉴于是由《人民日报》予以公开报道一事就具新闻性和历史性，特照录如次：
花冈事件幸存者在东京提起诉讼
据新华社东京6月28日电（记者江冶）花冈事件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11人今天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东北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被日军抓来的700多名中国劳工不堪忍受工头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而发动起义，遭到日本军警镇压，结果130余名劳工被日军警严刑拷打折磨致死。据统计，从1944年8月至1945年11月，在为鹿岛建设公司从事河道改造工程的986名中国劳工中，包括花冈事件死难者在内，共有418人丧生。
今天，以当年劳工队大队长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步入东京地方法院，递上一份长达308页的起诉书，要求法庭能以公正的态度解决鹿岛建设公司与中国劳工之间的民间赔偿等问题。
起诉书还详细叙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绑架中国劳工的历史，控诉了在战时经济体制下日本企业奴役和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
为这次诉讼担任辩护律师团团长的新美隆在今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绑架奴役劳工为国际法所禁止，应该追究与花冈劳工事件有关企业的历史责任。
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建声明：“我们要求日本方面本着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合理地加以解决，包括给予必要的赔偿。”
是时耿谆已是耄耋老翁，他的难友已纷纷辞世，寥寥无几。“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忍字心上一把刀”——我们之善于沉默，无人可比，因此合众国际社6月29日评论道：
“中国今天打破了长期以来在个人要求日本作出赔偿问题上保持的沉默，要求东京对它在二战中的暴行的受害者给予赔偿。”这里，该社对花冈索赔做了合乎逻辑的延伸。诚然，“绑架奴役劳工为国际法所禁止”，而国际法所禁止的岂止绑架奴役中国劳工一宗！又岂止于企业的历史责任！
三年过去了。“重庆大轰炸”60周年祭，“感谢”日本打破了重庆人的忍耐限度，受害者董德芳遂起而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兹照录1998年5月29日《重庆晚报》的一版头条新闻：
日本电影《自尊》美化东条英机，为侵略战争辩护，激起重庆老人董德芳无比愤怒。这位当年日机轰炸的受害者，至今留下了明显伤痕。她大声说——
“我要向日本索赔”
本报讯 七旬老人董德芳郁积胸中达半个多世纪的愤怒，昨日终于迸发：“我要向日本索赔！”
忆及1940年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董德芳老人眼中的恐惧并未随战争的硝烟消逝——
“红灯笼挂起来了——日本飞机来了——”日军空袭那天中午，尚是小女孩的董德芳正与小伙伴在南岸丁家嘴场口玩耍。当报警的红灯笼换下绿灯笼时，他们只能挤在屋檐下躲避。日军飞机“轰轰”有声地飞临头顶，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们忘了危险，竟好奇地数起空中如鹞鹰般的日机……当她被人从厚厚的泥土中挖出时，黄桷树上满是小伙伴们炸碎的肉片，还有一条腿在树枝上晃动……
说到此，董德芳老人情绪激愤地撩起裤脚：“你们看，右腿膝盖以下的肌肉，全被弹片割掉。右边脚踝上部一块已没皮肤，骨头也看得见。最恼火的是，脚腕处有个小洞，几十年来一直流脓……”
老人的大女儿倪世珍接过话茬：“岂只无辜的母亲一人。祖父母因此忧愤成疾，相继撒手人寰。住院半年后，孤苦伶仃的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洗衣度日。从我记事起，家里一直闹穷，从没伸展过。尤其是母亲残疾，几十年未间断治伤。据说，有毒弹片伤及骨头，根本不能治愈，惟一选择是截肢。”
谈及索赔，倪世珍慨叹：“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罪恶战争给我们一家带来的创伤。这么多年来，我们默默忍受，并未考虑索赔，是相信罪恶战争已远去。谁知，前不久，报上说日本正放映为超级战犯辩护的电影《自尊》。我们对此愤怒至极，难道无辜的中国人没有自尊？母亲应该站出来向日本索赔，以此警告日本人不得篡改历史；更以母亲这本活历史，告诫子孙毋忘国耻。”
据悉，董德芳老人是重庆第一个提出向日本索赔的“大轰炸”受害者。（记者 罗华欢）
58年过去了，70岁的董德芳老人说：“把我烧成灰，也忘不了·844·
七月初六那天（公历8月9日——笔者注）。”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战犯，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升关东军参谋长，次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1941年任陆相时，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组阁，兼陆相、内相，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军需相和参谋总长，在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下，1944年7月下台，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不久被捕，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绞刑。
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对28名日本战犯开庭审判为主线，诋毁这一公正的、历史性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宣扬“日本无罪”。该片以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为主人公，为东条英机歌功颂德，宣扬他本应无罪，是日本民族的自豪，鼓吹他为了尊严和事实而斗争到最后。影片借剧中人物之口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根据传闻为证据的夸张”。
“马善受人骑，人善受人欺”。日本走得太远了。董德芳一家子不能不断然反击：
“难道无辜的中国人没有‘自尊’吗？！”
董德芳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觉醒了。虽然她并不详知国际法，她目不识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谁不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此即高于法律的“习惯”，它是有关国际法公认的渊源。中国人并非轻易可以瞒与骗的“法盲”。
那天，日本飞机向董德芳家所在的南岸海棠溪丁家嘴投掷了两颗炸弹，其中一颗燃烧弹未爆。丁家嘴是个热闹的小乡场，由重庆通往贵州的石板路穿场而过，多行人客商。当时炸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有名有姓的本乡人计有：王皮匠全家6口、熊小妹全家8口、申中文家1人；重伤2人。炸后，无主尸首和四处散落的血肉残肢即被掩埋。董德芳在她的索赔陈诉书上说：“我被挖出来的时候，看见黄桷树上挂着一个长辫子人头，人腿穿着玻璃丝袜，就吓昏死过去，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玻璃丝袜即尼龙袜，美国舶来品，当时乃稀罕奢侈品。这个惨遭屠杀的妇女到底是谁，将永远是个谜，谁来为他们讨还血债？
老乡邻为董德芳索赔作证，这些盖着手印的证辞已带到日本。
张素珍（77岁，身份证号：510214210223122）：1940年农历七月初六那天，我们这一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中弹两颗，有一颗未爆，当时炸死了许多人，炸垮了许多房子，无人领尸的就在弹坑边挖坑集体埋了，当时这颗老黄桷树上都挂着一些死人尸体。董德芳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炸得很惨，伤者只有她一个活下来了，上述情况是我亲眼目睹的。
1998年6月14日
程光明（78岁）：1940年七月初六日本飞机炸丁家嘴，炸弹是丢在现在的制药八厂礼堂（位置），当时那里是个坝儿，炸死很多人，具体死者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申四婶的儿子申中文被炸死了，申四婶的眼睛就是因儿子炸死而怄瞎的。我们在炸前曾经是邻居，关系很好，所以他们家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今年78岁。易树明最清楚，他是申四爷的大徒弟，大概八十几岁了，现在身体还好。
1998年6月14日
卢中清（88岁，身份证号：510214100816122）：1940年七月初六日本飞机炸丁家嘴时，炸死了很多人。我的师傅申洪顺的儿子申中文是被炸死的，师母的眼睛也因此怄瞎了，师弟董德禄的三妹董德芳的脚是那次炸伤的，当时我们经常去躲飞机，上述情况是我亲眼看见的。
1998年6月14日
杨霖（生于1916年，身份证号：51021411602121）：1940年七月初六，日机轰炸重庆南岸海棠溪丁家嘴场口，当时那片房子全被炸垮了，炸死很多人，只幸存了董德芳一人，她的脚和头部受重伤，当时她还小，只有十来岁。
1998年6月16日
《重庆市防空志》“大事记·民国29年（1940年）”项下记载：·054·
8月9日（农历七月初六）日机90架分两批从江北侵入市区，在朝天门、大梁子、两路口、南区公园、曾家岩及南岸等地共投爆炸弹238枚、燃烧弹41枚，死亡199人，重伤177人，损毁房屋332栋、950间。
在花冈索赔案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公开报道前后，至董德芳提出索赔，重庆市的民间索赔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早在1992年2月，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就有重庆市民曾维新、刘明蓉、马昌铭等经由市人大代表、法学教授张正德先生向大会提出议案。议案引言写道：“作为对抗日战争期间因日军大规模长时间轰炸而蒙受巨大人身财产损失记忆犹新的重庆市民，理应对北京市民童增等百余人向全国人大提出要求日本国履行对华受害者赔偿的建议作出积极反映。”“建议市人大：1.立即向近期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反映我们要求日本国履行对华损害赔偿的意愿。2.授权一民间组织对日军轰炸期间市民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进行法律取证调查，以充实索赔的法律事实根据。”
——“我们深信，身负重托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对此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然而，囿于山地意识、盆地意识的重庆并未做出应有的反应，且出现一些闲言杂语，提案人被目为“不识时务”，倒有国际传媒闻风而动，要求采访，张正德鉴于此事尚未在全国形成气候，考虑到种种因素而婉拒了，失去一个向国际社会宣示我市“大轰炸”受害者合法权利的机会。
……
直到1995年花冈索赔案公诸于世，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才有《重庆日报》刊出一帧“图片新闻”，特写照片是石壕煤矿离休老干部胡玉峰一手拿《1800亿美元民间受害大索赔——国人依法起诉侵华日军》一书，一手指点封面上历历可见的书名和内容提示，向青年团员讲解的情景。这则图片新闻似乎透出一个消息：重庆人正小心翼翼、探索着走出夔门，准备顺应时势。又经过三年酝酿，在今年2月，一份市政协提案“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重庆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十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电视台纷纷报道。“铭记大轰炸，建设新重庆”的十万人签名活动在重庆展开，寻访受害者的活动推向全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庆市的民间受害索赔露出端倪。
继董德芳之后，许多“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都向寻访团和“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表达了他们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诉求：1998年6月14日，市民周毅明打来电话说，“大轰炸”一下就改变了他们全家的命运，将他家在大梁子一楼一底、前铺面后作坊的家产化为灰烬（按现在市值近100万人民币），“全家只剩下出门躲空袭时抓的一床棉被”。重庆市第七中学71岁的退休教师赵纯荣称，在“五三”、“五四”的轰炸中，他家刚刚用5万银元在米亭子购买的一幢配置全套红豆木家具的清朝贵族院落，没住一天就毁了。市民高达瑞老人来信并同时致函日本《读卖新闻》，“大轰炸”害得他们这个有着三十多口的家，家破人亡，他要为在1940年7月31日被炸死的九妹高达瑜和伤残的母亲、六姐、八弟及被炸毁的廖家花园讨还血债。……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起到1943年7月止，全国因日军空袭死亡平民335943人，伤426249人，财产损失难以计算。据报道，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中部分受害者王起华、张承书等14人代表588名亲属，在1993年4月4日向日本国驻华使馆国广道彦大使提交了长达111页的索赔状，要求日本政府就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2177577美元；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孙子张原龙及部分南开校友，要求日本政府就1937年7月28日轰炸和炮击私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造成的损失和日军侵占天津后劫掠的历史文物、图书等赔偿4.5亿美元。
然而，所有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将其索赔诉求送达日本国驻华·254·
使领馆的受害者，要么得不到回答，要么得到的回答都一个模式：这个问题在两国政府间已经解决，不复存在。董德芳的女儿倪世珍在向日本国驻重庆领事馆询问母亲的索赔事项时，得到的也是这个回答。
问题还在于，许多受害人也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复存在”，因此受害者众，索赔者寡，在战后逾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索赔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
那么，民间索赔问题到底存不存在？在中日两国政府间是否已经解决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