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走上了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由于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支配，受到根深蒂固的以征伐为荣、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精神的驱使，日本迅速成为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国家。一衣带水、广袤富饶的中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侵略目标。
1874年4月，日本以杀害冲绳渔民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的台湾，向清政府勒取了50万两白银的“赔偿费”。这是近代日本首次对中国的侵略，也是日本向国外派出军队的第一次。
从侵略台湾，以及后来侵略朝鲜的对外用兵中，日本尝到了掠夺其他国家的甜头，其侵略扩张野心愈加膨胀。近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摆脱亚洲之陋习，引进西洋之文明，鼓吹日本不要“特别和善”地对待中国等亚洲国家，而应向欧美国家那样，在亚洲推行殖民侵略、殖民掠夺政策。他写道：“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置。”福泽谕吉的思想代表了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意向，指示了日本发展的方向。
1894年，日本发动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于次年4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强行割去了我国的宝岛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因与俄、法、德帝国主义有利害关系，不久被迫归还中国），日本还获得了高达3.45亿日元的赔款。这笔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对中国而言，由于赔款是以有黄金作保证的英镑来提取的，赔款全部都要向欧美各国借贷，因此，赔款的偿付，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衰退，加深了中国对外国的依附。此外，日本还抢在欧美国家的前面，夺取了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权利，可以在中国主要的开放商埠建设工厂。
第一次中日战争后，吞并中国的叫嚷声充斥了日本社会。被称为“宪政之神”、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公开讲：“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宜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与并吞中国甚嚣尘上的叫嚷声相呼应，日本加紧推行军国主义和扩充军备。在从中国得到的3.45亿日元的赔款中，70%被用作战争的善后费和扩充军备的费用。此后，日本每年财政支出的40%直接用于军费。
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本军队在“八国联军”中是一支主力部队。开战当初侵入中国的“八国联军”共3.2万人，其中日本军队占了1.2万人。日本军队在中国大肆抢掠，仅在天津一地就抢掠了200万两白银。日军的强盗行径甚至受到日本国内一些正义之士的谴责。次年在《辛丑条约》中，日本与各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我国东北南部的特权。此后日俄暗中勾结，把我国东北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把这一部分地区称为“满蒙地区”，视为日本自己的领土。1919年，日本在我国东北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驻东北的日军，加强了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1927年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空前加深，日本大资产阶级，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发起来的大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统治体制，以便通过加强国内的镇压和对外侵略来摆脱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军部势力抬头。其表现是，组成了以出兵西伯利亚时的陆相田中义一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内阁成立刚一个月，就为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而出兵山东。同年6月，田中在东京召集了以与中国有关的军人和外交官为主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内容，田中在向天皇的“密奏”中作了如下表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可见，日本的战略目标，在于侵占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称霸世界。而要达此目标，首先要征服我国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纲领》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既定方针。
按照既定方针，日本蓄意制造了柳条沟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沟炸毁了两段南满铁路，而把它说成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为，借此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由于蒋介石下命令：“为了避免事件扩大，绝不抵抗”，致使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在5天之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11月，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1932年1月，热河省也为日军所攻占。同时，1932年1月28日日军还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日本人实际控制了“满洲国”的一切权力，溥仪只不过是一个任日本人摆弄的玩偶。东北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基地。
在巩固了东北这个侵华基地之后，日本着手全面侵华准备。1936年8月，广田内阁按照军部事先制定的方案，决定日本的“国策基准”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在对华政策方面，一方面“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另一方面，要侵占华北5省，“把该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地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使之“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按照这个国策，日本军队迅速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已发展到17个常备师团，共约38万人，此外还有预备役和后备战斗兵160多万人，作战飞机2700架。海军舰艇总排水量为190余万吨，其中航空母舰6艘。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借口1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附近的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日军乘机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上列史实表明，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由来已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卢沟桥事变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全面侵略中国的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