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经商历史悠久，培养造就了一批善于判断时势、开拓进取的人物，率先创办了印局和账局两个新行业。但这两个金融机构还不能完全满足商业远距离交易中现金携带安全、方便的需要，毕竟当时市场发育程度不高、交通通讯不发达，加上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以致盗匪盛行，这对开展远距离贸易的晋商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尤其当时还不通行纸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远距离贸易中的现金携带风险便成为山西商人必须解决的问题。
清初以来，随着山西商人去张家口、京城、关外和蒙古地区经商的日益增多，货物的贩运和资本的调拨自然跟着频繁起来。但是，由晋至各边口，由边口至蒙古以及关外，特别是蒙古草地，往往行走一天不见一人。在这些荒僻地带，以及直隶、山东地区却盗贼横行，危及商人、货物、银两的安全。在这种商人对路途安全需求大大增长的情况下，经过几代商人不懈的商业实践，才最终创立了传统中国社会最新类型的金融机构—票号。
一、“没奈何”的产生
清代，晋商在恰克图垄断了对俄贸易，长达两个世纪，道光时期（182l～1850年）为其空前繁荣阶段。晋商以茶叶易回俄国的皮毛、皮张和毛呢等，但是，在易货中，俄方仅用这些物资，已远远不能抵偿进口的茶价，因此贸易出现严重逆差，每年逆差达一二百万卢布。因俄国当时禁止白银外流，俄商为逃避法规的限制，遂用“汉堡银”—德国汉堡或莱茵河上法兰克福所产成色很高的白银，制造成粗糙的各类“工艺品”，交给晋商，以补足逆差部分。其实，双方商人心里都很清楚，只是谁也不把它看成是工艺品，而只是以白银的价值来对待。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商路中绝，社会动荡不安，来自俄罗斯的货物产品很难像以往那样销售出去，这种情况在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北伐，攻入华北后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愿意把他们的茶叶换成金银这一类价值既高、体积又小的物品，而不愿意换成那些他们和平时期所愿意要的大包的商品，”[1]这意味着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对金银需求量的大幅上升。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俄国改变政策，允许以白银进行交易。据当年俄国关税统计，除向晋商输出货物值85.9万英镑外，还输出白银值22.8万英镑，合计为108.7万英镑，其中白银占2l％强。
多少年来，晋商得到的粗糙银制“工艺品”和白银，一部分运往张家口钱庄，以便汇兑全国各地采办货物；一部分运往原籍晋中各县。为了几千里运输安全，遂在恰克图就地熔化铸成了一个个巨块，每块重千斤左右，然后派保镖押运。银块装到特制的多轮牛车上，艰难跋涉，运回目的地，一个行程约需三个月。用这种方法，一则可以防止运送人员在路途中的偷摸行为，二则因沿途时有“乘匪”（骑马劫财物的土匪）出没，匪徒就是见到了千斤银锭，因搬之不动，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而去。故此，这巨大的银块，即被商人们称之为“没奈何”。
“没奈何”在当时是晋商们财源充裕和信誉可靠的象征，也是晋商们为降低远距离贸易中的风险而做出的努力。
二、镖局
镖局可谓中国古老的保险业。假若说，近代保险公司是按照投保者标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保费率，以征收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遇灾害损失，支付赔偿金承扣保险的；镖局则是以提供武艺高强之人，按人收取雇佣金，沿途押送货物或银两，遇失而负责赔偿的。镖局与保险公司担保方式虽异，但从作用考察，可谓异途而同归。
明、清之季，商旅通道常有盗贼、响马出没，对大批货物和银两的运输以及商旅人员生命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以保镖为业的“镖局”应运而生。传说，镖局创于清康、乾年间，以山西神拳张黑五在京城前门外开设“兴隆镖局”为发端。张黑五培养有众多武艺高手，使拳弄枪（矛），可以与盗贼搏斗，为客商提供旅途安全服务。
嘉庆年间，乔家开设“晋盛镖局”。太谷巨族孟家开设“孟合镖局”。晋盛镖局的镖头是祁县人戴龙邦，后传其侄戴二吕。孟合镖局的镖头是河北深县人李洛能，为戴二吕弟子，后传其弟子车毅斋，车再传其弟子李复祯、布学宽。他们应聘为乔家、渠家、孙家、孟家、曹家等富商大户保护商旅辎重的长途运输，出入于京、津、辽、沈、东西口一带，由于武功了得，强人或闻声遁迹，或较量而叙友谊，镖车辎重始保无虞。武师们除保镖外，还被聘用为护院拳师。光绪年间，太谷曹家曾养家兵500之众，分设东、南两局，聘车毅斋弟子三光师傅与东路镖师袁老四训练家兵，巡更守夜，专司护院之责，闻名于远近。
然而，这种原始的担保手段，如遇较强的盗贼也就失去效用。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在直隶承德府平泉州就发生多次镖局被抢事件。贼首刘宽招集匪徒，“累次抢劫，抢夺标银至万两之多，并殴伤镖丁多人”[2]。张家口贸易，“类多西商，每岁往还以数万人计。由边口至晋，向多贼匪，中途被劫，盖非一次矣。爰有以保镖为名者，出遇西商，则由镖局着人护送，厚索获资，究之护者护，而劫者劫，一旦失事，亦不过徒唤奈何。”[3]
三、票号
山西商人在经历了从明至清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进入乾隆、嘉庆、道光的鼎盛时期后，商业资本的积累与超长距离的贸易，已经不是镖局运现，或把白银铸成千斤重的“没奈何”所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各家商号在总号与分号之间也开始采用一种特制的仅供本家字号内部使用的“会票”，以解决远距离运现这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当时，各地有账局专门经理存放款的业务，但不负责远地的汇兑。如果把当地存放款业务与远距离汇兑业务统一起来，既经营存放款，又经营异地汇兑，必然会大大加速商业资本的周转。山西商人在使用内部会票的基础上，逐步创建了一种兼备存放汇兑职能的金融组织形式—票号，这是山西商人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
（一）票号的创建
中国工商会票，又称“汇票”，在唐代即已出现。当时，唐政府委托商人由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长途贩运茶叶（目的是换取西北游牧民族的马匹，满足军事需要），在携代钱币不便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由政府与商人之间拨兑银钱的为时数年的流通票据，称为“飞钱”，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汇票的起源。但是，“飞钱”由于不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仅仅出于政治的需要，后来中断了。中国工商汇票的广泛的流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在长期的汇票流通过程中，工商业者创造了一套经营会票的经验。
票号是一种集存货款、汇兑等特征于一体的金融组织。欲创办票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其时的工商会票已经区分为会票和期票两种。会票，是见票兑付的，称为即票。期票，是按约定时间兑付的，其时间有一个月、两个月后或在某月内兑付。作为专业经营者来说，不论工商会票中的期票，还是自己签发的期票，如果客户在兑付期未到之前急需用款，专业经营汇兑者还可以承办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又把汇兑与借贷业务结合起来，岂不是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此时会票的书写内容、款式已经规范化，有的已有票根和骑缝线编号盖印，当然没有票根的仍然占大多数。为了防止假票和维护主客双方的信用，有的会票还有见证人的签名盖章，这意味着货币的经营风险被大大降低。
第二，工商业有在各地货币制度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公平兑付的方法。明清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逐渐打破了地区和国家的界限。为了适应交换发展的需要，在全国各地市场秤量银两的天平砝码极不统一的条件下，工商业创造了保证双方经济利益的多种兑付方法，即按携带去的砝码秤量兑付，按两地不同砝码折合的差数兑付（如每百两亏五钱左右，或每百两亏六钱左右兑付等），按某商号自置的砝码兑付（或称某号本平）。使主客双方皆不吃亏，做到了公平交易。
第三，民间通迅事业的发展。康熙、乾隆年间，虽然在外经商做工的人比以往要多，工商会票在江苏、安徽与京师之间和苏州与山西之间都有流通，但不论书信和会票，都是由亲朋和个人自己携带传递的。这意味着，要创造一种融存放款汇兑业务于一体的金融组织，必须等到民间有了传递书信组织以后。
嘉庆、道光年间，浙江宁波商人创办民信局，使异地汇兑成为可能。宁波商人创办民信局后，在全国政治经济重镇设了众多民信局，组成了广泛的邮递网络。到清末，一个中小城镇，设局多达一二十家。如安徽芜湖县，宣统年间设有森昌、福兴润、政大源、全泰盛、全泰洽、太古晋、金昌仁、乾昌、铨昌祥、裕兴福、裕兴康、协兴昌、松兴公、老福兴、亿大、胡万昌、正和信等17家。信息的四通八达，使民间通信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既解决了工商业者和外出人员通信的困难，也为经营汇兑业务者在客观上提供了传递书信和为汇款者传递汇票的条件，使票号应运而生成为可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创办了山西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据黄鉴辉先生考证，时在道光初年，即公元1823年左右。
卷中语
雷履泰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办票号，既与嘉庆年间的社会动荡有关，也与工商业的大发展要求方便的货币清算方式有关。
一方面，康、雍、乾盛世过后，清王朝无力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有限耕地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官场腐败日深，民不聊生，农民被迫多次起义。从嘉庆元年至二十年（1796～1815年），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涉及四川、湖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直隶等省。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天理教还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直捣清王朝的老巢紫禁城，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震动。尽管这些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的不稳定不是一年半载可以改变的。当时，不少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走上抢劫偷盗之路，致使直隶、山东等省盗贼横行，京城四周旅途不安，不特商贾裹足，即官吏亦有戒心。
另一方面，康熙、乾隆年间是中国工场手工业、大商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活跃时期，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市场区域的广阔，自然对货币流通的速度和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延续数千年的埠际间运送现银的货币清算方式，愈来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工商业者迫切地要求改变运送现银的货币清算方式为划拨清算方式，并要求金融业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来为工商业发展服务。而进入嘉庆朝之后，社会秩序的不安定，使活跃在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运现的困难和危险。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把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揭开了中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把会票由普通商业兼营引向金融业的专营，并改变了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不经营汇兑业务的历史局限，把存、放、汇业务集于一身，完善了金融业的三大业务，使中国货币清算制度由运现为主转变为汇兑为主，为工商业排除和解决了运观的困难，可谓“名声若日月，功德如天地”。
（二）票号的发展
山西票号产生后，因适应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发展迅速，到道光七年（1827年）秋冬，山西票号的势力已发展到鲁、豫、秦、苏等省，而使北方五省（直、鲁、豫、晋、陕）商人去苏州贩货每年需运去数百万银两的状况变为“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4]这一时期票号在业务上由办理国内汇兑拓展到兼营大宗存放款业务，收入甚丰。除汇费收入和压平擦色[5]收入外，还有存放利差的收入。
巨额的利润吸引了一大批晋商投资于票号业，使其发展更加迅猛。至道光末年（1850年），票号已发展到11家，其分号拓展到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江西河口镇、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等27个城市，并正式形成了山西票号中的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平遥帮的代表有日升昌、蔚字五联号、协和庆、协同庆、百川通、乾盛亨等；祁县帮的代表有合盛元、大德兴、大德通、元丰久、三晋源、存义公、大德恒等；太谷帮的代表有志诚信、协成乾、世义信、锦生润、大德川、大德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