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什么时候茶业才出现问题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内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无须再通过恰克图的山西商人，这样就导致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一落千丈，昔日繁盛顿成凋败。当然，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俄国商人深入到不熟悉的内陆直接交易，并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换言之，恰克图的衰落是逐步的，差不多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才显出疲态，但越来越明显。票号是什么时候才出现问题的呢？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这20年间。一方面，外国洋行和银行势力由沿海深入内地，与票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国家银行与各省官银号之成立，票号以前所之公款生意已去大半。此外，各埠还出现了许多民营小银号，也对票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换言之，晋商是因为在全球化浪潮中冲击得比较晚才迟迟觉醒的。在长达五百年的苦心经营中，晋商占领了广阔的市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这使晋商在危机面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既是在内地传统商帮中晋商衰败最晚的原因，也是晋商很晚才觉悟的原因。
以晋商市场而论，既有国内市场还有国外市场，偌大的亚欧大陆成为晋商纵横驰骋的舞台。而现代化是从南部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渗透的，一旦本国东南地区发生问题，晋商可以选择向华北撤退；华北发生问题，可以向东北、西北乃至更北方的蒙古、俄罗斯市场撤退，直到内陆腹地的北方市场也发生问题，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实行公有化等，晋商才陷入无路可逃、叫天不应，叫地不应，坐等死亡的境地。
以晋商产业结构而论，既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有一定的产业资本，而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给了晋商一个从容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即从衰退产业退出，进入有发展潜力的新产业。晋商从盐业、茶业退出后，而集中经营票号业，原因即在于此。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晋商不进入机器加工业呢？应该说，时代的变化给晋商提供了好几种选择：一是进入票号业，继续在自己熟悉的流通流域做文章，发挥传统比较优势。就票号最初的产生来看，还是在流通领域做文章—即异地汇兑资金，至于存贷款，则是从汇兑的业务中延伸出来的。二是进入加工制造业，在生产领域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但山西商人就是由流通起家的，就是在做异地产品的倒卖中发展起来的，流通是其强项，而加工非其长项。一旦随着社会交通、通讯的进步、商业竞争激烈，在面临继续做流通，还是进入不熟悉的加工领域两种选择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在熟悉的领域继续工作。说到底，是已有的“路径依赖”让晋商做出了继续在流通领域投资的决策的。当晋商茶庄遇到重大经营困难后，晋商也是出于路径依赖来选择两个突围方向的，一个是投资于票号，另一个是深入到俄罗斯市场，接近终端客户。
除了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上的路径依赖外，还有组织结构上的路径依赖。晋商是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网络体系的。一般来说，交通通讯越不发达，信息处理成本越高，越倾向于发挥权威作用的中央集权的力量。反之，交通通讯越发达，信息处理成本越低，越倾向于以民主的方式发挥众人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越在现代，越讲民主；越在古代，越讲权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越是在大国，中央集权越厉害；越是在小国，民主力量更强的原因。晋商是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建立起庞大网络的，为降低网络的管理成本，自然更强调权威的力量。对地方分公司来讲，中央是权威；对地方员工来讲，分公司领导是权威。一旦遇到社会大变革时代，中央和地方意见不一致，最后肯定是听中央的。这就是为什么晋商票号地方分公司发起声势浩大的改组银行运动，却被总公司束之高阁的原因。
问题是晋商“路径依赖”的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非得发生重大历史变故，才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思。1903年，当清政府颁布《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法规法令，提出顺应世界之潮流，以有限责任公司取代无限责任公司时，沿海商人纷纷效尤，而晋商却迟迟拖着不办，原因就在于对自己传统的一套太充满信心了。
李宏龄之所以被称为票号改革思想家，是因为在大家一片混沌之时，他看到了危机，并从危机中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因而积极推动。李宏龄所以能看到危机，并提出正确的改革方案，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基层工作，而且在票号重镇，新思想最容易产生的地方—北京、上海、汉口工作，由于较多地看到社会的变化，并亲身经历多次危机，这使他对社会的感受与他人不一样，容易产生出变革思想；二是爱读书、爱思考，爱运用理论结合实践思考问题，这使他考虑问题比别人要深刻得多；三是在企业里有股份，且比较高的股份这一动力在支撑。
李宏龄的票号改革思想之所以更容易被基层员工所接受，因为他的思想是从实践中高度提炼出来的，用系统的形式、简练的语言说出了大家想说但说不出来的话，因而引起了心理的共鸣。
总部的人所以不接受李宏龄的改革思想，这是由空间距离的遥远性和当事人身份地位的差异性造成的。由于距离的遥远，总部的人下去视察不便；加之逐级提拔的制度，要做到总部一级领导，往往年龄偏大，起码在60岁开外，“多年媳妇熬成婆”也使得他们不愿下去。比如，毛鸿瀚自从19世纪末，当上蔚泰厚的大掌柜后，就再未到下面视察过。当社会变化不大时，他们可以靠以往丰富的经验来指导分公司工作的开展。可是当社会变化很大，他们的经验失效时，就会跟下级产生矛盾。要做到领导的位置，往往要经过很多考验，只有那些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才能做到领导的位置。这样的人生历练，也使他们非常自信，定力很强，不容易为外界所影响和左右，个别的甚至到达自负的程度。因此一旦和下级发生矛盾，第一感觉就是下级执行效率不高，考虑换将。最近几年中国企业普遍重视提高执行力训练，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心理的体现。一旦新的下级努力了半天还没有做好，甚至比以前更糟时，才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思路有问题。
当李宏龄在1908年提出改组票号为银行的思想时，正值票号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候，无论是财东还是总经理，都对票号充满信心，李宏龄这时候提出票号联合改组成银行思想，明显地不合时宜。票号界不是不能联合，关键是联合起来和单干比较，哪个更合算。当大家感觉票号联合起来比单干更合算时，自然倾向于联合；反之，当大家感觉票号不联合也能过得挺好时，谁还愿意走联合之路？联合也罢，单干也罢，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1908年左右，当票号界普遍对未来充满信心时，自然不愿意联合。1911年，当票号的巨大危机让大家认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出路时，自然千方百计地促进联合。这说明，第一，人的天性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往往在巨大的挫折之后人们才能觉悟，才能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第二，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的重要性。年龄大的人由于体力下降，往往不愿意跑基层，由此造成对真实市场情况了解的隔膜，这将影响正确决策的做出。第三，建立更民主的决策体系的重要性。随着交通、通讯的进步，信息处理成本越来越低，改革传统的集权体制、建立更民主的决策制度的条件成熟。第四，财东—最高决策者关注行业发展的重要性，目的是弥补总经理决策能力的不足，将损失降到最低点。换言之，按照西方股份制公司的模式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达到权威和民主关系的有效制衡。第五，学习的重要性，目的是提高决策层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辨证思维能力，通过正确地预见社会的发展走势，来提高正确决策的能力，包括社会往哪里去？消费者的需求有什么变化？竞争对手的优/劣势有什么变化？自己企业的优/劣势有什么变化？自己企业员工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应如何应对？可能遇到的风险是什么？应如何防范？等等。
历史的重大转折往往是以某个特定的年份作为标志的。对晋商票号来讲，这一标志转折点的年份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刚发生时，票号同仁仍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这不过像洪杨之变、庚子之变一样，等危机过去，再从头收拾旧山河。但这回形势变了，强大的竞争对手—银行凭借巨大的规模优势，以存款利率高、贷款利率低的条件把昔日票号的客户全拉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看明白了，票号要生存，只有合作起来改组成银行。但不幸的是，当票号界决定改组银行时，自身因损失累累，已凑不起改组银行的最低资金数额，只有等待政府支持。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政府，自身信用不足的民国政府既无力也不愿帮助票号，票号改组银行由此彻底失败，连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6]当时代发生大变化时，昔日的优势会变成劣势。假若晋商没有庞大的市场和健全的产业结构，不足以使它在遭受巨大打击之时，还有很大的回旋空间，那么它也许早已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假若票号最后几年的利润不是那么大，而是日趋降低，晋商也许会提早几年改革，这样到辛亥革命爆发时，自身的竞争优势已初步建立起来，也不会遭到那么大的损失。即使遭受损失，也决不会到灭亡的程度，还可能借助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重新发展起来的。假若清王朝不灭亡，晋商票号在辛亥革命一役中肯定会遭受重大挫折，但凭借幸存的实力，以及清王朝的支持，也会咸鱼翻身。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晋商，尤其是晋商票号留给我们的更多是感叹，感叹社会变化的无情，将一个辉煌了数百年的地域商帮毫不留情地彻底打垮。感叹票号应变得不及时，大变陡生而再无翻身的机会，徒发浩叹！
写到这里，我再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说明了顺应世界潮流前进的重要性。但谁不愿意顺应世界潮流前进？问题是总得明白世界往哪里走吧？这就需要研究，需要学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过于苛求晋商。以近代中国而言，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又有谁能在社会大变动中看出变化的趋势及设想出应对的对策呢？就是上述几位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比较清晰地而不是完全清晰地看到了社会的变化方向。伟人尚且如此，能要求一般的商人无所不知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晋商转轨确实不易。
本章注释
[1](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
[2，3]刘文炳纂，乔志强等点校：《徐沟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共产党宣言》，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
[5]参见刘建生等著：《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6]《道德经》，五十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