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政权对立的局面中，社会由于竞争和战争的压力而产生发展新技术的需要，因为备战和开战时都需要准备大量的物力和新的作战机器，新技术会在战火中产生，即使在战乱之后的废墟上，它的幼苗也会在某些地方不时顽强而茂盛地生长起来。三国时曹魏的博士马钧（陕西人，生卒年不详）发明了能把砖瓦和石块抛射几百步远的抛石车，这对攻击城头敌人是威力强大的武器。马钧在看到蜀国丞相诸葛亮（181～234）制造的连驽（谓之元戎驽）之后认为，“巧则巧之，未尽善也”，对它作了改进。他还大大改进了当时的织布机。比他早半个世纪的东汉人毕岚曾发明一种叫翻车的木质机械用以洒道，马钧则将这种翻车改进为后来被普遍应用在河边为农田灌溉抽水的龙骨水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因而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是水泵发明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另外，据当时的文学家傅玄的记述（《全晋文·马先生传》），马钧一次在朝房里和高堂隆、秦朗二人谈及指南车时，高、秦认为古书上关于指南车的记载是虚构的。马钧则坚信古代有指南车，只要肯钻研，是可以造出来的。高、秦二人于是奏准魏明帝，下诏命马钧造指南车。在235年，马钧制成了靠木质齿轮系统在行进中指示固定方向的指南车。根据这段记载，前代已有人制出过指南车，正是别人不相信，马钧才制造出来让他们看（也许马钧只是由于迁就当时人们的厚古心理而把自己的创新托于古人的名下，不过当时人们对于这样的高技术似乎只是抱着一时欣赏的态度，而没有准备研究和应用它）。实际上指南车也只是对机械的发展有启示作用，在陆地上行走和活动根本不需要这样复杂的方向指示器。三国时另外一项发明是蜀国人蒲元发明出来的独轮车——木牛流马。这是一种适应于崎岖山路小道上由人来推行的轻便的运载工具，诸葛亮首先在军事运输中采用了它。这一发明后来在没有通衢大道的丘陵和山区得到了广泛应用，它在平原地区的短距离转运中也有用处。但在中长距离的运输中，牛车和马车仍然是最重要的工具。生活于魏晋之际的刘景宜发明了一种水转连磨，用中间的一个巨轮带动周围8个石磨，这可算是相当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机械了。
东汉末以来频繁的战争使攻防武器有了显著的进步，除了连驽、大驽、发石车的发明之外，钩车、撞城车、鲁班时就发明了的攻城云梯、火攻车等都有了改进，盔甲比汉代更为坚固合体，箭已由铁簇改为钢簇。刀剑的锻造工艺大有进步。据说东汉末和三国时期曹操曾有五把“百炼利器”，刘备曾令蒲元造“七十二炼”宝刀五千把，孙权则有百炼、青犊、漏影三把宝剑。马镫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发明。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302）中陶骑俑上的，估计它的发明可能在三国时代，当时将军们在马上厮杀的战斗方式同马镫的发明有关，因为马镫使人和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全力地向前冲击和战斗。到418年，南朝（宋）的水军将领王镇恶的水军中出现了轮桨船。这是近代西方用明轮击水的轮船的前身。在当时，一系列的技术发明首先成为暴力的助手。东魏残暴的大将侯景在548年洗劫南方梁朝首都建康时就依靠了大批新制造的战争器械攻破了坚城。梁朝大将徐世谱则用轮桨船队在水上抵抗侯景的军队。
刺激技术进步的还有各次战乱结束后的人口锐减、荒田待耕、百废待举的局面。从三国时代到南北朝结束的369年时间里，中国商周时就发明了的制瓷技术已趋成熟，东汉时出现的较粗糙的青釉瓷器变成了美丽的青瓷和如雪的白瓷。当时瓷器制造方面已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新的铁矿、铜矿和其他金属矿山被开采，旧的则扩大了开采规模，在许多朝廷管理的大型冶铁工场中都应用了东汉时杜诗发明的鼓风水排。在制造铁工具方面，工匠们发明了把生铁熔化后浇灌到熟铁上合炼合锻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增加熟铁的含碳量来制造出性能更好的各类钢，满足不同钢铁器具对不同性能材料的需要。晋代的能工巧匠们还把西汉时就已发明的磨改进成了由水力驱动的水磨，用以磨粉，这说明农业在恢复之后仍然能够很快提供充足的粮食。无疑，入主北方的胡人贵族要站稳脚跟必须学习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北魏政权曾为此实行了均田政策。在山东当过北魏太守的贾思勰（480～550左右）于北魏时期写了一部十余万字的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书，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和技术作了认真总结，教导人们按照作物生长规律培育和管理作物。作者写作的原意不是为了留名于后世，而是劝谏北魏皇帝重农，但北魏政权在他身后衰亡下去了，此书却成了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与文化宝库中的典籍。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使社会生产走上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不时爆发的战争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是生产的破坏者，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又损毁了生产和技术连续进步的社会基础，并且在战争中直接摧残一部分刚刚出现但还没有在社会生产中扎下深根的技术成果。这个时代的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精华对于下一个时代来说，就像羊群连续踏过的草地上散落下的种子，它们的繁盛生长要在下一个春天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