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开设的各类企业，其职工来源，不外从学徒开始培养或推荐招聘两途。一般来讲，学徒所以熬成伙计，或者推荐招聘来的，都是认为比较好的，否则是不会雇用的。但是，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是可能变化的，故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说。因此，如何管理好职工，就成为办好企业的头等大事，也是保证“得人者昌”的必然环节。山西商人管理职工的内容多反映在号规中，即用号规规范职工的行为，塑造职工的形象。从一些资料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知，当年晋商们的章程各家不同，有的商规号规多次修订，多者能有四五十条，虽然繁杂冗长，却十分细致具体。遇上需要各家商号—致解决的问题时，各号东家或者大掌柜们还要开会面议，集体公决，定出步伐一致的办法来。如果就繁取简，晋商们的商规号规也有其一致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在外经商既不能带家眷，也不能在当地纳妾。
所以如此强调，固然与带家眷难免受枕边风干扰，娶小纳妾会让男人悦情丧志，从而影响企业发展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与信义的条件性有关。鉴于人有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的冲动，因此要让资本家相信在远方无人或少人监督的环境下工作的员工能够自律，就必须提高后者犯错误的成本，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乡土社会，选本地人，且需要担保，无疑是其中一项非常有力的约束手段。
2.不许嫖妓、赌博、吸毒。
生活中有话，“男人有钱才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男人常年在外，处在无人或少人监督的环境，加上收入高，往往碰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而人是追求利益的，这意味着人抵制诱惑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于是嫖妓者有之，赌博者有之，吸食鸦片者有之。而这些恶习一旦沾上，后果不言而喻。所以山西商号无不严正规定，凡有吸食鸦片、赌博、嫖娼者，号规规定一经发现，一律辞退出号。
3.不论掌柜和伙计，不能在外另开商店。
俗话说，一仆不能二主。假若员工偷偷地在外开设商店，不惟精力分散，不能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更严重的是会与本公司形成竞争关系，那时，该员工的立场将站在哪里？
4.不能私自放款或私自将号中钱财借于亲友。
人都是有感情的。没有感情做不好工作，但感情太浓了，也会违背原则犯错误。晋商就是鉴于这一点才着重提出这一问题的，既让员工牢记，又用铁一般的纪律规范员工的行为。
5.不准投机取巧，买空卖空。
6.不准违反号规。
7.不准与有生意往来的对方私下做交易。笼统来讲，5、6、7这三条属于员工的敬业精神的范畴，可以视为商人必备的一种人格。
8.非商号公差，因私请假者，来往费用自行解决。
这是就员工假公济私的行为而言的，与我们今天反对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其性质是一样的。
这些管理规定中，大部分是针对时弊而提出的，说明这些现象在生活中曾普遍存在，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总是发生资源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孔夫子所以提出仁义礼的主张，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二是山西商号员工的收入是很高的，这就使得其受到外界诱惑的可能大大提高。而一旦受到外界不良诱惑的刺激，就很难自拔。为了继续满足这些诱惑，势必要违背岗位职责犯错误。山西商号所以很重视对员工的管理，即由此而来。
为了加强商号的自我约束，除严格号规外，还进行经常性的突击检查。如大德通票号大掌柜、二掌柜（或委派资历较深的职员）每隔若干年都要到所属各分号进行工作视察，谓之“阅边”。这种工作视察是突然性的，并不预先通知，更不允许分号之间互相通报消息。“阅边”制度对于总号了解分号业务状况、健全各分号自我约束机制和促进分号工作，都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培养出合格的员工，光靠制度是不够的，山西商人还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其中诚信重义是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诚”，指发自内心地尊重别人的利益；所谓“信”，指这种尊重的外在表现。诚信的背后是“义”。“义”者“宜”也，即合适的意思。它表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舍弃自己过分的对利益的贪求而让别人得到，最终实现双赢。因此，诚信重义的本质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并维护别人的利益，反对贪婪和自私。为了培养员工的这种讲仁爱的高尚情操，山西商号很重视进行商业传统教育。每逢年节，大盛魁都要在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和两个筐子叩头，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纪念以货郎担起家的创业祖宗，不忘创业艰辛，并以此为号规，两百年不改。号内还设有财神股、狗股，也是着眼于对职工进行信义教育的。曹家商号每年磨豆腐三次，每次磨豆腐，经理必亲自向磨神烧香叩头，以乞神灵保佑。因曹家是在东北朝阳磨豆腐发家的，以此进行传统教育。此外，还注重娱教于乐，利用员工喜欢听晋剧，崇拜关公的心理，组织唱大戏，进行忠义教育。当时大的商号，如祈县乔家、太谷曹家、高平赵家、万荣潘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各地商会行社也要在一年内多次演戏，既让员工忙碌中有个休闲的时间，又娱教于乐，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企业价值观教育。
制度也罢，教育也罢，只是规范人行为的一种手段，由于人追求利益欲望的无限性的作用，再加上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各种不忠不义的现象难免要产生，而且往往在收入越高、事业越成功时，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也越高，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过去不可能成为诱惑的事情，现在变为现实了。当出现越来越多的员工违背纪律犯错误的现象时，山西各商号是怎么做的呢？
尽管号规上讲得很明白，一旦发现，立即开除。但把有能力的人开除了，工作怎么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号只能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大德通号规认为：“鸦片一物，为害甚烈”，“况复禁令森严，价渐昂贵”，既有被查禁的风险，又使大量金钱无谓消耗，故严禁员工吸食鸦片。但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许多员工已经吸食上瘾，很难戒除，只好放宽约束，要求“已吸者及早戒除，未吸者万勿沾染”。“如有从此新吸之伙，一经查悉，立即出号，决不宽贷”。而且，为此制定奖励标准，“有先染已改者，以血性论；并有未曾习染者，以朴实论。纵有寻常过患，准其以此抵消”。
据郝建贵先生介绍，大德通票号的号规确实十分严谨，“但其实这些禁例都是对一般伙友而言，至于各路老板娶小纳妾，吸食鸦片，放贷谋私者，比比皆是，不仅受不到惩处，反而以“交际”为名，得到总号的允许与支持。”[12]冀孔瑞先生在《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中也说，山西票号号规甚严，但经理者违背者比比皆是。如，“汉口分庄经理王仲文，赌博一次就输了万两银子；福州分庄经理张石麟，二十多年给总号上缴利润六十万两银子。他吸大烟、赌博，任意挥霍，总号对之无可奈何。”蔚丰厚驻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见到蔚字号经理的种种腐化作风，曾给当时的财东侯从杰写信说，“近日所见各号情形，大非历代东君手创规则。领事者，腐化堕落，往往各码头号事，未能尽知……日复一日，恐终难以振作。若不及早挽救，为时再久，东君虽有所知，挽救亦无及矣。”[13]后来的事实还真不幸被李宏龄给言中了。
老子说，“物壮而老”，民谚云，“盛极而衰”。意思是说，到了顶点一定要走下坡路，谁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晋商亦然。长期的持续的繁荣、收入的大大提高，固然意味着发展和成功，但也意味着人将经受的诱惑会越来越大。而追求美好事物的无止境性，又意味着人很难抵得住这些诱惑，于是传统的艰苦朴素的精神没有了，传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失去了。假若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变化，这种繁荣还会顺着其已有的惯性继续走下去。假若外部环境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再加上内部环境的懈怠与疏懒，那结果肯定是不可收拾。晋商后期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官商结合的垄断这一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晋商强化竞争意识，为此就要进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变革，具体来说，就是加强流动性，吸收新生力量，废除老人政治。但这只有经过重大的挫折后才能同心协力进行的变革，问题是商品经济竞争性的特点不给其充分的时间做准备，这就决定了晋商近代衰败的必然性，辛亥革命可谓中国新旧时代更替的转折点，也是作为官商的晋商和作为民商的江浙商人更替的转折点。
本章注释
[1]在辛金制和顶身股制方面，参见黄鉴辉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378—387页，以及第156—16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2]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见《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4]田际康，刘存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5]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7]贺跋晃：《中国经济全书》，第11册，第192页。见《山西票号史料》61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8]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
[9]《乔殿蛟回忆录》，见《山西票号史料》。
[10]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72页。
[11]曹振武：《晋商习俗》，载《文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2]郝建贵：《大德通票号始末》。见李希曾：《晋商史料与研究》，3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3]冀孔瑞：《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出处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