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高昂的运费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晋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清末民初，由于正太路操纵在法帝国主义之手，对阳泉煤竟苛收吨公里2分5厘的高额运价，超出世界铁路会议制定的“万国煤运率”（即吨/哩7厘）的5～6倍。而对同一铁路线上由德资经营的井陉煤矿，却仅征收吨公里6厘2的运费，尚不足阳泉煤运价的1/4，两者相较何其悬殊。民国九年（1920年），正太路收归国有后仍一切沿袭旧例，后经晋省实业界多次吁请，才将运价减至吨公里2分，虽表面上略作减少，但却取消回扣二三十万元，与未减价前无异。[1]除高昂运费之外，晋煤外运还须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据1925年的记载统计，每吨阳泉煤运至塘沽的运费及捐税计有8.811元之多。[2]当时每吨煤的开采成本平均不足2元，运费捐税却为其4倍有余。通过平绥路运出的大同煤，同样受到高昂铁路运费的制约，盈利很不稳定。不惟如此，保晋公司还遇到日本竞争对手的强有力挑战。一战期间，日本经济势力乘虚而入，战后更是对华大肆进行商品倾销，使我国沿海及一些内地市场亦被其侵夺。
在保晋公司30年的历史上（1907~1937年），一战以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可谓是它的辉煌时期。由于外国资本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扩张，保晋公司一度比较红火。1916年盈利43万元，以后逐年盈利，至1921年累计达80万元。1915年，山西选送到巴拿马展出的不同种类的煤炭在博览会上引人注目，被外国行家誉为“煤中皇后”。但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结束，尤其自20年代中期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不断，不惟暂免了的出口税、井口税被复征，就连铁路线也经常中断，再加上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倾销过剩产品的影响，保晋公司生产的煤炭堆积如山，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保晋矿务公司自1925年起连年亏损，1925年亏l2811元，1926年亏53941元，1927年亏355174元。[3]1937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山西，经营30年的保晋公司被日本侵略军劫夺，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保晋公司的失败，宣告晋商尝试向工业资本融合的失败及其自身的灭亡。
我认为，对于晋商来说，向现代工业转变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向煤矿等重工业领域投资是有问题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一国或一地生产要素的特点是：劳动力充分，资本匮乏。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发展中国家应选择需要劳力多、资金少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发达国家则应集中生产需要资金多、劳力少的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交换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由于本国资源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而取得了各自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理论，晋商在投资现代工业的过程中，一起步就搞了重工业，无疑违背了竞争优势原理，晋商的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如何看待晋商搞重工业的选择呢？应该说，这是急于爱国义愤而采取的保卫国家主权的活动，应予肯定。但晋商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背离了“敌强我弱”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是造成向现代工业转轨不成的重要原因。我认为，中国矿山的主权应该保持，但开发权授予谁，以什么条件授予，则需要根据情况而定。
就当时的中国商人而言，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应着重于发展轻工业，毕竟重工业投资大，收益期长，非具备相当资金，有忍受相当时期亏损的组织不能投资。例如，洋务运动就因投资于军事工业领域，迟迟见不到效益，不得不由最初的单纯政府投资转向对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的招商引资。起初，国内舆论担心外国资本的引入会影响国家主权，所以严禁外国资本进入，但随着对现代化规律了解的增多，再加上工业化的开展急需资本注入，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舆论认为不涉及主权转移的外债可以考虑，但外债是需要到期偿还的，外国银行担心中国企业到期还不上债，要求以有形资产—矿山、关税等做抵押，这同样有害于中国主权的完整。戊戌维新期间，洋务后期领袖张之洞提出了引进外资开发中国矿产资源的主张。他认为，帝国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迫切地提出了对原材料、能源开发的要求，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好比是一个漂亮姑娘，早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与其被外国资本主义占有，还不如自己开发。大量的开发资金从哪里来？在民间资本、政府资本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张之洞提出了利用外资开发中国矿产的主张。他认为，引进外资有很多好处，一是不用偿还，二是开发了中国矿产，三是上缴了税收，四是学到了技术，五是雇佣了大量中国劳工，有助于社会稳定。总之，在他看来，让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是“利九害一”的事。他还指出，引进外资要遵循平等的原则，你不让人家得到利益，人家的资本凭什么让你用？不过，他也反对外商在中国遍设工厂[4]。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这和今天的引进外资异曲同工！
从今天的观点看，对于山西来说，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引来对原材料、能源感兴趣的外国资本前来投资，这是天大的好事。在开发山西矿产的过程中，政府得到了税收，工人得到了收入，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到了发展。而且，在重工业发展的带动下，山西的铁路、公路等物流产业也能发展起来，显然，这对晋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由传统商人向现代工商业者转变很有作用，堪称“一着妙棋，盘活全局”。当然，在和外国资本合作时，要本着两利的原则，既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明白别人想要什么，从中洽谈出一个合适的合作协议。
出售山西矿产资源权利的山西巡抚胡聘之，和其前任张之洞一样，都是沉迷于洋务，积极推进洋务运动开展的官员。他在当上山西巡抚的第二年（1893年），即成立山西商务局，着手进行山西的现代工业建设，给山西的现代工业生产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新风。鉴于山西资本不足的状况，他积极引进外来资本开发山西矿产资源，包括法国资本、俄国资本、英国资本等，但他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山西商民的反对。反对理由如下：第一，山西矿产资源是属于全体山西人民的，为什么让外国人来开发，侵我利权？第二，山西商民有能力自主开发，为什么让外国人来开发？于是发起了反对山西巡抚胡聘之卖国求荣，出售山西矿产的运动，胡聘之被迫下台。依靠山西商民的支持，山西终于赎回了出售给英国福公司的矿产权，并成立“山西保晋公司”自主开发当地矿产资源，但保晋公司在投入了大量资本，付出了很多努力之后，终因诸多困难而不得不在1937年结束自己的历史。
应该说，山西最大的资源就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明清晋商就是靠它而崛起的。但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受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不许外国资本进入，结果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得不到开发，轻工业、商业、服务业也发展不起来，山西向现代工业的转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毋庸讳言，在出售山西矿产资源经营权的问题上，山西巡抚胡聘之是存在着某些不足的：一是迷信于权力，宣传工作做得不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引进外资时，很多人也想不通，认为这不是让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的资源吗？小平同志是怎么回答的？第一，我国得到了税收；第二，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第三，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第四，产权还在我们手里，他只是租赁而已。前来投资的资本主义固然可以得到好处，但，还是我们得到的好处多。二是和外商谈判、签订合同的时候，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哪些地方一定得让对方照办、哪些地方绝对不能让步等方面，注意不够。例如，当后来保晋公司的煤炭需要经过法国人经营的正太铁路时，法国人收很高的过路费，与此同时，却对德国人收很少的过路费，如此严重的不公平价格让保晋公司的经营陷入绝境。这至少说明，当初胡聘之与法国人为筑路的事情订约时，对将来国内煤炭的运输如何收费问题注意不够，否则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三是将某一地区矿产的经营权全部出让，做法不妥，可以出让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为目前正在开采煤矿的山西商人留一条生路，二来为将来的矿产开采留有余地。山西商人目前没有条件开采，随着经济的发展，总是会有条件开采的。胡聘之的做法显然太绝对了，只考虑眼前，不考虑未来；只考虑洋人，没考虑国人，难怪山西商人要发起声势浩大的保矿运动。外国资本进入山西之后，既会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影响山西商人，提升后者的经营水平；又会因对山西有重大投资，从而加强保护、管理的力度，这对改善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很有好处，从而使山西地区向着上海那样的通商口岸方向发展。
由此可见，胡聘之的问题在于迷信洋人，对本土商人失去信心；晋商的问题在于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背离了近代中国“敌强我弱”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因而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山西本以矿产资源丰富著称于世，重工业发展不起来，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自然也发展不起来，晋商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既然投资重工业不合当时晋商的竞争优势，为什么最讲投资回报率的晋商却做出投资煤矿业的决定呢？我认为，除了山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晋商的爱国义愤外，还与其长期搞流通，对工业熟悉不够有关。尽管生活中有“隔行不隔理”的说法，但也有“隔行如隔山”的说法。前者是从经营管理的普遍规律的角度去讲的，后者则是从不同行业的技术构成、资金构成、管理特点等方面去讲的。入清以后，晋商主要从事茶叶贩运、金融业、服务业等，这是晋商的主流，尽管也有部分人从事煤矿、铁矿生产，但都是规模狭小的作坊式生产，是晋商的支流。这种产业结构决定了晋商对一手抓采购、一手抓销售的商业运作规律很熟悉，但对于既要抓采购、销售，更要抓生产过程的加工制造业的运作规律不甚了解。相对于商业两头在外、“皮包公司”式的运作而言，加工制造业环节众多，一是强调分工的细致，二是强调协调的一致，既包括人和机器的协调，也包括人和人之间配合的协调等。三是强调成本的控制，既包括购买、维修机器的成本的控制，也包括人工成本的控制。晋商由于对加工制造业不熟悉，习惯用经营商业的观点去经营工业，认为只要具备规模优势就能立足市场，因而贸然进入重工业，结果在运营过程中发现有很多想不到。例如，没想到铁路运输会出现问题，没想到重工业投入资金这么大，没想到重工业的管理这么复杂，等等。这么多的没想到，反映了晋商当初选择经营方向时的不谨慎、不理智。当前，我国企业界也存在这一现象，许多在某个行业很成功的企业，一旦进入另一个领域，往往遭遇滑铁卢，原因者何？主要是用已有的成功经验来看待新行业，没有仔细了解新行业的规律，不了解进入这个行业一定要具备什么，一定不能具备什么，一定要注意什么，等等。这不是说企业只应待在一个领域里，而是说在选择进入别的行业时，一定在自信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毕竟新领域是自己不熟悉的，应该抱着虚心的态度认真研究。其实，只要稍微虚心一些，稍微注意一下，上述问题都是不难克服的，吃亏就在于不老实。作为人，一方面要对自己有信心，另一方面还要虚心，明白自己的不足，这就叫虚心而自信。太虚心了，对未来没有自信；太自信了，不明白自身力量的弱小，骄狂自大，能不失败？晋商的教训就在于对自己太自信了，将一个领域成功的经验普遍化，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本章注释
[1]中华矿学社主编：《矿业周报》，1934，总第350号。
[2]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上，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第342页。
[3]《阳泉炉的不振与统制》，载《中华实业季刊》，1934第2卷，第8期。
[4]张之洞：《劝学篇·矿学十一》，第15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