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西方海盗在中国沿海四处劫掠，郑成功占据台湾威胁清政权的稳固，内地反清复明势力还在积极活动，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1]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厉行海禁政策，限制中外商品交流数量和通商口岸。与此同时，中国北部的对外贸易却基本上呈现开放态势，并开拓了一条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转往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茶叶之路。这条以茶叶为主要贸易商品的国际商路异常活跃，成为中国清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主要通道。正是有了入清以后对蒙俄的贸易，才使山西商人在失去了明代的军需市场后，依靠边疆民族贸易和对俄贸易，仍能继续书写辉煌。
一、对俄贸易的由来与发展
从16世纪后期开始，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在17世纪前期开始与中国发生直接接触。顺治年间，沙俄势力开始侵入黑龙江领域，并与当地中国驻军发生多次武装冲突，中俄直接交往的序幕在血与火中揭开。东北地区是清王朝肇兴的地方，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的频频挑衅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忧虑，只因当时国家多事，兵乱迭起：郑氏据守台湾，有数十年的时间海疆不安宁，其后又有三藩之乱，中原骚动，久劳兵革。至于外蒙喀尔喀、新疆厄鲁特等部，也叛服无常，使清廷不得不高度注意其动向，因此无暇顾及东北。而俄国此时也因外与波兰作战，连年用兵（1653~1667年）；内有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1670~1671年），无力东顾。加之受英荷战争的影响，俄国在欧州的皮毛市场大大缩小，为给西伯利亚的毛皮货物在中国找到销售市场，俄国曾多次派出使团携带商队来京师贸易。仅康熙七年（1668年）的一次，沙俄商队随使团运来价值4500多卢布的毛皮等货物，在京师换取价值11500多两白银的中国货，运回俄国共销售得18700多卢布，获利多达3倍以上[2]。直到康熙十七年吴三桂病死，康熙二十年郑经去世，国内基本安定，无后顾之忧后，清政府才于康熙二十一年开始为全面征剿俄国侵略者做准备。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逼得俄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由于担心厄鲁特部酋噶尔丹和沙俄联合，分裂蒙古，康熙皇帝在军事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仍不惜以某些让步来和平解决中俄争端，以便孤立噶尔丹，《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正式打开了俄罗斯商人进入中国的大门。该约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即凡持有护照的两国商人可过界互市。1693年，清政府根据这一规定又允许俄商每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200人，由尼布楚带货来北京贸易，“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3]从此，俄国商队源源来华。1698～1718年的20年间，商队共来华10次，每次人数常超过规定的200人限额，最多时甚至有800人之多。[4]
当时，受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俄国彼得一世一方面大力改革内政，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同英法等争夺世界市场，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就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运用国家行政力量强力推动产品的出口。鉴于俄国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受到北美洲皮货的激烈竞争而在传统的欧洲市场出现滞销，急需扩大对华贸易，所以彼得一世于1697年发布命令，禁止西伯利亚各地督军阻挠商队赴华贸易，否则将处以巨额罚金。翌年又允许赴华俄商不必远道去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遂使俄货年输华总值达24万卢布，超过俄国对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值。[5]据不完全统计，1716年输华的毛皮总值比1698年增长了7倍多，[6]以致我国“京城商贾云集，毛皮堆积如山，作坊充实。”[7]
这一时期，俄国商队主要是赴北京贸易，但也有少量私商间的贸易是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张家口等地进行的。由于山西商人是这些地方商界的垄断力量，因此早期的中俄贸易主要是通过山西商人来进行的。史书记载，“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此经商，共有十二家。当时商会之组织，即为十二家各举一商董，称为十二甲首，在东营子造屋办公。”[8]“归化城……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9]张家口为山西“八大家”皇商封地，“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10]这些早期的对俄贸易经验，对山西商人后来大规模参与中俄贸易，并成为中俄贸易的主体打下了基础。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国在北京贸易问题上积累起一些矛盾，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首先，中国必须负担俄国商队人员的食住费用，还得给他们照料牲口，又得在他们来去的路上派一队人负担护送任务，以致清政府所费甚多，不堪其繁。[11]其次，清廷由于受小农经济的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到达迫切要求开拓国外市场的程度，因而对两国贸易不甚感兴趣。清廷大臣曾对俄商务专员表示：我等视商务为无足轻重，若康熙帝不以宽大为怀，俄商队即不易来华。[12]第三，俄国商品价格定得过高，卖不出去，货物堆积如山。第四，中国的皮毛来源除了俄国外，每年欧洲船舶驶来广州及其他口岸时还有输入，且我国各地猎人甚多，因此，各种货物都很充裕，致使俄国皮货积压，难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售出。这样一来，一方面导致俄商在京拖延时日，以求多卖，引起商务纠纷；另一方面导致俄商在满蒙地区走私，令清政府十分不安。第五，1706年后中俄交通由原先的东路（尼布楚—齐齐哈尔—内蒙古东部）改为中路，即色楞格斯克（恰克图）—喀尔喀（库伦）—张家口—北京。换言之，俄国人由最初的经黑龙江进入中国，改为目前的经喀尔喀蒙古入中国，交通路线大为缩短，交通费用也大大降低。中俄交往主要通过喀尔喀地区后，两国中段边境地区的各种矛盾、纠纷日渐频繁，正与准噶尔处于战争状态的大清王朝，亟欲稳定中俄中段边界局势，同时斩断俄国对准噶尔的支持，完成统一西北大业。
1725年1月，彼得一世死后，其妻叶卡特林娜一世借祝贺雍正登基的机缘，任思拉维赤为特命全权大使率120人的使团及1500人的卫队来华，要求划界并扩大通商，经过30余次的谈判，最后于1727年8月31日双方在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畔签署了《布连斯基条约》。1728年6月25日，中俄双方在《布连斯基条约》和以前双方达成的初步协议的基础上，在恰克图签署了涉及两国全面关系的《恰克图条约》，共十一款。与贸易方面有关的规定是：俄商来华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超过两百人，每三年来北京一次，贸易均免税，并在两国交界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三地各设一贸易市场，允许两国商民在上述地方建造房屋、商店，免除关税，自由贸易。“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13]
在恰克图、尼布楚和祖鲁海尔三个边境口岸中，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是最其地利之便的恰克图。恰克图地处中俄边境，在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交界处，为中国通往沙俄的一条交通要道。1728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附近建恰克图城，城内有俄国商人的32座小木房，还在恰克图中心建有一所占地16俄丈的客栈。1730年（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中国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买卖城，“是一座方型木城，有围墙和城楼、货摊，商店和仓库设在城内。”[14]清政府规定，买卖城不许妇女居住，故在买卖城定居的都是些单身商人和由他们从内地带来的12~14岁的男孩。恰克图正式开市时，参加交易的只有10名俄商和4名华商，后来随着贸易的繁盛，人口增加很快，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已有住户200家，常住人口400多人。
受小农经济结构制约，对向海外扩大商品市场兴趣不大的清政府，却要面对西方殖民势力“叩关，”要求入内地自由通商的压力。这时的清王朝早已没有了汉唐盛世那种允许西域商人在华自由通商的自信，而是疑神疑鬼，担心西方商人深入中国内地会影响国家安全，因此不惟不批准英国人提出的入内地通商的要求，就是对已经同意且早已到北京交易的俄罗斯商人，也以恰克图贸易超过来华俄国商队，成为对华贸易主体为由，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宣布中止俄商派往北京贸易的商队，这样恰克图便成为长时期内中俄贸易的惟一的陆路口岸。尼布楚、祖鲁海尔两个通商口岸，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货物的交易量小，逐渐湮没无闻。它与广州海上贸易口岸相对应，构成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架构。所不同的是，恰克图是中俄两国的贸易市场，广州则是中、英、美等许多国家之间的贸易市场。当清政府对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政策时，对北部的俄罗斯贸易却基本呈现开放态势，商品交易南北对流，异常活跃。
由于中俄两国皆不征收入口税，只对各自出口商品征税，从而使交易商品的价格较低，贸易额直线上升。以中国方面为例，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运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为3450驼和1420车，道光九年（1829年）跃增为9670驼和2705车。以俄国方面为例，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俄国输入者一百四十八万四千七百十二卢布，输出者为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六百二十一卢布，合计二百八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三卢布。”[15]恰克图贸易的发达，吸引了大批俄商的眼球，随之俄国境内出现了大批生产输华商品的工厂。[16]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贸易成为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恰克图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关税总额的20%～36％。”[17]马克思评论俄国在恰克图进行的对华贸易时说：“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18]
中俄商人介入恰克图贸易，也带来了恰克图的繁荣。据记载，“恰克图为四部卡伦，适中通衢，山势雄峻，林木森然”[19]，原本是边疆一个小村，由于中俄贸易的发展，几经修建，成为漠北百货云集的商业重镇，“商业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南走库伦八百里，贸易品以茶为大宗。”18世纪末，该城有商店100余家，其中较大商店37家。
二、恰克图贸易与晋商发展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由于勘边定界，使中俄中段边界地区相对稳定，为双方商人过界贸易创造了条件。另外，1706年后中俄交通由原先的东路改为中路，即色楞格斯克（恰克图）—喀尔喀（库伦）—张家口—北京，而库伦、张家口正是晋商在蒙古驻守经营的地盘，道路的改变有利于扩大晋商与俄罗斯商人之间的贸易。再加上《恰克图条约》签订前的三十多年，晋商一直在库伦、归化、张家口等地与俄罗斯商人开展贸易，且恰克图距晋商驻足贸易的库伦最为近便，因此《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许多山西商人得近水楼台之便，凭借对蒙俄贸易的经验和雄厚的资本积累，捷足先登，纷纷从张家口、库伦、归化等地赶赴恰克图，参与了最初市场的艰难创建，并始终加以垄断。19世纪70年代后，又顺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毅然深入俄国腹地，四处设庄，开展商贸活动。
清人何秋涛所撰《朔方备乘》中提到，“所有恰克图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
时至晚清，到蒙俄考察商务的路履仁对山西商人垄断对蒙俄贸易的情况做了更加详细的描述。他说，这些地方“都是晋帮商号……各商号在莫斯科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20]。当时在恰克图有晋商五十余家，其中锦泰亨、大盛魁、大升玉、恒隆光、久成庆、独慎玉、天庆隆、祥发永、公和盛、璧广发、天合兴、永光发、大泉玉、复源德等最著名[21]。“外蒙商务基础成于西帮（指山西商人）……如‘公和全’、‘庆和达’两家，总行在张家口，分行则在北京、上海、恰克图及俄国之莫斯科、乌丁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处。”[22]
自雍正五年（1728年）开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俄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为止的130多年间，蔚为中俄互利互惠贸易的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俄贸易的主要特点是：中俄贸易由祖鲁海尔、尼布楚、北京、恰克图四地进行到集中于恰克图一地进行，贸易额由少到多，进出口商品变化较大。这对山西商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恰克图贸易进出口商品的变化，使山西商人成为以出口茶叶为主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