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困境求生：晋商的衰败
晋商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地域性商帮。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必定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商业企业间模仿的速度，导致行业进入门槛的降低，从而激化竞争，推动着传统商业向以下方向转变：
一是官商结合形成的商业垄断被打破。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商业进入门槛的降低，纵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进入，晋商的垄断也要被其他的地区商帮所打破，这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在工业革命后遭到国内企业的挑战，最终被打破一样。尽管东印度公司以政府授予的贸易特许权作为抵御后来者进入的武器，但后者却以疯狂走私和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相对抗，最后，以政权巩固最大化的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废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实行自由贸易。
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晋商的垄断在19世纪中后期确实遭到了别的地区商帮的有力挑战。例如，晋商票号在咸同年间就被称为南帮票商的徽商、云南商人高度模仿，不仅模仿其组织结构、经营手法，还挖它的高级经理人，从而引发了南北票号间在存、贷款及汇兑业务方面的激烈竞争。
二是沿海取代内地成为对外联系的桥梁。科学技术的进步，海上交通的发展，使沿海取代内陆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这意味着晋商“地利”优势的下降，意味着沿海“地利”优势的提升，从此江浙商人逐步取代了山西商人在本国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而晋商这个昔日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弄潮儿，则退化成为一般的地方商帮。
三是商业资本要向产业资本转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意味着商业进入门槛的降低，意味着商业竞争的激烈化，意味着商品销售价格的降低和采购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商业利润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定要顺应产品价格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从而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
世界商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商品经济的初期主要是在销售上竞争，换言之，就是将一个地方的过剩产品转运到别的需要它的地方上去，因此寻找买主是商业经济初期的主要任务。随着买主被找到，大量的商人就会在利润的驱使下，在信息传播的引导下蜂拥而至，展开了在质量、服务、信誉、品牌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等激烈的竞争导致这些方面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不明显的时候，要树立新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在稳定货源、提高货源的质量和规模上竞争，这样就要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所以重“商”向重“工”转化，所以由国家干预经济进程（如给予某些商家特许权）的重商主义向鼓励民间商人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主义转化，原因即在于此。
晋商后期所以在福建、湖北地区投巨资于茶山，雇佣当地工人建立制茶作坊，并从山西派专门管理人员长期驻庄打理，就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供应基地。尽管此时晋商主要的业务仍在商业、金融资本领域，但已表露出向工业投资的倾向。这说明，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进，中国商人也会逐步从商业资本领域向产业资本领域转移的。这同时也说明，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进，作为中国传统的工业区—茶、丝绸、陶瓷、棉布等生产基地的代表，江浙商帮也是会取代晋商、徽商等，成为中国第一商帮的。一如20世纪90年代后的上海地区取代广东地区，江浙商人取代广东商人成为中国目前最显赫的地区商人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进，加快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移的速度，加快了江浙商帮取代晋商、徽商等传统商帮的速度，而且技术手段升级，从手工业直接进入到机器大工业。
四是商业竞争的国际化、激烈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意味着东、西方的商人都具备了向更遥远的地方开拓市场的能力，这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企业竞争的激烈化。只是西方企业在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后，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均大大提高，更能将各方面的资源有机地组合起来，因而规模更大，开拓远方市场的能力更强，这就使得中外企业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企业的进攻与中国企业的防守上。
晋商、徽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帮，自然肩负着拯救民族产业危亡的重任。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时代，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这使得中国商人不惟全球化意识不足，缺乏从全球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也不足，在组织机构建设上也仍保持着高度集权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筹集资金、使用最新的科学技术还是吸引优秀人才等方面，都无法与西方企业抗衡。因而，惟一正确的路线就是魏源所讲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不能硬拼；其次是积极向对方学习，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对方的不足或弱点，力避其锋芒，能合作的则合作，不能合作的则重新确立目标市场，向暂时有竞争优势的地区市场和客户市场扩张，在逐渐积累力量、强化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再大举反攻。但市场在亚欧大陆腹地，对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知之甚少的晋商、徽商没能参透这个道理，前有胡雪岩（徽商），后有山西茶商、票号商，都因过高估计自己，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空怀爱国主义激情，硬性拼杀，到头来自己牺牲事小，还连累弄垮了长期为自己供货、销货的一大批合作伙伴，以及再靠后者生存的一大批小商户，对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总之，随着建立在政府特许权基础上的商业垄断的打破，随着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随着沿海取代内地成为联系外部世界的桥梁，以及商业竞争的国际化、激烈化，要求晋商必须变革经营模式：一是从特权垄断商人向民间普通商人转化，学会能进能退；二是从内陆向沿海转移，适应区域经济变化的趋势，抢占市场制高点。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和西方企业建立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的新竞争模式，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也要做到损失最小化。当然，还要按照国际化原则改造传统的以无限责任为特征的股份公司制度，完善企业规章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然而，变革是不容易开展的。这里面，既有对变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的问题，也有探索变革方向、支付变革成本等种种问题。西方企业的高歌东进，中国本土企业的节节败退，无疑要在晋商内部引发“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一般来说，在危机的前、中期，总是中下层员工、经理要求改革，而高层经理则坚持原来的战略和制度。这是因为，中下层员工、经理由于处在工作第一线，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危机的压力，以及自己一方存在的不足，因而倾向于向对方学习，实行改革。高层经理由于长期待在办公室，深入第一线的机会不多，对危机的压力感受不深，再加上为制定原战略规划投入了很大力量，除非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险恶，否则是不会轻易改革的。这样就使他们对于下级的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先是无动于衷，继则非常反感，再后来就是利用强权来压制下级的正确声音。直到严峻的事实教育了他们后，方幡然悔悟，才决心大刀阔斧地实行变革的。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辛亥革命后，晋商票号遭遇重大失败。在巨大的危机面前，那些原来坚决反对改革的高层经理认识到了变革的意义，票号业从此上下一致，积极推动向银行的改组。然而，晋商的运气很不好，一是重大的失败使其自身力量大弱，以致凑不齐改组银行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二是信誉大跌，在这种只有政府输血方能拯救，而政府又不愿救治的情况下，摆在晋商票号面前的命运只有破产。这与韩国金融危机中，那些如同“汪洋中的一叶扁舟”，因得到韩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而得以生存的大企业的命运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那些大企业是韩国的经济支柱，只有救得了这些大企业，韩国经济才有指望，社会才能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要全力救助这些大企业了。而辛亥革命后的票号，在政府和民众心目中，是远没有达到这个地位的。此时的票号由债优股变成垃圾股，这使其既得不到民众的资金支持，也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因此不予救济是不难理解的。作为新上台的民国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取得民众的依赖，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必须支持公认的、最有效率的、且有了相当发展的金融组织形式—银行，至于票号，既然是注定要淘汰的金融组织形式，政府的关注度自然下降。当然，假如银行没有发展起来，政府也会支持票号改组银行的。可惜银行已发展起来，票号在政府心中的地位自然要大打折扣，在这种自顾不暇，还希望社会资助其财政的情况下，就别指望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能救助晋商了。
在本篇写作的过程中，有关晋商的史料主要参考了张正明教授的《晋商兴衰史》，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商人研究》，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程素仁、程雪云的《太谷曹氏家族》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二册）等。在此特别说明。】
晋商衰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先是全国性销售的盐业衰败，继则是国际性销售的茶业衰败，最后是国际性经营（在国外有票号分支机构）的票号业衰败，只剩下在局部地区销售的粮布杂货业还在维持。为什么全国性销售的盐业会衰败呢？这主要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打破商业垄断的趋势造成的。为什么国际性销售的茶业会衰败呢？这既与商品经济的国际化打破了晋商对茶叶收购的垄断，以致与俄商由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有关；也与晋商没能及时由商业资本向现代机器工业转变，以致未能在产业链的生产加工部分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有关。至于国际性经营的票号业的衰败，则既与国际化导致的竞争激烈程度有关，也与政府这个大客户通过自建银行变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晋商票号的市场越来越萎缩有关。随着支撑晋商的三大产业的瓦解，晋商作为全国第一商帮的地位也宣告结束。
一、盐业的衰败
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国营”政策，一直到唐代刘晏改革，盐的所有权以及生产、销售的经营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刘晏改革以后，盐的所有权归国家，销售和生产的经营权则开始向民间开放，这对民间商人经营食盐甚为有利。比如介休侯家原经营绸布、杂货、钱庄等，后见经营盐业有利可图，遂逐渐从别的行业撤出，集中向盐业进军，着实发了一笔大财。然而，由于食盐的所有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经营食盐的商人因控制不了采购，经营中自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为保住已有的利益并继续发展，盐商们不得不拿出相当的财力、精力与政府及其代理人—官员，尤其是主持盐政的官员协调关系，目的是培育自己的保护伞，关键时刻替自己美言。而政府代理人，尤其是那些主持盐政的官员们也利用这一点来谋取盐商的财富，这就是盐商多奢侈，盐业经营领域多腐败的原因—为取得稳定的货源呀！诚如光绪《两淮盐法志》中所称：“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盐业）为利薮，照引分肥。”除了给政府大小代理人进贡外，政府每遇重大行动，盐商都要带头捐输。为了与科举出身、饱读诗书的官员取得共同语言，盐商们还要附庸风雅，努力提高文化素质……但即使这样，盐商的利益还是不见得能得到保证。
原因就在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组织，换言之，是一个集团客户。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在一个地区待的时间过长，因为情感问题而犯原则性错误，历代王朝都实行官员的任期制，一般三年一任。这意味着，盐商们必须要拿出更多的精力、财力来与流动性强的官员协调关系。加之天下皆知盐商利厚，因此一旦国家有事，社会舆论都希望盐商多多捐输，这自然增加了盐商的成本，导致了盐价的提高，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民众的利益，从而引起另一部分与民众联系密切的官员的抨击，要求改革盐政。为了在未来的盐政改革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盐商们只好四处活动，这又提高了它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食盐价格进一步上升，更影响了民众利益，以致出现民间乏盐，乃至食盐走私猖獗的现象。在官盐买不出去的情况下，盐商为保证既得利益，只能进一步提价，从而导致官盐更难销售，也使得食盐走私更加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要对传统盐政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方向就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引入更大的竞争，目的是把居高不下的食盐销售价格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