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广州实行的公行制度。那时的买办由官府选充，主要充当“商馆和商船的管事和司账，承办伙食和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代雇和管理仆役、厨司、守门、挑水等项人伙”。[17]此外，还充当“大班的机要秘书”，[18]并受地方官吏的管理和监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签订，买办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官府派遣转变为洋商自由选择雇佣，买办的职能也由“仆役之头目”演变为洋商对华贸易的商务代理人。随着买办的身份和职能的变化，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首先，中外商人之间存在着语言、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其次，对于洋商来说，“了解中国多得异乎寻常的商业惯例和社会习俗似乎也是不可能的”；[19]此外，中国商人的资产信用以及天津开埠初期的排外心理等因素，使得洋行不得不依赖于能够起中介作用的买办的帮助。居住在天津的第一个外国商人是英国广隆洋行的韩德森。他在回忆刚到天津时所遇到的困难时说：“我作为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当时惟一的（外国商人），在上书崇厚一事中了解到，那里既没有标准重量单位，也没有海关的重量单位，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不得不在我的买办的帮助下处理。”[20]1866年，一个有切身体会的外商在一份涉及天津买办的报告中也承认：“没有中国助手是永远做不成生意的。”[21]买办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些洋行付给买办的佣金，其数额相当于将货物运入中国的费用”，[22]由此可见洋行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对买办的依赖程度。随着洋行数量的不断增加，经营规模的扩大，洋行对买办的需求量也在随之增长，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不完全统计，清末外国驻津洋行和银行买办的人数已达98人。
开埠初期，天津的买办阶层主要来自于三个帮派：广东帮、宁波帮和天津本地帮（或称北帮）。广东帮来津最早，他们或出身于十三行，或曾在洋行供职多年，这些人到津后又引荐同乡来津从事买办和账房工作，从而形成买办势力的广东帮。宁波帮比广东帮产生稍晚，宁波帮的兴起与五口开埠之后商业中心从广州移至上海，以及丝绸出口量的增加有关。宁波帮多发源于上海，多数为商人出身，他们在上海与洋商打过交道后，才到天津。尽管宁波帮在天津不如广东帮的资格老，但宁波帮人数众多，而且经营范围广泛，相比之下，广东帮人数不多，而且经营比较单一，多集中在航运业。因此，就整体实力而言，广东帮略逊于宁波帮。
广东、宁波一带的商人中为什么有许多人做买办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沿海尽管有海禁，但一直是实行有限度的对外开放，因此沿海商人跟外国商人一直是有接触的，彼此并不陌生。一旦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大门扩大，沿海商人和西方的商业往来必定更加密切。比如，鸦片战争后广东商人所以沿海北上上海，就是因为其主要贸易伙伴—外商要北上，他们要抓住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北上，再加上西方人要深入中国内地做生意，由于语言、习俗、货币制度的不同，必须依靠中间人，买办遂应运而生。广东人是中国近代最早充当买办的人，其后江浙人充当买办的也逐渐多起来，并后来居上，超过了广东商人，这是因为江浙靠近上海，既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又是长江的出海口，具有深入中国腹地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明清以来，沿海商人由于海禁政策的缘故，有潜在的市场机会却不能加以实现，因而对政府怀有一定程度的叛逆心理，现在西方人强逼清政府开关，这正遂了沿海商人的心愿，自然很容易和洋人结合，这也是沿海商人出买办多的一个原因。
反观晋商，几乎没有当买办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从历史上，山西商人不像广东、福建、江浙商人跟西方商人有密切接触，海禁政策非但没有影响其利益，反而因海禁政策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作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受益者，西方人的入关会破坏传统的经济结构，会削弱现政府的威信，也会引发社会的混乱，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倾向于清政府而反对洋人，这是在沿海做生意的晋商中没有产生买办的重要原因。第二，晋商的商业网络是以北方为大本营的，他们所以到东南地区去，是出于边疆贸易中物物交换寻找市场的要求，这意味着在沿海做生意的晋商即使接触了洋人，也由于和晋商的产业结构、商业网络不相一致而难以建立起合作关系，这样做买办的概率自然降低。这好比一个搞科研的学者来到外国，尽管他看了、听了很多外国的事情，但最敏感的还是本行业的事情，而对其他的诸如贸易、餐饮等不敏感。另外，开埠初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还会间接有助于山西商人事业的发展，比如，票号就因中外商人对资金需求的强烈而得到了大发展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犯不着为了和西方商人合作而忍受舆论（当时内地的舆论主要是批评西方人，沿海的舆论多是褒奖西方人）的批评，这也是近代山西沿海商人中鲜有买办的原因。而不能和西方商人合作，就意味着晋商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最后机会。因为在近代中国，和西方商人合作，不仅意味着获得了海外需求巨大的市场，意味着可以通过向西方商人学习而获得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提高，还意味着可以在通商口岸地区得到西方势力的庇护而避免封建势力的压榨（厘金税、捐输、摊派等），从而取得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向现代工业转变奠定基础。如果不能和西方商人合作，则意味着要和西方资本势力处于直接竞争的境地，一来中国企业因技术、管理落后无法和西方企业竞争，二来因得不到西方势力的庇护，处于受封建势力压榨的境地。所有这一切，既提高了晋商的运营成本，也影响其向现代工业转轨，并最终走向失败。
本章注释
[1]《晋商西渡》，第553页，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3]见葛贤慧著：《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4]黄鉴辉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44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5]关于曹家衰败的资料，参见程素仁、程雪云著：《太谷曹氏家族》，第63—67页。书海出版社，2003年
[6]本节的主要参考资料来自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8]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版社，第557页，2001年
[9]康熙《天津卫志》卷二《赋役》。
[10]《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11]《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44—46页。
[12]《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第115页。
[1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65页。
[14]N．B．Dennys：TheTreatyPortsofChinaandJapan-OCompleteGuidettotheopenPorsOfthoseCountries，together，withPeking，Yedo，HongkongOndMacao，Hongkong：AShortredeandCO．，1867，第476页。
[15]详见雷穆森：《天津一插图本史纲》，转引自《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2期。
[16]详见1876年海关贸易报告。
[17]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18]巴锡尔·萨博克：《鸦片飞剪船》(TheOpiumclippers)，第48页。
[19]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20]《北华捷报》，1884年11月9日，转引自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7页。
[21]转引自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37页。
[22]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