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修约理由
鸦片战争一炮轰开了中国的5个通商口岸，拉开了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的序幕。贪婪的侵略者们并不满足于《南京条约》及附件、《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中的既得利益，而在签约14年后，再次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这场战争是以要求修改鸦片战争后所签条约而引起的，就被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鸦片战争中屈辱求和的清朝统治者，满以为“万年和约”(时人对中英《南京条约》的称谓)就能够使自己高枕无忧。有了割地和巨额赔款，没见过世面的英夷一定是受之若惊，满足得不得了。
然而，实际上，英、法、美等列强的胃口实在大得让清王朝无法设想。靠殖民主义发家的欧美资产阶级，之所以把中国作为重点侵略目标，是因为他们一直视之为“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殖民者脱下商人的外衣，露出了侵略者的真面目，以战争的武力，胁迫清朝打开关门。
通过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清政府除了割地(香港岛)赔款给英国外，还开辟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而且，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即5％关税，简直是象征性地收一些，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另外，列强还攫取了“一体均沾”各项特权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所谓“片面”，指的是列强在中国享受的特权，中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并不享有)和在通商口岸开辟“租界”的权力。
如此优厚的贸易条件，实在是乐坏了那些曾“饱受”清朝“闭关”之苦的欧美资本家。他们以为这下可以放开手脚，大捞一把了。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英国公使璞鼎查告诉英国资本家，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这使得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像发了疯似的”，简直如入梦境。
但是，他们的美梦却没有成为现实。以在鸦片战争中受益最大的英国为例，1843年到1865年间，英国每年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一直在100万到250万英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一情况，使得英国殖民主义者大失所望。他们抱怨说，中国作为英国商品的主顾来说，还抵不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意大利或欧洲其他较大的国家。当时的世界殖民霸主英国都是这般景象，其他列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居统治地位。广大农民为了缴纳沉重的租税和维持全家最低的生活水平，除了从事农副业生产外，还利用一切空隙，从事纺纱、织布及其他手工业。这种经济结构，顽强地抵抗着外国商品的侵袭。外国侵略者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破坏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这是列强商品对华输出额未能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妨碍列强工业品倾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他们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严重破坏了中国财政和货币流通，从而直接排挤了其他商品的销售。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输入鸦片的总值是工业品输入的4到5倍，甚至更多。鸦片贸易是通过走私进行的，货款都必须用现金立即付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根本没有多少白银能用来购买大量的外国工业品。从这一点上看，列强似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有着贪婪而又庞大胃口的列强却不管这么多。他们既要扩大对中国的工业品倾销，又要保持并加强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和鸦片走私商，早就催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他们硬说，英国工业品不能大量向中国倾销，只是因为他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中国沿海几个通商口岸，而他们的工业品通过中国内地，需要缴纳很多子口税。因此，他们要求在中国的北方和内地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进一步降低中国的关税和子口税；要求派遣公使进驻北京，以便对清朝政府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控制；还要求扩大鸦片贸易，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用鸦片直接交换中国的农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使中国有更多的白银购买外国的工业品，来扩大他们对中国的掠夺。他们认为，只要获得了这些条件，就可以继续扩大鸦片贸易，同时迅速增加工业品的输出，让英国工业品无阻碍地直接进入中国各地市场，加速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市场。而且，他们还公然地不断叫嚣，为了达到以上目的，应当发动新的对华战争，来达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英国政府正是秉承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旨意，联合法、美提出修约，并一手策划和挑起了新的殖民侵略战争。
早在1849年1月，英国派驻上海的领事阿礼图就已按捺不住侵略者的贪婪。他不满足中英贸易的现状，发出战争的叫嚣，狂呼：“战争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并鼓吹要积极寻找借口，甚至不惜制造借口来挑起战争。
这年3月，英国驻香港总督和驻华公使文翰率领英国军舰从香港闯进珠江，进行武力威胁，强行要求进入广州城。但是，在广州军民的坚决反抗下，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只得灰溜溜地退去。不过，他们的侵略野心却没有丝毫的收敛，而是暗中开始了两手准备：一面加紧战争筹划，一面提出所谓“修约”的要求，企图以此来实现扩大殖民特权的侵略目的。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该约一经批准，就不得更改。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也首先规定了“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这两个条约还分别规定，如果要对某些条款作出修改，需要等12年以后。并且指出，这种修改只是因为各个口岸的具体情形不同，关于贸易等条款，可以稍有“变通之处”。显然，这里所谓的“修改”，只限于具体执行中的若干枝节性问题。狡猾的英国侵略者抓住后两个条约中12年后可以“筹议”对条约作某些修改这句话，援引“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条款，宣称英国也应享有同样的“修约”权利，以此作为要求修约的根据，真是死缠硬赖。
煞费苦心地找到了“修约”的根据，列强便迫不急待地张开了狮子大口。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满12年，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就联合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希尔希隆，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的要求。英国提出的修约要点是：一、中国内地及沿海城市全部开放，如不可能，至少要开放杭州、温州、南京、镇江等江、浙主要城市，准许外国商船和军舰在扬子江自由航行；二、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贸易，制定所谓中国劳工向外移民的办法，使掠卖中国人口合法化；三、废除外国进出口货物通过中国内地时课征的子口税；四、外国使节常驻北京。美、法两国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分别要求在中国沿海地区开矿、捕鱼，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的法国传教士。显然，这根本不是只对贸易等条款“稍有变通之处”，而是要订立一个更加严重、更加广泛的奴役性的新约。
1854年，是年轻的咸丰皇帝面临的又一个多事之秋。他刚刚登基那年(1851年)，便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烧遍南方数省，并占据富庶的长江中下游，与清朝政府南北对峙。同时，太平天国军的北伐和西征也使封建统治军队疲于应付。正在焦头烂额之中的皇帝，又接到列强“修约”的苛刻要求，无疑是雪上加霜，既放不下天朝威风八面的架子，又对列强的船坚炮利心有余悸，自知力敌不过，也无心无力抵抗。咸丰只得确定一个这样的立场：“仍当坚持定约，杜其妄念。既不必激其另生枝节，也不准迁就了事，更不能示之以弱，露有羁縻之形，总宜不亢不卑”。
咸丰的这段话意思是说，对夷人的改约妄想是要坚决拒绝的，要尽量维持鸦片战争以来的现状。但又不能使他们以此不满就再次发动武力挑衅，那样恐怕清政府是吃不消的；不过，也不能为了避免与夷人动刀枪就随便迁就他们的要求；更不能甘于对敌示弱，卑躬屈膝，有损天朝面子。总之，应该做到不亢不卑。
这些连后来咸丰皇帝自己都很难说完全做到的要求，对清政府的外事官吏来说，实在是太为难了，他们对于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只能是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尽量敷衍搪塞过去。
英、美、法公使先在广州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置之不理。6月，英、美两国公使到上海，又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约要求。怡良以各国通商事宜，向来归两广总督专办为借口，要他们仍然回广州协商，把皮球踢回到叶名琛脚下。8月，英、美公使回到广州，伙同法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并要求同叶名琛面商。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借口公务繁忙，回避不见，并回复他们，没有必要对条约作重大修改，自己也没有对条约作重大修改的权力，又把皮球踢了出去。三国公使哪肯罢休，便联合再次北上，到上海向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要求。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英、美、法侵略者乘机以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为诱饵，向吉尔杭阿表示：若答应修约，就帮助清朝政府“平定反侧，安辑地方”。正在对农民起义束手无策的吉尔杭阿，在江、浙买办势力的拉拢劝诱下，竟一时间忘了咸丰帝定下的原则，斗胆向上建议派掌权的大巨与夷人议定妥协章程，答应他们的要求，结果遭到咸丰帝的勃然痛斥。
这下列强似乎明白了什么，清朝官员的推推搡搡是由于来自统治中心的压力。它们仍不肯罢休。同年10月，英、美两国公使乘坐军舰到达大沽口外，要求到天津以至北京商谈修约问题。这下触到了清政府紧张的神经。他们认为外国侵略者驶近京畿重地，虽以修约为名，但“其居心叵测，难保不暗藏奸诈，有意寻衅”。这个估计是准确的，但是，清政府却没有也无力作进一步的武力防备，只是派了级别不高的几个官员到大沽口去听取意见，并要英、美公使还是立即回广州去同叶名琛交涉。美国公使麦莲向美国政府建议，“对清朝政府进行武力威胁，要求三个条约国家——英、法、美——要联合他们的海军力量，封锁白河、扬子江、闽江及黄埔，一直封锁下去，到毫无限制地全面行使对华通商特权为止”。但是，当时英、法正在同沙俄进行克里米亚战争，腾不出兵力，加上太平军大举北伐、西征，节节胜利，使侵略者一时不敢断然行动。在远东一带从事侵略活动的美国海军将领培利，在获悉麦莲的建议后，就写信对他说：“依我看来，这个时候使用武力来威胁清朝政府，或者恳求政府对于美国利益采取重要的政治行动，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也许一星期内的变化，就会使清朝政府覆灭，由该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概归无效。”因此，这些侵略者决定暂时把问题搁置起来，再等待和观望一段时间。
果然，事隔两年，即1856年，《望厦条约》12年期满。美国侵略者在英、法侵略者的支持下，再次向清朝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要求也更为苛刻：三国派遣使节常驻北京，中国全境开放，准许三国无限制地前往通商贸易；全中国臣民信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在上海活动了4个多月。当巴驾还在继续交涉时，英国已经按捺不住对清政府武力示威的急迫，一手炮制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燃起了战火。
亚罗战争
历史上的战争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尤其是战争的导火索。中国有句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清政府正是记着这句话，认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英国在鸦片问题上针锋相对吃了亏，因此这时一味的避其锋芒。可是，霸道的英国人可不管那么多，你不把巴掌伸给我，我偏要逼你伸；你还不伸，我就抓起你的手硬拍上去，我多使点劲，不怕它不响。“亚罗”战争的导火线——“亚罗”号事件，就是这样给拍响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开放了5个口岸，关税也降到最低，但仍有许多不法商贩大张旗鼓地从事走私海盗活动，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中外贸易活动。本着保护双方正当贸易往来的目的，清政府严令加强对走私活动的打击。这本来是一件让外国合法商人受益的事情，却不幸“阴差阳错”地“惹怒”了英国领事，从而成了美国殖民主义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1856年10月8日这天，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不太起眼的中国船从厦门悄悄驶进了广州水域，停泊在黄埔港内。这艘货船实际上已被负责水上查缉事务的广州水师注意很久了。它长期在海上从事走私和劫掠，为非作歹，猖獗一时。这次，水师一接到线报，便早早守候在港内，等着瓮中捉鳖。果然，“亚罗”号一进港抛锚，几艘水师快船便将它团团包围，数十名身手矫健的捕快迅速跃上船头进行突击搜查。不多时，两名通缉已久的海盗和十余名有嫌疑的水手，以及大量赃物全部被一网打尽。这是广州水师在职权范围内的一次漂亮、圆满的缉盗、缉私行动。
不料，这件完完全全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却惹恼了“洋大人”。新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长着一副红色的络腮胡子，粗粗的眉毛下鼓着一双金鱼眼。这位身处侵华前沿阵地的殖民主义者，时刻不忘自己的主子让他寻机挑衅的嘱咐。拥有英国骑士式傲慢、急躁好斗气质的巴夏礼一听到“亚罗”号的消息，便高兴得拍案跃起，大叫道：“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他马上换上燕尾服，戴上礼帽，操起文明杖冲出了领事馆，跳上马车直奔广州水师衙门，开始了他用唾沫和无理取闹制造战争借口的无耻行径。
洋领事大人巴夏礼突然造访水师衙门，着实让千总大人吃惊不小。他正捉摸着到底是哪桩案子不小心与大英国扯上了关系，惹得领事巴夏礼要亲自上门，兴师动众。就在水师千总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巴夏礼怒气冲冲地闯进议事厅，劈头盖脸地一阵咆哮。千总大人不谙洋文，一下给搞蒙了，忙问翻译才知道，巴夏礼是说刚刚缉捕归案的那支走私船是英国船，中国水师在船上捕人，是破坏了中英条约，违反了领事裁判权。这位似乎十分“震怒”的巴大领事，还不忘给整个事件添油加醋。他甚至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国水师上船检查时，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大英帝国不可饶恕的侮辱。接着还气势汹汹地责令水师千总立即释放被捕的人犯，并要清政府向英国政府郑重道歉，甚至摆出了一副要抢人的架势。水师衙门的官员们很是气不过，却又不敢发怒，他们据理驳斥了巴夏礼的谎言，拒绝了他蛮横无理的要求。巴夏礼可不肯放弃这个借口挑衅的好机会。他一面照会专事外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声称这是一种“性质极其严重的侮辱，必须马上赔偿”；一面向英国公使包令报告，密谋借此挑起新的对华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