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1616年-1626年在位，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号淑勒贝勒，檀于谋略，明朝龙虎将军，后金国（清朝前身）的创立者，在位11年。统一女真，招扼蒙古，制定满文，缔造八旗。在战争的炮火中受伤，后病死，终年68岁，庙号太祖，死后葬于福陵（今辽东沈阳东北30里天柱山南）。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纳娶妻妾十六人之谜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女真人奴隶主家庭。从25岁起兵开始，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先后统一女真各部，又征抚蒙古，制定满文，缔造了一支军政合一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1616年建立后金国。
60岁时正式开始向明朝宣战。短短八九年间，他所率领的八旗铁骑所向披靡，一路南下，马鞭几乎指到了山海关，先后取得了萨尔浒、广宁等重要战役的胜利。明朝在辽东辽西的军事重镇大批落入后金军队之手。天命十年（1626年），迁都沈阳建沈阳宫殿。68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在他死后十年，便改国号为“清”，他实际上是清朝的奠基人，也是清朝的“第一帝”，故庙号为太祖。
努尔哈赤先后共娶妻妾16人，但其婚姻在整个戎马生涯中只不过是小小的点缀（史载他不好女色），娶妻婚媾只是通往政治高台的阶梯，是建立帝业的手段。也就是说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部族过程中的主要手段是征战，辅助手段则是政治联姻。这一手段在他统一女真事业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努尔哈赤的初婚在明万历五年（1577年），当时他还仅是建州一奴隶主之子，娶佟佳氏为妻，开始自立门户。在其余15名妻妾中，12名妻妾的纳娶有战争或政治联盟背景。
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六年，即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建州女真各部期间，他共纳妾6人。包括万历十二年所娶的庶妃钮钴禄氏与兆佳氏，万历十三年所娶的大妃富察氏，万历十四年所娶的庶妃伊尔根觉罗氏，万历十六年所娶的叶赫纳拉氏（即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和哈达纳拉氏。在这6人当中，只有大妃富察氏是在家族内部完成的婚姻。其余5人，均为不同部落问的联姻。庶妃钮钴禄氏、兆佳氏、伊尔根觉罗氏，是努尔哈赤吞并了建州女真的栋鄂部、苏克苏护河部以后所纳之妾，而叶赫纳拉氏与哈达纳拉氏，则是努尔哈赤与海西女真的大部落叶赫部与哈达部达成某种协议后结成的婚姻。
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即努尔哈赤与海西女真四部结盟至“后金”建国阶段，他又纳妃6人。包括万历二十九年所娶的大妃阿巴亥，万历三十年所娶的庶妃觉罗氏，万历二十八年所娶的叶赫纳拉氏和西林觉罗氏，以及万历四十年和万历四十三年所娶的两位蒙古亲王之女。其中，以与乌拉部和蒙古部联姻的政治色彩最为浓厚。
自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将乌拉部的布占泰放归本部后，通过不断联姻的手段，使乌拉部一直倒向建州一方。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将自己的三女儿嫁给哈达部的吴尔古代后，迅速灭掉了哈达部。哈达部灭亡后仅三个月，布占泰便将自己兄长满泰之女阿巴亥嫁与努尔哈赤，即后成为努尔哈赤大妃的乌拉纳拉氏（率满清人关的摄政王多尔衮生母）。布占泰匆匆做出此决定的心理是出于恐惧，他看到哈达尽管早已与建州结盟，又做了努尔哈赤的女婿，但仍然避免不了被吞并的危险。布占泰很清楚努尔哈赤的领土野心，但他宁肯俯首称臣，也不甘心拱手交出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强婚姻联盟。因此，布占泰不顾侄女阿巴亥仅为12岁的幼女，就匆忙将她嫁给已年过43岁的努尔哈赤。如果不是布占泰主动，以31岁的年龄差结成这桩婚姻，无论如何是难以达成的。但它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实现了。可以说，乌拉纳拉氏阿巴亥，是布占泰为保住乌拉部抛出的一个牺牲品。
以政治作背景的婚姻，在封建社会虽屡见不鲜，但很少像努尔哈赤这样交错复杂。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金庸称他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但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朝鲜人的著作中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并受到明将袁崇焕的讥讽。
据史料记载，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的威力非常大，它是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人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愤而终。
明朝史籍记载，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专家分析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
由此再反观明朝史籍，其中有关宁远战事的某些记载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竞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
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大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一里的鸡堡死去。
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竞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