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据《资治通鉴》记载，其主要内容为：“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朝廷在地方州郡设置中正官，由地方的中正官主持当地士人的评定，将所评定的人分成9个等级，即9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由朝廷依等次选授官职。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
九品中正制的创立
九品中正制起始于黄初元年（220），至隋开皇七年（587）被废除，沿用三四百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的选官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政局不稳，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争权，又爆发了黄巾起义，接着是封建军事集团间的连年混战。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膨胀，察举大权已被地方名士所控制，察举征辟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客观上要求创立新的选士办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志于恢复统一帝国的曹操实行了一条“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他迎汉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设法招揽能够安邦定国的干练人才。他一改旧制，把才能学识作为选用人才的最主要标准。曹操从建安八年至二十二年（203—217）的15年中，先后颁布过4次《求贤令》，令中列举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土，诸如出身贱人的伊挚、傅说，出身县吏的萧何、曹参，盗嫂受金的陈平，屈人胯下的韩信以及母死不归的吴起等，说他们尽管有负辱之名或耻笑之行，但由于有过人的才能，并得到知人者的推荐和明君的信任，“卒能成就王业，声施千载”。令中还说：自古以来，凡是开国的和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何曾不是依靠有才德的贤能之士呢？要得到这些贤士能人，不亲自到闾巷去寻访，难道能在大街上偶尔碰上吗？有才德的谋士天下是不少的，只是居于高位的君主们不愿去访求他们罢了。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正是急需求贤用人的时候，希望大家帮助我举荐出身微贱的贤能之士。只要有才于，就推荐上来，我就任用他们。曹操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度量、大胆革新的措施，为新的选土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去世，子曹丕继为魏王，曹丕要保持其父留下的“基业”，并进而篡汉称帝，急需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丽这时三国鼎立大局已成，北方社会比较安定，建立一套适应新历史条件下的选举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九品中正法最先是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延康元年春被曹丕采纳实行，其后逐步完备，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任制度。它是察举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据《通典·选举典》载：“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各郡置中正，中正由各郡长官推举“德充才盛”、在京任官的本籍人兼任，由司徒选定任命，负责郡间的人才品评。
西晋建立以后，为了取得门阀官僚的支持，又设立州大中正，大中正的任命直接由朝中司徒掌握。《晋书。刘毅传》载：“置州郡者，取州里请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人才，一人不审便坐之。”西晋统治者本欲以此反对地方郡姓操纵选举，不料却给世族垄断选举开了绿灯，使九品中正制逐渐走向为巩固和发展门阀势力服务。正如《晋书·卫传》所言：“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请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踺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这里所讲的“计资定品”和“以居位为贵，显然是说九品中正制到晋朝已经完全代表了门阀世族的利益。南朝宋齐间，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重新恢复孝廉和茂才的选举。北朝周武帝时也罢门资之制，九品中正制日渐受到冲击。隋朝建立后，于开皇七年（587）便明令废除九晶中正制，不久即以科举制取而代之。”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
九品中正制包括3个组成部分：一是机构设置，即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中央有司徒正，任官有吏部尚书；二是以九晶评定人物；三是以品授官，授官时主要依据品第，品高则官高，品低则官低。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事宜主要由各级中正官主持，因此各级中正官在这一选官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中正官的选任务有不同。曹魏时，各州郡的中正官一般由州郡长官推举，“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两晋时，则须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各州郡的中正；郡的中正也可由州中正推举，报请司徒批准。
各州郡的中正一般都是由现任官员出任的，而且其品第相当高，基本上都是由二品担任，偶尔也以三晶充任，因为只有中正的品第高，才有资格去品评他人。各地中正多由本地人担任，因其熟悉当地土人情况，便于标定品级。
中正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隋三省六部制简表向朝廷提供本籍土人的资料有3项：一是家世，称作“簿阀”或“簿世”。家世的尊卑与品第的高低必须相符。凡一贯望族其品必高，寒门庶族其品必卑。若祖父不是官吏，则很难人品选。正因为重门第家世，谱牒成为专门学问。二是状，即士人道德才能的总评语。《晋书·刘颜传》云：“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北魏肃宗时，吏部尚书崔亮对此评论说：“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可见状是吏部授职的依据之一。三是品，即参考家世、状评定的品第，共分为9等。但是，这里的品并不是官品，而是指乡品，即基层评定意见。一旦求得了乡品，也就取得了人仕的资格。对于乡品，每3年调整一次，“其有言行修者，则升进之，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称作“清定”。《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载石虎诏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可见，“三年一清定”已成制度。
最后，中正官将晶第士人的有关材料造成表册，送交司徒府，以供吏部选官参考。通常是官位尊卑与品第高低必须相符，即上品者任高官，下品者任卑职。升官要同时升品，而降品即等于免官。应该指出，中正评定人物优劣的“九品”与表示职官品秩高下的“九品”是两码事。前者指的是“人品”，后者指的是“官品”。例如：晋代县令的最高品秩是六品，而担任六品县令的人，其中正品第则为三品（个别有以中正四品者担任的）。
魏晋时期，负责选任官吏的官员有内外官之分。《通典·选举二》载：“晋依魏氏九晶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员。”吏部需要选用官吏，则由州郡中正负责推荐，将各品第人物的详细情况上报吏部，由吏部授予职务。
中正的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还有委任州主簿以及其他州属官的权力。“大中正选州里才业兼主簿、从事迎刺史。”
九品中正制的官职任用
九品中正制的任用是依据中正官所评定的品第，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
9个品级中，上上为第一品，但一般没有人被评为“上上品”，所以实际上只有8个品级，而“上中”就成了第一等品级。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把这实际上的8品级分为上、下2等，以“上中”即二品为上等、上品，其余都是下品，也称“卑品”；有时也偶尔把三品即“上下”归入上品。
魏晋南北朝的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的虚名，它与人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品第与官职相互吻合，品第高则职位高，品第低则职务低，降晶就要降官或免去官职。
二品为上品，所授职务与三品以下完全不同。根据有关两晋的史料，凡俸禄在2000石以上的官，其品第必须是二品。这就是说，州郡长官一般都是二品。上品士人的政治特权不仅表现在仕途上，同时也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二品士人有资格参与选举中正官，司徒任命中正时也要听取上品士人的意见。
三品至九品皆为下晶，但各级仕进也各不同。就一般情况看，三品至五品可充任县令一级的官职；其余各品士人或任州县小吏，或为公府掾属，地位既低，又很难升迁。下品士人升迁官职也不乏其例，但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魏晋时下品升为上品尚非易事，南朝时则已绝无仅有了。因此，下品士人欲仕途通达，只有从军立功一条路。
九品中正制将人分为9等，以为授职的依据，但在选授官吏时则还需要一些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这些途径基本沿用两汉察举、征辟等方法。这时期的察举一般只有孝廉、秀才两科，南朝时增多了明经科，而且不用考试对策。这时的察举一般都依照已经评定好了的品级予以推荐，被察举的基本上属于上品，他们凭借着品级门第高而获得官职。被征召的也多为上品士人，下品之士则与之无缘，只能辟除为公府或州郡官府内的小官小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