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玉门关，人们不由地就会想到一首堪称千古绝唱的唐诗——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同样，提起阳关，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会想到脍炙人口的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
渭城朝雨渑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感强烈地感染着人们，引发起人们无尽的遐思和对这两座古老而富有神奇传说的关塞的向往。
1．西域门户，丝路襟喉
玉门关和阳关，分别坐落在敦煌西北和西南边界，控扼着由敦煌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北、南两道，恰如中原出入西域的两扇大门。历代经营西域犹似一幕幕活剧，而敦煌则是其导演活剧的前台，两关便是敦煌面向西域的窗口。
就以汉代为例，汉王朝曾与匈奴在西域展开过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夺，两关对于防御匈奴入侵、联络西域各国来说可谓前沿阵地，对于支援与匈奴作战的远征军队来说，又是其可资依赖的后方补给基地。如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赵破奴、王恢率军击破匈奴在西域的耳目楼兰（今罗布泊西）、姑师（车师）；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至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西讨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得胜回朝；征和四年（前89年）汉开陵候成娩又在楼兰、危须、尉犁等六国军队的配合下，打败匈奴所支持的车师（前部在今新疆吐鲁番，后部在今吉木萨尔一带），大大动摇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本始二年（前72年），汉遣五将军率15万骑分道并出，与乌孙5万人共同夹击匈奴，获得大胜，致使匈奴“衰耗”殆尽；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西边日逐王降汉，汉派郑吉发兵迎接，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遂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以上这些争战，汉朝参战军队、辎重等，以及派出的都护等官吏和其他人员，都是经由玉门关、阳关往来西域的。
两关就像汉朝西方的两只明亮的眼睛和聪慧的耳朵，随时监听着西域的动向，护卫着西部边地的安全。
众所周知，敦煌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向为古丝绸路上极为重要的咽喉枢纽，也是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之一。如果说上海、广州是我国近现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的话，那么在海运不发达的古代，敦煌则是我国国际交通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吐纳口，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古代的敦煌就相当于近现代的沪、穗。
隋唐时期前往西域的北、中、南三条道路，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敦煌是其咽喉和襟带，玉门关和阳关就设置在这个咽喉之地两条必经的路口上，恰如敦煌商埠所置的两座“海关”，不论是西出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铁器等，还是东来的玉器、香料、皮货、毛织品、动植物新品种等，都要经过这两处重要的关口。
两关迎接着一批又一批东来西往的使者、商贾、僧侣……对于当时的旅行者来说，“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凄怆的离别，“生还玉门”就象征着幸福的重聚。前往西域的人们，为了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沙漠，必须预先在敦煌准备足够的饮水、粮食和牲畜料草，还要办理必要的出境手续，才能西出玉门关或阳关。从西而来的人们，在越过长达400公里的莫贺延碛戈壁，或穿过沙浪滚滚的白龙堆大沙漠，经过千辛万苦而又充满危险的漫漫跋涉后，终于来到了渴盼已久的玉门关或阳关，进入水草肥美农产丰饶的敦煌绿洲，其喜悦舒快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这里就地交易，或作短暂修整，准备粮秣，然后才能继续东进。东汉西域都护班超，晚年奉调回京时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门关。”在东来西往的旅行者心中，敦煌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她给了人们战胜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种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带给人们无尽的希望；玉门关和阳关，则是敦煌绿洲上矗立的两座不灭的灯塔，照耀在漫漫的西行古道上。
2．玉门关迁徙之迷
汉代的玉门关置于何处，关址曾否有过迁徙？汉代以后的玉门关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曾在学术界吵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直到今天仍然各执一词，问题仍未得到完满解决。于是玉门关的迁徙问题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和关注。
汉代最早的玉门关
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关于玉门关迁徙的争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汉代最早所设的玉门关并非位于敦煌西北，而是在敦煌以东，直到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以后，关址才搬到敦煌西北。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源于《史记·大宛列传》的一条记载：李广利率军浩浩荡荡第一次征伐大宛，结果失利，于太初二年还师至敦煌；汉武帝为之大怒，专门派出使臣于“玉门”阻拦李广利军队，说有胆敢进入者，格杀勿论。李广利十分恐惧，因而留驻敦煌不敢东返。随后汉武帝又增派“恶少年及边骑”6万余人、戍甲卒18万以及大批马牛驴驼辎重粮秣给李广利，命其再伐大宛，终获胜利。
法国着名汉学家沙畹依据上述记载认为，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所以李广利就只能留在关以西的敦煌，而不敢入关；太初二年以后玉门关才改置在敦煌郡西北。这一看法在我国史学界很有影响，一些学者赞同此说，并作了进一步探讨，如劳干《两关遗址考》、王国维《流沙坠简序》、方诗铭《玉门位置辨》等，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汉玉门关自始置至终汉之世一直在敦煌西北，不存在迁徙的问题。如向达先生《两关杂考》一文认为，《史记·大宛列传》所记阻拦李广利军队的“玉门”并非玉门关，而应是指敦煌以东的玉门县（当时属酒泉郡辖）。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一文则又认为，玉门县是在罢黜了玉门关屯后才设置的，太初二年李广利还军敦煌时玉门关屯还未罢黜，因而《史记》此处所记的“玉门”确实应为玉门关，而不是玉门县；由于西汉敦煌郡的西境可以达到今罗布泊的东岸，玉门关外的一些地方仍然属于敦煌郡的辖域，李广利军队留驻敦煌是指留在玉门关外的敦煌地界，并不是指留在玉门关内的敦煌城中，因而汉玉门关确实没有迁徙过。着名考古学家夏鼐、陈梦家等也认为汉玉门关未有过改迁。
以上争论孰是孰非，汉玉门关究竟有没有过迁徙？我仔细查阅有关史料，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唐代初期高僧道宣所着《释家方志》上卷《遗迹篇》记载，大唐出使印度有三条道路，其中中间一道穿越河西走廊，途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然后由肃州向西略偏北约38公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又由此向西约200公里至瓜州（今安西县锁阳城），又向西约150公里至沙州，然后进入西域。这段记载所述路线清楚，各地之间相互位置准确，与实际行程符合。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所记酒泉西略偏北38公里有“故玉门关”，并且将此记载列入《遗迹篇》中，想必早在唐初以前某时期曾在这里设过玉门关，后来废弃了，因而成为“故”玉门关。那么唐代以前何时还曾在这里设过玉门关呢？那就只能上溯到西汉太初二年以前，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和学术界公认，汉太初二年以后直到隋唐以前，玉门关一直设在敦煌西北，隋唐时玉门关才移到了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详后），只有可能太初二年以前所设的最早的玉门关，是在酒泉西略偏北38公里处，否则别无解释。这就是说西汉时玉门关确曾有过迁移，太初二年以前，也就是最早设置的玉门关应在酒泉西北38公里左近，太初二年以后玉门关才移至敦煌西北。
为此我曾几次到酒泉西略偏北38公里一带实地考察，这里正是今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公里处的石关峡。该峡又叫做水关峡，或名黑山峡，位处嘉峪关黑山南部。嘉峪关黑山是河西走廊中部隆起的一座丘陵，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山体平地拔起，横亘于走廊平原上，相对高度200米至500米，最高峰达坂顶海拔2799米。山体南部有一条东西延伸的天然峡谷，这就是石关峡。峡长约10公里，贯通山体南部，宽百米许。峡谷南北两侧峰岫高耸，山崖壁立，如刀劈斧削一般，形势险峻，极难攀登。峡谷内则比较平坦，车马通行无阻，成为古代由酒泉西出的要径。
石关峡中流淌着一股名叫红柳沟的泉水，泉水从南北两山岩崖间渗出，汇成溪流，由东向西流去。今天在峡内南侧的一处山坳间筑坝建库，拦蓄这股泉流，名为黑山湖水库，用以浇灌峡口以东黄草营村的土地。水库虽小，但高峡出平湖，绿水与黑山相映，自然别有一番韵趣。这道泉水也为穿越石关峡的沿途行旅提供了良好的补给水源。众所周知，古代在干旱戈壁地区行进，沿途人畜水源补给是最首要的问题。由酒泉向西38公里，大约行一天，刚好到达石关峡东口，恰可得到红柳沟泉水的补给，因而石关峡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十分理想的必经通道，该峡的峡口也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隘险口。
十六国北凉时期敦煌的一名学者着有《十三州志》一书，书中记载酒泉郡西有玉石障。该障的位置正是今天的石关峡。“玉石障”与“玉门关”二名，含义十分接近，指的应是一回事，可能为前后时代叫法上的不同。由此看来，西汉最早建立的玉门关，也就是道宣所说的“故玉门关”，应是今天的石关峡。它的确曾位于敦煌以东，它的始建年代应与筑长城同一时期，长城向西修到哪里，作为长城西端点的玉门关也就应该设在哪里。正如前面提到的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长城由令居修到了酒泉，那么最早的玉门关也就应该随之于此时设在酒泉附近。到了太初二年李广利征讨大宛以后，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大大加强，随着汉武帝实施西方战略的需要，玉门关遂迁往敦煌西北。可见汉玉门关确实有过西迁之举，西迁前名玉门关，西迁后石关峡改置成“障城”，于是就有了玉石障之称。当时之所以有“玉门”、“玉石”之名，一方面无疑由于西域出产的玉石输入中原的孔道要经过此峡，二是当地自古产玉，今天名闻遐迩的酒泉夜光杯所用的玉石，一部分就是从这里采来的。
石关峡东口今天仍有古代墙垣遗迹残存。残墙位于东口南侧，由山顶顺延而下，用粘土夯筑而成，残宽3米许，残高0．5米至2米，这应是昔日玉门关、玉石障的残址。我还考得，到了五代宋初时，这里又重新设为玉门关。
对于石关峡，当地乡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相传当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帅大军远征匈奴，来到酒泉后，为了巩固边防保境安民，奉命在这里屯军设关。但是酒泉一带四野茫茫，一马平川，在哪里设关好呢？霍去病便把众将召集在一起商议，有的说把关口设在酒泉城好，也有的说设在讨赖河边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霍去病见大家意见很不一致，便决定亲自去察看一番再说。于是便带了几个随从，餐风露宿，起早贪黑，一连奔波了好几天，但还是未能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了驻地。他独自坐在帐中，一边饮着用酒泉的泉湖水酿制的美酒，借酒消愁，一边想着心事：来到这里眼看快要半个月了，连个设关的地点都没定下来，这如何能完成皇上托付的重任呢？到时候自己被贬官革职还是小事，而耽搁了守边保土的大事，那可了不得。他越想越觉得心情沉重，越想越觉得有负圣命，想着想着不觉得天已破晓了。
突然间一阵狂风大作，吹得昏天黑地，连军帐都被掀翻了，霍去病的帽子也被刮到了空中，向西北方向飘去，他赶快带了几个亲兵去追。说来也怪，他们跑得快，帽子飘得也快，他们跑得慢，帽子飘得也慢，仿佛老天故意变着魔法逗他们，他们就是抓不到帽子。就这样他们紧一阵，慢一阵，累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一直追到大晌午，也没能把帽子追上。恰在这时忽然风停了，帽子落在了一座山顶上。他们又吭哧吭哧地朝山顶爬去。
霍去病上到山顶一看，禁不住高兴得叫了起来：“妙哉，妙哉，天助吾也，这真是一处绝妙的好地方！”原来这个地方前后都是丛山，而脚下却是一道犹如刀劈成的天然峡谷，据之攻可以进，退可以守，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不正是苦苦寻觅的绝好的设关之地吗！于是他赶快派人在峡口建关。这处地方就是石关峡。
敦煌西北的汉玉门关
最早的玉门关的关址已经清楚了，那么西汉太初二年以后的玉门关，也就是迁到敦煌西北的玉门关的关址又在何处呢？历来说法仍然不尽一致。唐代的一些典籍，如《旧唐书·地理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都记为汉玉门关在敦煌寿昌县（今敦煌南湖乡）西北59公里；敦煌文书《沙州城土镜》、《寿昌县地境》则记为在寿昌县北80公里；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敦煌县志》则认为，应在敦煌西北长城线上的小方盘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葆廉前往西域途中路经敦煌，所着《辛卯侍行记》一书又认为玉门关应在大方盘城。
近百年来，中外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玉门关仍然兴趣浓厚，纷纷来到敦煌西北探索踏察，力图考定玉门关的关址，但直到今天仍未能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1906年至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打着“考察”的旗号潜入敦煌，在小方盘城附近挖掘出几枚汉简，其中一枚上记有“玉门都尉”的字样。1943年10月，我国着名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也在小方盘城附近发现汉简，其中一枚简上写着“酒泉玉门都尉”等文字。此后不少学者便以这两枚简作为证据，认定汉玉门关就是小方盘城。以后又有人认为小方盘城的位置比较靠内，并不在汉长城的西端点上，依据简文该城应是玉门都尉的驻所，玉门关还应在小方盘城以西。1965年陈梦家发表《玉门关与玉门县》一文，认为小方盘城就其地势而言，北、西两面皆在长城，恰当入关后的口内，最适合作玉门都尉治所，而关口则应在其西门外正西或西北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