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但封建社会对商人的税款征收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工商企业的征税存在很大不同。现代社会的“硬约束”规则使工商企业常常只将其应缴税款当做生产活动或商业活动的一般成本（固定成本或可变成本）来加以计算，并不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但在封建衙门叠床架屋，关卡林立，浮费繁杂的传统社会，商品的纳税数额、同商人与官吏们的“交情”深浅密切相关，从而使其交纳的税款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明朝应朝卿曾说：“夫税者，税商也……商贾有利则趋，无利则止。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11]这反映了苛捐杂税的增多对商业经营的影响。
由于课税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强制性征收，而税则的可变性、随意性和税种的不确定性以及税收的重复性等特点总是转变为商人的超额税收负担。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商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逃避或转移税负，以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因此，明代弘治时期，户部郎中李梦阳就曾说：“今商贾之家……援结诸豪贵，藉其荫庇。”[12]况且明清晋商多长途贩运商，“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一趟贸易常常行程万里之遥，历大小关卡数以千计，许多晋商不得不“挟其重资交结权贵”。他们一方面贿赂关卡税吏，以便通行，或者行媚权贵以提高与地方官吏的对抗力。另一方面则自捐官衔跻身仕途，甚至当上官商、皇商以取得税收豁免权。因此，与封建国家税收相关的交易成本的节约是晋商经商获利的关键因素。
此外，在吏治腐败、官兵贪赃枉法、土匪盗贼盛行、地痞流氓欺行霸市，加之商人交易、难免纠纷的情况下，晋商为了顺利洽谈、监督和执行交易，也时常寻求官府支持。试想，“设遇家庭交际之间嫌，一经衙门，必致借端勒诈，不得不预为之计，以勉应其求也。”[13]
第四，通过和大客户代表（政府官员）的私下交易，攫取更多财富。
商人为了顺利经商，常常需要借助官僚的威慑力量，而官吏们为了极为便利地取得经济利益，也乐意接近商人。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升迁也必须依赖于富商大贾的金钱支持才能顺利实现，这样就形成了官商不正当结合即官商勾结的局面。即所谓“官以商之富也，而睃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也，而豢之”。[14]
例如，在明代纳粮输边的过程中，有许多商人同官员相互勾结，借公款谋取私利。“户部郎中王冲，总理大同粮储，召纳粮草，商人许溥等，预支银数万两，过期未完……”[15]“九边将官，往往私入各商之贿，听其兑折本色粮草，虚出实收，而宣大、山西、延绥为尤甚……”[16]清代前期亦有许多贩马商人，“暗结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子弟，将疲惫不堪之马，发于不肖道府营弁，索取高价，代为压派，甚至无驿站之州县，及管步兵之头目，一概滥派，以致所属官员勉强收受，负累甚多。”[17]
明清时期，新任命的外放官吏在上任之前，打点上司、上任盘费、修建公馆、使用下人等大量用款项目常常需要商人为其垫付。而官员一旦上任，对于商人们扩展业务则极为便利。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就曾得到过山西票号协同庆的大力支助，而协同庆也因此得以在两广设立分庄，扩展了业务。张之洞还把两广财粮国税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仅此在三四年间便盈利白银百万两。此外，按照清律规定，官吏不准在原籍任职，任职必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以外。这样，清代后期大部分官吏同办理汇兑业务的票号发生了联系。许多官吏还将贪污搜刮之赃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藉此赚取了许多利润，而官吏们的赃款也得到了保密和保障。由于官场变幻莫测，为官做宦难免有所闪失而被处分或革职，但官员们常常利用商人的财力支持进行活动，抵消处分或者开复原职。即便官员犯事，也因票号与政治集团高层官吏关系密切而得到庇护，使其存入票号的款项安然无恙。
由此可见，通过同商人的结合，官吏不仅可以降低政治风险，而且还可从中牟利，而商人也可借此得到大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自然都有遵守双方秘密的不言自明的“君子协定”。
第五，提高商业信誉。如前所述，山西商人通过捐纳的形式取得了明清王朝的各种封典，这固然对明清政府有利，有助于缓解其财政困难，对商人来说则意味着取得了政治特权，有助于提高其商业信用。事实上，山西商人脑袋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顶戴，不仅仅是荣誉和门第高贵的显示，更象征着白花花的银子。首先，它可以把地位的象征演变成信誉的象征。山西商人本来就是以诚信为本把信誉视作性命一般，掌柜捐了官衔，在普通人眼里就更增加了信任感，买卖自然是要比过去好做得多。该做一万的也做成了十万，原本是三个顾客也成了三十个。自己方面，过去不敢放的账现在也敢于大胆地赊放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收不回来。
其次，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见了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亦无须下跪。既然彼此能够平起平坐，都是官场上的人，那就有什么话都好说了。退一步，就说贿赂官府，别人需花一万两银子的事情，他只要出几千两也就能把事情办了，并且还能省却许多关节。而更多的时候官府得给捐有官职的商人留以足够的面子，在税收、公益，在各种多如牛毛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收费方面给予关照。从这个角度讲，花钱购买官衔对生意人来说是一件极划算的事情，难怪商人们对此非常热衷。乐此不疲了。
不过，官商结合在给山西票号带来很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例如，有官员借贷不还，甚至官府借款长期不还，影响票号资金周转。还有，票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它本身是直接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但是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把其业务转向了对政府的融资，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逐渐疏远了。对于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额存、放、汇业务不看在眼中，限定汇额非白银500两以上不办，脱离了中小商人阶层，这可以说是山西票号业的一种异化，是其后来倒台的最根本的原因。[18]但是官商结合对票号管理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官场不良风气在腐蚀票号员工。为了与官员保持密切关系，一向崇尚节俭的山西票号，也只好入乡随俗，允许各地经理按官场风气行事，例如请吃花酒，讲究排场等等，以维持与官员们的联系。一份关于票号事迹的手稿记述：“昔有平遥人邱泰基者，为日升昌四川、湖南、陕西各分庄之老板，聪明儒雅，才学兼优，而起居饮食，车马衣服，穷奢极侈，官家不如。忌之者谗言老号掌柜，掌柜日：彼之奢华，吾岂不知，而各分庄之每年结利，皆不若伊之多。是其利之多，正由其奢而来，不奢则利微矣。”[19]这个记述，生动地反映了一个事实，票号为与官场结交，甚至不惜改变惯例，允许奢侈现象在票号中存在。
及至晚清，这种奢华风气尤为严重，而奢华必定带来对钱财的贪婪和工作意志的衰退，由此不但造成分号腐化营私等弊滋生，也造成总号工作懈怠、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从而引发企业上下严重的矛盾冲突，它使票号内耗增加，难以度过辛亥革命爆发这样从天而降的危机。有一份残缺条规，可能是蔚泰厚等五联号的，说到庚子年后在一些分庄“奢风日甚，荒惰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其有堂堂接班之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连号竟有如此人位，其与监守自盗何殊！要皆不知俭可助廉之道也，又何足与深论乎！今与各号老总共商，务将旧规重整，竭力维持，俾百年之基业永著良朴，我东伙养生之业自当蒸蒸日上也”。兹残件共列举了十款，但只存八款，如“各庄日用过事奢华，此等抛掷银钱，号中滥费多矣，各老板宜收敛挽回”；“各庄宴会叫戏，在昔不过藉以消遣，今则俨然聚赌，急须禁止”；“号伙衣服已属华瞻，而又穷奢极欲，更求精彩，此种风气不惟自己折服，且为外人所忌。凡有聪明者，岂尚不觉，急宜共相规戒”；“号伙上下班期坐轿带人，除实系年高带病、资格深大者不准。如有在外窃娶女人者，定行严究”；“各庄利息如有私扣窃取者，出号赔补犹属余事，我伙友须细思之。”“各庄倒账除实为街市所致，倘因不自检点，重则出号，轻则罚俸，不能格外原情”。
这个号规尽管已残缺不全，仅所列六条已可窥见票号号风的一斑。除此而外，还可再举出很多。比如，票号派驻各埠职工，不准个人经营借贷。可是，营口东盛和倒案中，却有票号职工与东盛和串通舞弊之事。“营口一事，局面岌岌可危。近又闻丢账各号，竟有自家人与倒账之家串通舞弊，实属骇人听闻。此等风气若不严行惩治，且恐互相效尤，流弊伊于胡底。”[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