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税率仍按旧制，不必增加数额。税越轻，甘愿冒走私危险的人就越少。
六、弛禁一旦实现，鸦片的价格当然会下跌，没有必要预先确定鸦片的价格。
七、用船运鸦片到国内各省，应交付广东海关的“印照”，没有印照的，就视为走私运输。走私运输是白银外流的根源，应该严加禁止。
八、对民间种植罂粟的地点加以规定，限在山头角地、丘陵之地栽种，良田不得改为罂粟地。
九、严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鸦片。
从以上九条意见可以看出，邓廷桢等人赞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
与此相对，朝廷中的一些官员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兵科给事中许球、内阁学士朱樽、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人以整个民族的自尊为长矛，以全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意识为盾牌，立即对弛禁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敏锐地抓住许乃济奏文的要害，将他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对于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的原因，许球认为，守边官吏玩忽职守是导致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以货易货禁止白银外流的做法是否行得通呢？朱樽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以这种方法阻止白银外流，那么，防止鸦片输入也是可能的。袁玉麟也认为，解决白银外流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认真监督，如能认真监督，严禁鸦片的做法行得通，禁止白银流入外洋也就不成问题；如不能认真监督，虽然放松鸦片之禁，禁止白银出洋也是不可行的。
对于准许内地民众栽种罂粟，让非公职民众吸食鸦片的主张，严禁派亦严加反驳。如果用种粮食的土地裁种罂粟，无异于将外症驱入人体。严禁鸦片在贸易上的意义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防止民众的堕落与衰弱。说什么愚民自缩寿数不足为惜，这完全是“痛心疾首之言”！难道皇恩不应沐浴所有的人民吗？如果只禁官与兵，可是官和兵都来自于士与民，叫人怎样预防呢？况且，明知鸦片是毒人的物品，却让它任意泛滥，还要从中抽税，堂堂天朝怎会有这样的政体！
弛禁派所说的禁烟导致贿赂盛行也是没有道理的。贿赂的现象是否存在，完全取决于执法者。执法者奉公执法，禁鸦片也不会有贿赂，否则，即使放松禁例，贿赂也会横行。
在袁玉麟等人对弛禁论进行激烈批判后，再也没有人向皇帝建议弛禁了，各地的禁烟工作也逐步认真起来，比起以前有较大的进展。将近两年的实践表明，严禁鸦片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了一本名为《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的奏折，这似乎彻底地埋葬了弛禁论。
黄爵滋认为，导致白银流到国外的原因是鸦片走私。严查海口，禁止通商，惩办鸦片商贩，弛禁罂粟栽种等措施都不能起到遏制鸦片走私、防止白银外流的作用。白银外流起因于购进了鸦片，贩卖鸦片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如果没有人吸食，就不会有人贩卖，外夷的鸦片自然就不会来。总之，如果没有人吸食鸦片，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此，要将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罪，以惩戒其他的人。
黄爵滋在奏文中提出了一个确定刑罚的设想：从今年某月某日起，到明年某月某日止，给予一年的期限戒烟。不管烟瘾有多大，都必须在这期间将烟瘾戒掉。如果一年之后仍然吸食，那就是不守法的乱民，应处以重刑。
黄爵滋还用人们对处罚避重就轻的心理及其他国家的实例，证明对吸食者严加处罚是可行的。按过去的法律，对吸食鸦片的人的处罚只是带枷挨杖，这些都是“活罪”。戒烟的痛苦甚于枷杖，所以人们甘愿受刑罚而不肯戒烟。如果以死罪论处，那么，临刑的“惨急”更甚于断瘾，所以宁愿断瘾而死在家里，必定不愿受刑而死于大庭广众之下。由于可以立即辨清吸食者是不是有烟瘾，所以，重刑不会累及无辜的百姓。
爪哇人本来是轻捷善斗的种族，红毛人(即欧洲人)制造鸦片，诱使他们吸食，因此，爪哇人精神大衰，最终被红毛人征服。红毛人自己对于吸食鸦片的人予以严厉惩罚：在众人环视之下，将吸食者绑在杆子上，用炮击入海中，所以，红毛人都不敢吸食鸦片。各国只有制造鸦片，而没有人吸食。以外夷的力量能令行禁止，何况天朝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那么，任何愚顽的人也会戒掉鸦片。
总之，黄爵滋认为，如果严禁吸食鸦片，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银价也不会上涨。然后，研究理财的方法，就会给天下万世臣民造福。
道光帝深知，白银是统治者的命根子，白银大量流失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因而对黄爵滋的奏本颇为重视，便把它抄送给各地的总督、巡抚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其结果是：赞成者8人，反对者20人，另有众所周知的弛禁派幕后巨头穆彰阿因位高而不参与投票。28票中，反对票占了多数，说明官家人吸毒者众多，也反映鸦片走私这张巨网已张得很大很深了。
道光帝难下决心，犹豫不决。在黄爵滋上奏一个多月后，湖广总督林则徐跟着也奏上一本，遥相呼应。在听到表决结果后，林则徐再追上一本《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本中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深深地触动了道光帝的神经，促使他下定了禁烟的决心。于是，道光帝立刻召林则徐进京，并委任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省禁烟。
林则徐虎门销烟
林则徐是清王朝中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之一，虎门销烟则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大壮举。
林则徐在走上仕途之后，既能秉公执法，不畏权势，又能体恤民众，减轻他们的疾苦，被誉为“林青天”。在鸦片烟害在中国蔓延开来时，林则徐就对烟害深恶痛绝，一贯坚决主张禁烟。
早在1832年任江苏巡抚时，林则徐就与两江总督陶澍一道上奏皇上，请求搜查英国人胡夏米等人乘坐的闯入长江口的“阿美士德”号，将鸦片等物当着英人的面焚毁，不留一丁半点。
在调任湖广总督以后，林则徐更加奋力禁烟。他的认真用心和效果都是全国第一流的。仅在武汉一地，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拿获并查缴烟土12000多两，烟枪2000多支，并将这些东西全部用桐油焚烧之后抛到长江之中。林则徐还自己出钱创制了4种戒烟药方，由于效果良好，使很多瘾君子解除了烟害，以至于每逢林则徐出门就有老人、妇女在路边叩头称谢。
在弛禁派与禁烟派的论争中，林则徐站在严禁的立场上。在对黄爵滋奏折所作复奏中，林则徐不仅全面赞同黄爵滋的严禁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禁烟措施：将烟具收缴干净，以禁绝馋根；各省都要出示劝令自新，以免因循观望；必须加重对开烟馆、贩鸦片及制造烟具者的处分，等等。
在大多数高官要员都反对严禁吸食鸦片、道光帝正处于犹豫不决的状况时，林则徐又上了一个奏本，十分严厉地向道光帝指出，如果还不重视烟害，那么，几十年以后，中国就不仅几乎没有可以抵御外敌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可以作军饷的白银，从而提出了鸦片可以亡国的警告。
林则徐的禁烟理论与实践使道光下决心禁烟，在接到林则徐的奏折后，道光立即要吏部将林则徐从武昌接到北京。
1838年10月11日，林则徐从武昌启程进京。11月10日到达北京的长辛店。第二天，他就赶到乾清宫入朝参见道光帝。
君臣相见的时候，道光帝准许林则徐坐在毡垫上，垂问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从12月26日到1839年1月8日，道光19次召见林则徐，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道光还准许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看到不善骑马的林则徐在马上战战兢兢的样子，道光对林则徐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
皇帝之所以给林则徐这么多破例的待遇，无非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要向一般的人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从而为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大造舆论。
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接到敕令，道光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要他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厉行禁烟。道光为了使林则徐能在广东顺利地禁烟，要求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人密切配合林则徐的工作，以解除中国大患的根源。
道光帝的信任更加坚定了林则徐查禁鸦片的信心。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从北京启程，冒着严寒向广东进发。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省，沿途考察民情，调查烟害，了解鸦片走私的情况，听取各界人士对禁烟的看法和建议，为查禁鸦片做好充分的准备。
2月25日，林则徐还在江西境内时就给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机密公文，要他们按照所开列的名单把61名与鸦片走私有关的人犯(大多数是下级官吏和士兵)逮捕起来，等他到广州后处理。邓廷桢、怡良等人积极配合，逮捕内奸、处决烟犯。这样，在林则徐到达之前，广东就已经刮起了逮捕烟犯的大风暴。
禁烟的声势使广州的洋烟犯们胆战心惊。绰号为“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走私贩子查顿奸诈妄为，在广州走私鸦片10多年，竟被广州的禁烟声势吓得慌忙地逃回英国。停泊在零丁洋面的20只鸦片走私趸船，看见禁烟风声越来越紧，也准备转移到其他地方，以避风头。
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天字码头，受到鸣9响礼炮的欢迎。第二天，钦差大臣就贴出布告，公开申明他这次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的纪律，命令同外商接触最多的行商集中寄住在公馆附近，以便随时问话。
在以后的8天中，林则徐秘密地会见有关官员，拜访当地知名人士，传讯商馆翻译，努力获取有关广州政治和鸦片走私形势的第一手资料。
经过调查分析，林则徐进一步认识到，鸦片走私是导致鸦片烟害泛滥的主要原因。于是，他一面下令整治海防，加强防务，一面限令外国烟贩缴烟，并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来华，否则愿受处罚。
3月18日，林则徐发出了两道谕帖。一道是颁给公行的，命令公行在三天之内要夷人出具汉文、夷文的保证书各一份。在谕帖结尾严厉警告公行说，如果这件事也不能办，就表明公行的商人平日与夷商串通，私心向外，他将立即请示皇上批准，将少数不法商人予以正法，并抄没家产。
在给《谕各国夷人》帖中，林则徐指出，数十年来，夷人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获得了不可胜计的不义之财，为人心共愤，为天理不容。因而正告夷商：大清皇帝已决心根除鸦片，对贩卖鸦片的人、开设烟馆的人以及吸食鸦片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夷商必须遵照谕帖，将趸船上的鸦片全部上缴清朝官府，不得藏匿丝毫半点。并限令夷商在三天内作出答复。
夷商们在接到由公行转交来的谕帖后，表示拒绝交烟。因此，尽管三天期限已过，鸦片贩子依然没有一点动静，使得公行首领伍绍荣拼命地四处劝说，但他们都抱定这样一种想法：“这个国家的官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不过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目的是索取大批贿赂。不要上当！”只是在伍绍荣说明“钦差大臣”只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才任命之后，烟贩们才觉得这次也许光靠一点钱是不能蒙混过关，便答复说愿缴出储存的1037箱鸦片，但避而不谈有关保证书的事。
林则徐对鸦片贩子的态度大为恼怒，决定惩治首恶，命令“速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尽管公行向夷馆传达成“招颠地氏进城”，但夷馆方面认为颠地有生命危险，拒绝执行这一命令。
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义律海军大校，更是依仗大英帝国的权威，仍然轻视中国。他认为，“强烈的言词和行动无疑地可以刹住当地政府轻率的气势”。他在澳门得知广州十三行街的气势险恶，急忙于3月24日奔赴广州在夷馆高高地挂起英国国旗，并准备护送大鸦片贩子颠地逃回英国。
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的英商馆，正中了林则徐的心愿。林则徐之所以一再忍耐，没有对夷馆采取行动，主要是他们的主将没有在馆内。既然义律自投罗网，林则徐就断然采取措施。3月24日，他下谕帖给伍绍荣：前已命令将鸦片全部缴官，并在三天内立下保证书，但至今仍然没有答复。因此，对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只实行封舱，停止买卖、禁止装卸货物，各种工匠、船只、房屋等，不准给夷人雇用租借。违反者将以私通外国罪惩处。夷馆的买办及雇用人等全部撤出！
林则徐还命令1000多官兵包围夷馆，通宵吹着喇叭、敲着铜鼓。
义律趾高气扬地进入夷馆，却遇到被包围的局势，仍不肯轻易就范。他希望凭借停在口外的一艘军舰进行顽抗，并断定美国的军舰会帮助他们。他在直接呈交总督的申请发牌放行的信中宣称：“如果不发给牌照，本监督将认为自己已被扣留，将以本国国王名义宣布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
25日晚，义律还亲自将颠地送上江边的小船，企图将他送走，但还没有到岸，就被成群手持大刀的清兵轰了回去。江中外国人的小船也全被拖上岸来，近旁房屋上架起了突出来几米的“天桥”，以监视夷馆中的一举一动。
26日，林则徐在夷馆内贴出《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从天理、国法、人情和事势四个方面告诫夷人，必须立即停止鸦片走私活动，否则咎由自取。一些夷商对义律的做法也提出异议，准备缴出鸦片并立下保证。
在饮水、食品缺乏，与外界联系断绝，内部有人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情况下，义律意识到如果再对抗下去，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包括鸦片富翁在内的商人们会自动地屈服。3月27日，义律通过公行禀报钦差大臣：“同意严格地负责，忠诚而迅速地呈缴英商所有的鸦片20283箱”。
为了保证缴烟工作的顺利进行，林则徐奏准给予缴烟的外国商贩以一定补偿和奖励：凡交出一箱鸦片，赏给茶叶5斤。为了迫使英国烟贩缴烟，林则徐规定：在英国烟贩缴烟四分之一以后，可以恢复中国雇员；缴烟一半以后，可酌量允许水上往来；缴烟四分之三以后，可允许开舱贸易，缴烟结束，一切正常。
缴烟工作从4月12日正式开始，直到5月18日才全部收缴完毕。在这一段时间里，林则徐总是和邓廷桢等人在虎门亲自监督验收。没收的鸦片共有19187箱和2119袋，除去包装，净重2376254斤。
在将鸦片烟收缴到虎门以后，林则徐遇到了怎样处置这些鸦片的问题。为了向朝廷中反对禁烟的人表明禁烟的功绩，林则徐考虑将鸦片解送北京。
5月25日，林则徐召集关天培等人开会，研究将烟箱全部解送北京的技术问题。5月28日，他再次上奏道光帝，请求将烟土由海路解送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