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教育之中，经学是权威学科，其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与吏学、文学、语言文字、考据、训诂、政治思想、伦理、教育、文化习俗、社会环境等，均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隋朝统一之后，南北经学趋于相同。据《北史·儒林传序》记载，当时“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皆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改变了近300年来“师训纷论，无所取证”的状况。隋初，刘炫、刘焯等人名噪文坛，以“学通南北，博及古今”而受到后学景仰。其“所制诸经议疏，缙绅咸宗师之。”起初，在南北经学的交流中，北人较为主动，慕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辞，表理可观，可以雅俗共赏，其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尤为北人称道。而南学轻视北学的质朴，认为其学枯燥无华，俗目见之，初见可悦，很少动人之处，经学发展偏向南学成为当时的一种趋势和时尚。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南方书籍，如费彪《义疏》之类，亦流入于北方。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当时北人之于南学，有如”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一南北朝经学到南朝陈和北朝周时也较衰弱，其成果远不如后来隋唐的义疏，多为抱残守缺，故弄玄虚之作，吸收了不少魏晋玄学的内容。在汉学已逝，唐学未兴之际，其主要贡献在于创建了义疏这种注经形式，为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学教育拓宽了发展之路。
隋朝继南北朝之后，亦有不少学者从事经学研究。据《隋书》诸家列传记载，令狐熙“博览经书，尤明三礼。”宇文攽文奉诏修订《五礼》，作《尚书注》、《孝经注》行于世。明克让著《孝经疏》一部，辛德源撰《集注春秋三传》、《杨子法言法》。萧威“俊辩，有才学，兼好内典”，“著《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40卷。”王孝籍“博览群言，遍治《五经》”，“注《尚书》及《诗》”。张冲为汉王侍读，著有《春秋义略》、《孝经义》、《丧服义》、《论语义》等近30卷。牛弘修撰《五礼》，勒成百卷。此外，像顾彪撰《古文尚书疏》20卷，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42卷，褚晖著《礼疏》100卷，刘焯撰《五经述议》，刘炫著《论语述义》、《孝经述议》、《春秋述议》、《尚书述义》、《毛诗述议》、《五经正名》、《春秋攻昧》、《注诗序》等。为当时的经学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参考书或辅助教材。在经学教育和研究中，当时涌现出如马光那样的“三礼”权威和房晖远那样的“五经库”，经学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水平。
隋唐之际，著名学者王通在私人教学中对经学有较大的发展。他曾仿照孔子的做法开展私人教学，著《续诗》36篇、《元经》31篇、《易赞》70篇，其弟子记其演说汇成《文中子》一书。王通曾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范畴和经学教育主张，批评刘向、刘歆在治《春秋》时“弃经而任传”，认为在《六经》中“《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订，《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指出了各种经书的教材特点、教学目标和各自的侧重。和以往的经学教育不同，王通的教学推重《易经》。他教育学生注意钻研和探讨天、地、人的本质和相互间的联系。其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唐末五代乃至宋元之学均有深远影响。
入唐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振兴和繁荣都需要经学者进一步的发展。唐高祖李渊时期，诏置州、县、乡学，在国学立周公、孔子之庙，高祖亲事释奠之礼。唐太宗为秦王时，便“锐意经学”，在秦王府设文学馆，召名儒房玄龄、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及即位，尊经学、兴教化，在弘文殴集四部书20余万卷，并在殿侧开弘文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敬、于志宁、苏世长、薛牧、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18人为学士，分班讲论经义及文史，评论朝政，每至夜分乃罢。贞观二年（628）太宗下诏罢周公祠，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规定学生凡通一经以上者，即任用为官吏，以显示其尊崇儒经、大兴文教的政策。贞观二十一年（647），又诏以历代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22人配享孔子庙庭。表示对历朝各派经学的普遍关注和兼容，为唐代经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在政策上避免了经学内部的分裂与争斗。
在倾听各家名儒的讲论之后，唐太宗发现“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不利于经生学习，也不利于科举选士，更不利于思想统治。为了将异说纷纭的经学统一起来，唐太宗下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率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共180卷，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时颁行全国。其间，曾有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对《五经正义》提出修改意见，使其书更加完善。自《五经正义》颁行之后，各级学校均以此为教材，每年科举考试亦以此为标准答案。
从《五经正义》的内容上看，其《诗》主毛诗，《书》主古文，《易》用费氏一派，《礼》则注重实用博杂的《礼记》，《春秋》则偏重《左氏传》，基本上以古文经为主，结合了一些隋唐经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教材，其偏重训诂考据而轻视思辨和发挥。虽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学、记诵、考试等等带来便利，但对思想的发展却造成相当大的束缚。正是因为经生士子习经应试皆墨守《正义》规定的标准答案，不敢提出异议、自立新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经正义》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唐朝乃至后代的经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和前朝的经学教育有所不同，唐人在教材选择中反映出一种“务实”的和钻研的精神。如在《三礼》之中，《五经正义》首先选择的是历来不被重视的《礼记》。《礼记》虽在东汉末期独立成书，但很晚才被人们传习和尊信。较之内容枯燥乏味，难读难懂的《仪礼》和《周礼》，《礼记》的内容更接近日常的社会生活，包括礼节、礼义、礼制、日常生活守则、孔子及儒家言行、儒学论文、时令、史料及多方面的内容，内容广泛、语言朴实，适应面也广，比起类似于礼单子和职官表的《仪礼》、《周礼》，其中的儒学精神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帮助人们具体细致地获取多方面的知识，了解儒家对人生、理想、教育、生活细节等等的思考。又如，唐代将《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学教材也抬到了“经”的高度。唐玄宗时已在“御撰”的《大唐六典》中规定，在教学过程中和科举考试时，均要重点考《五经》，并要求兼习《论语》和《孝经》。至唐文宗时，朝廷任长于经术的郑覃为宰相，并在开成二年（837）依其奏议，刻九经文字于石，仿汉魏旧制，立石经于长安国子监，世称“唐开成石经”。在文宗太和年间，石经内容增至12种，除加入《论语》、《孝经》而外，还增加了《尔雅》。这三部书入“经”，对唐代的经学教育有较大的推动。在统治者看来，作为孔子言论的《论语》和作为事亲忠君之本的《孝经》包括了儒学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加之，此二书言简意明，篇幅较短，又不像《五经》那样难懂，粗通文字者便可习读背诵，有利于官方思想深入人心。《尔雅》是诸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是训释古籍的工具。除解释《五经》外，其所用训诂资料还旁及《楚辞》、《庄子》、《穆天子传》、《管子》、《吕氏春秋》、《国语》、《礼记》等。非常适合唐代以儒为主，旁及百家的文教政策。在教学中，其主要作用在于，使经学的语言分析成为一种高缘的学问受到教育者的重视。后人将《尔雅》比作“《六经》之户牖，学者之要津”。（宋·林光甫《艾轩诗说》）视为“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航。”（清·宋翔凤《尔雅郭注义疏序》）其认识均源于唐。
“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诸生散亡，唐肃宗等欲再度兴学，但学官、经师等已不能满足需要。中晚唐以后，国家财政日趋困难，各级学校难以维持，经学教育的发展亦受到严重影响。进入五代以后，经学教育较之隋唐虽无大的发展，但兴建学馆、书院和雕印《九经》则为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我国的印刷业和造纸业均有较大的发展，使作为教育重要媒介的书籍得以大量地印刷和流传。当时，学者除广泛从事抄写之事外，还普遍传阅各种刻本。书籍流传的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播天下。据《旧五代史·晋书》记载，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沈恬的《梦溪笔谈》亦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又据《爰日斋丛钞》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资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刀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播甚广。”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雕板印刷术创始于隋唐之际或更早，而其大发展和应用于教材印制主要在五代。起初主要是印诗集、韵书和佛经等。自后唐平蜀，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之后，儒家经典便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和唐代的石经相参照，学习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读儒家典籍，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经学在民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动荡的五代时期，各个朝代都很重视儒家经典的印行、传布和经学教育的发展。当时除了大量印行《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等经学教科书，还刊印了《经典释文》等经学参考书或辅助教材。和隋唐相比，五代虽兴替频繁，但学校和科举都保持着，而且各自运转自如。梁时取消了制科，在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等时有更易，但与经学教育有关的诸科，如五经、九经、三礼、三传、明经、开元礼、童子科等，反而有了起色。后唐时，还恢复了先前废止的“帖经”考试方法。据《文献通考·选举考》记载：“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然每岁所取进士，其多者仅及唐盛时之半……但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虽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记。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五代时经学教育和明经科的发展是由时代所决定的，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广为流传，统治者又要依此业维护其统治，使之在继承隋唐经学的遗产和经验教训之后，为当时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特别为宋学的开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儒家经学在魏晋以后的又一次大动荡中，依然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后世经学教育的直接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