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清政府采取了徙民实边、屯兵屯粮、筑廒储粮等一系列措施。雍正十年副都御使三格与按察使张体义奉命住镇肃州，专门负责办理平叛军粮等物资。他们发现原储存在安西布隆吉城内的军粮管理混乱，且仓容较小，不敷军用，该城又是政军民同住，不利于军粮安全。于是选定在布隆吉城东20公里位处交通大道的桥湾，奏准另建新城，以设专廒储粮。当年新城就建成了，高丈余，城内置粮廒12座，建兵房50间。同年又奉敕在该城西北建永宁寺。寺院建造规模不凡，庙宇巍峨，大殿内除塑佛像外，还供奉皇帝像、皇袍、马鞍等物品，另悬挂人皮鼓，放置人头碗，召番僧20人住寺诵经，保护粮廒安全。
雍正十一年（1733年），平定噶尔丹策零叛乱时，桥湾城每年储存军粮3万石，供出军粮2万多石，额定供给人数万余名，包括部分平叛军队和数十处兵站哨卡。翌年，因该城位置适中，拟进一步扩大仓储，遂在城内东北隅增建仓廒10间、兵房30间，并置督运行署。为确保军粮安全，又派马步兵300名、千总1员驻防，称为桥湾营。战乱平定后，驻防马步兵裁为200名。
桥湾城所储军粮，绝大部分由关内运来，少部分由关外诸卫所征调。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运送粮食的大车和驼队成年累月奔波在桥湾城东西的大道上。有时为了节省费用，还用羊皮筏子运粮，粮筏从靖逆卫（今玉门镇）顺疏勒河漂流到桥湾城。清军之所以能够很快平定叛乱，桥湾城的军粮保证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廷派驻肃州的军需库务官沈青崖诗赞桥湾城：
数雉真成一弹丸，停骖荒服且盘桓。
两山对锁东西峡，十水争流上下滩。
回鹘犁锄环塞外，廒仓刍粟入云端。
从今款贡烽烟静，襟带清流倚槛看。
“数雉”，形容桥湾城雉堞重叠之状；“停骖”，勒马不前；“荒服”，古代五服之一，指离王畿最远的地方；“两山”，指该城南面的祁连山和北面的马鬃山；“十水”，疏勒河上游的十道沟水；“回鹘”，维吾尔族的古称，此处指雍正年间安置在安西回民五堡的吐鲁番人；“犁锄”，意谓从事农业生产；“款贡”，诚心进贡。诗人描绘了桥湾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色，颂咏了它为平定叛乱所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虽为“弹丸”之地，“荒服”之域，但仓廒盈实，刍粟人云，为“从今款贡烽烟静”发挥了积极作用。
战乱平定后，桥湾城又成了西北民族贸易中的一处重要集散地。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允准在北京和肃州给准噶尔部开放互市。七年（1742年），又因北京路远，互市全改在肃州进行。自此肃州每年开市两次，每次80天。准噶尔商队遂源源不断来到内地，贸易额逐年增加。桥湾城因之成了哈密至肃州、额济纳旗至青藏高原，东西南北各路商队的货物集散地和粮食供给地，一度间车水马龙，盛况空前。
桥湾城的毁弃源于同治年间的战乱，盗匪侵扰，粮廒遭劫，仓房焚烧，城池血洗，一代名城从此湮没于沙碛中。
近年，在桥湾城址近侧建起文物陈列馆，展出城中出土之物和安西境内其它一些文物，东来西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主要展品有雕刻“八仙”形象的拐杖、稀世珍宝象牙佛的复制件、千年干尸以及多种戈壁野生动物标本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当年的人皮鼓和人头碗摆放在显着的位置上，成为这里最富特色的文物。人皮鼓颜色褐黄而略呈污脏，鼓面仍完好无损。人头碗由整块头盖骨制成，内侧已略为发黑。它们虽然形状有所不雅，但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儆戒作用。
13．甜涝坝古城
甜涝坝古城位于敦煌市城东北55公里的荒滩上，南距近年新发现的汉代悬泉置遗址9公里。
该城所在之地，正是敦煌、安西二市县之间的芦草沟下游古绿洲。我曾在这一带几次实地踏勘，发现了这片古绿洲的存在，并撰文《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对其作了系统研究。芦草沟，敦煌唐代文书中称其为“苦水”，它的上游今名黄水沟，唐代叫做卤涧水（详见上述“锁阳城”一节）。它源于锁阳城（唐瓜州城）东北约8公里处的昌马河（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边缘泉水出露带，沿截山子南麓向西流去，约在锁阳城西北77公里处切穿截山子，从该山北麓流出，遂在其下游形成了一块较大的绿洲，这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早已废弃的芦草沟下游古绿洲。
我实地测得，这片古绿洲南起于今截山子芦草沟出山口，北至北路井及汉长城附近，东达东经95度30一线，西抵西沙窝；东西长20公里许，南北宽约13公里，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今天这里的地表景观为：弃耕地成片分布，一眼望不到边际，疏密不等的白刺、红柳灌丛沙堆点缀其间；弃耕地皆遭受严重风蚀，一条条不规则的风蚀沟槽把地面刮削得破碎不堪，沟槽间陡立的土垄千姿百态，有的拔地丽起，如柱，如础，如伞，如墩；有的蜷伏在地，似狮，似虎，似牛，似龙；如果从高空俯瞰，又像由千万条舰艇组成的联合舰队，抛锚待发；有的土垄组合在一起，恰似城址的残垣断壁，端庄凝重，鳞次栉比，其间的沟槽宛如一条条延伸的大街小巷，深邃幽静。
这片古绿洲上，废弃的渠道遗迹十分明显，并可分出干渠和支渠。干渠渠堤用砂石垒成，宽大厚实，仅单侧渠堤底宽就有15米多，顶宽10米许，高出风蚀地面约1．5米，犹似拦水长坝，渠底宽20米许，残深0．2米至0．5米。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风蚀地面0．5米至1米，底宽3米至8米。支渠分列干渠两侧，呈较齐整的羽状排列。受自然地势的制约，渠道主方向先由南向北，再由东向西延展。由此显示了昔日这里曾是一片河曲萦绕、田连阡陌的繁荣绿洲。
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就在唐代苦水下游这片绿洲上，造了一座大坝，叫长城堰，高5米，长10米，阔约0．7米，用以拦蓄、调控苦水水流，灌溉农田，百姓因之欢欣。其水利发展生产兴旺的景象由是可观。该堰与马圈口堰（置于今党河总分闸附近）一道，被并列为当时敦煌地区的主要两座堰坝。
这片古绿洲至今仍残存着汉唐时期的多座古城遗址，甜涝坝古城即是其中的一座。该城周围地势较为低平，昔日有泉水渗出，聚成水泊，故有“涝坝”（河西方言，意为水塘）之谓。城垣已多处坍塌，不很完整。较为特殊的是，城址平面不同于一般城址的矩形或方形，而是呈现为菱形，其内角大角约110度，小角约70度。每垣长约32米，周长128米。地面暴露灰陶片、碎砖块等物，敦煌市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从该城中采集到的灰陶罐、铁箭头、铜饰件、石纺轮、陶纺轮、围棋子、石磨、开元通宝钱币等物品，全部都为隋唐时代遗物，证明该城为隋唐城址。
甜涝坝古城规模较小，面积仅百平方米许，与普通人家的一处院子大小差不多，这显然不可能是州、县一级的所在，否则连座县衙门也无法摆得下。我曾撰文考得，该城为唐代的悬泉驿城，是当时连接瓜沙二州的一所十分重要的驿站。《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了唐代前期设置的连接瓜、沙二州之间的新旧三条驿道和十余座驿站，其中于高宗永淳二年（683年）开置的取线截山子北麓的这条驿道上，自东向西依次设置东泉、其头、悬泉、常乐等驿，而位于沙州之东72．5公里的悬泉驿，恰恰是今甜涝坝古城。
悬泉驿的得名源自悬泉水。该水由于曾与汉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因而历史上一度颇有名气，《十三州志》、《凉州异物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敦煌遗书的一些卷帙中都记载该水和与其相关的一则动人传说。《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悬泉水，在沙州东65公里，出于山崖腹中，水流细弱，流出山仅约半公里，就断流了；当人马来的多的时候，这股水就大，人马来的少时，水出就少。其它一些史籍的记载也大略与此相同。学界据之公认，悬泉水就是今敦煌城东约65公里处源自截山子北麓的吊吊沟，又名掉掉水、滴滴沟。该沟地处甜涝坝古城正南9公里，沟水自干旱的山岩间渗出，汇为细流，水量很少，出山数百米后即全部渗入砾石戈壁中。“悬泉”之名恰可形象地反映出其水出石崖，径流细小的情形。可别小瞧了这股弱流，在茫茫的瀚海戈壁中行进，它可是救命之源啊！
悬泉水还有一个名字叫贰师泉，相传它是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用宝剑刺出来的呢。当年贰师将军率领大军西伐大宛，涉过千山万水，身经千战百役，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获得全胜，于是一路凯歌，班师回朝。当他们行至敦煌三危山以东的戈壁时，烈阳当空，赤山枯坂，大地像被烤着了一般，所有带来的水早已喝了个精光，士众干渴难耐，实在挪不动步了。李广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便抽出随身佩带的宝剑，仰天悲誓：“上苍啊，我数万得胜之师难道今天要渴死困死在这里不成！”说罢，随手将宝剑刺在路南面的枯山上。刹那间奇迹出现了，原先干得直冒烟的山崖，突然间飞泉涌出，清流陡落。三军将士欢呼雀跃，大家足足喝了个够，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
以上的传说为许多古籍所载，流传很广。此外在敦煌民间还有另一则相似的传说。相传西域大宛国贰师城里养着无数的汗血宝马，使酷爱宝马的汉朝天子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于是就派使臣带着重金去求购。谁知恰在这时大宛国里发生了内乱，贰师城守将在匈奴的诱惑下背主叛变，杀了汉使，并攻打国都。国都兵力单薄，危如累卵，局势十分紧急。国王赶快向汉天子求救，天子即刻派能征善战的李广利率领20万大军出征救援。
李广利兵发长安，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个把月间就已赶到了敦煌三危山下。当时正值盛夏，烈日炎炎，暑气蒸天，戈壁滩上的石头都快要被烤熟了，就连刮来的风也是热的。兵士们长途奔波，已疲惫不堪，更加上酷热难当，没有水喝，都纷纷倒下了。
得赶紧派人去找水，否则出征未捷兵先折，元气大伤，如何能救得大宛国获取宝马呢！可是派去找水的士卒们均一无所获，空手而返。这方圆数十里荒山秃丘，连根草也不长，哪里有什么水呀！
李广利决定亲自找水，进到山中四处寻觅，转了半天也滴水未见。他近乎绝望了，正在此时迎面一块大青石挡住了去路，青石上三个醒目的朱红大字——“滴水石”映入眼帘。李广利见状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滴水石，哪有什么水，这不是在捉弄人吗？随即抽出宝剑，大喝一声，怒气冲冲地对着青石奋力刺去。只见火花四溅，青石抖了三下。他接着又是一剑刺去，突然间黄风大作，呼啸而至。第三剑刺过去，青石应声嘎然裂开，分作两半，一股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流下山坡。
将士们一片欢腾，争相痛饮，顿觉从未有过的沁心透脾，舒坦畅快。兵马喝足后，又精神百倍地踏上了征途。不久，李广利就在大宛打了大胜仗，取了宝马。后来，人们为了感谢李广利开出清泉的功绩，便把这股泉水叫作“贰师泉”，并在山谷口修了一座贰师庙，以作永久纪念。又因泉水是从山崖上淌下来的，也称其为悬泉水。
唐人写卷《敦煌古迹二十咏》中有一篇《贰师泉咏》，咏颂李广利之事：
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危回，山连万里枯。
抽刀剌石壁，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苏。
“三危”，敦煌三危山；“金乌”，太阳；“发矢落金乌”句，典取“羿射九日”的故事；诗作颂扬了李广利刺壁飞泉，解除旱魃，士马获苏的功绩。
紧靠悬泉水的出山口，汉代设置悬泉置。“置”，即汉代的驿站。《西汉会要》记：“驿马三十里一置。”因之又有“置邮”、“置传”之谓。唐章怀太子李贤说，汉代改“邮”为置，所谓“置”，就是“度其之间远近置之者也”。悬泉置的位置恰处于敦煌、安西两大绿洲中间的戈壁地带，其地水源奇缺，在方圆百余里的范围内惟有悬泉水这股细微的泉流可资饮用，因而这里也就成了丝路大道上一处极为重要的中继站。水虽小而地位显，泉流弱而名声响，难怪人们要给它附上那么些神奇的色彩。
1990年至1991年度，甘肃考古工作者对悬泉置废墟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清理，获得惊人的重大发现。遗址总面积约22500平方米，其结构之完整，保存之完好，文化内涵之充实，出土文物之丰富，十分罕见。遗址原为一座方形小坞城，墙垣全部坍平，地面上已辨不出坞堡形迹。经发掘后得知，坞墙每边长约50米，用长、宽、厚约40厘米、20厘米、11厘米的土坯垒砌而成。坞内西、北部为住宿区，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内含1个套间）；东、北部为办公区屋舍；西南角、北部还有马厩3间；坞外西南侧又建有一组长约50米、南北走向的3间马厩。坞门东开，坞西南角设有突出墙体的角楼。坞外西面为废物堆积区。
悬泉置遗址出土各类遗物达20000余件，其中仅简牍就有18000余枚，其它遗物如以质地计，可分为陶、木、漆、铜、铁、麻、皮毛、纸张、丝绸、粮食、兽骨等11大类；若以用途计，则有兵器、家具、工具、猎具、文具、钱币、服饰、饮食以及日用杂品等。有铜箭镞、带钩、陶罐、陶碗、漆木耳杯、石砚、画板、麻纸、农具、铁木工具、草苇编织品、竹席、梳篦、麻鞋、皮鞋、玩具以及小麦、大麦、青稞、谷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大蒜、桃核、杏核、苜蓿、马骨和大量毛色鲜艳保存完整的马头、马腿等。
尤可称道的是，所出西汉宣帝、哀帝时期（前73年至前1年）有书写墨迹的麻质字纸，对于传统的东汉蔡伦造纸说，是毋庸置疑的突破。众所周知，造纸术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道，并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它们曾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产生过巨大的力量和影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纸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谁发明的呢？人们通常回答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的。《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等造纸成功，于元兴元年（105年）向皇帝献上，皇帝对此大加赞赏；自此天下都用纸张，称其为“蔡侯纸”。于是人们往往就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105年作为纸的诞生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