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山西人民创造出来的一项伟大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晋商”热也逐步升温，出现了一批反映晋商的影视作品，如《三晋源票号》、《龙票》、《白银谷》等。其中，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力作《乔家大院》更是将“晋商”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部戏作还被引入韩国，在韩国电视台播出后亦引起轰动。
我和周建波教授是在韩国认识的。周建波教授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交换教授，于2006年2月底至2007年2月底在韩国外大国际地域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中国学科从事教学工作，和他一起来的中国教授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商金林教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张德兴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沈卫威教授、延边大学中文系的黄贞姬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段书伟教授、杨晓霞教授。我以韩国外大副总长，当然也是中国学研究教授的身份，宴请他们。席间，谈起各自的研究工作，周教授说他是带着一个有关晋商的研究课题来的，有望在韩国外大工作的这一年中完成它，并希望著作完成后由我来写个序。韩国外大一贯支持、鼓励外籍教授的研究工作，因而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说，这既是北京大学的科研成果，也是我们韩国外大的研究成果，因为你是韩国外大的外籍教授呀。现在，周教授的著作写成了，我很高兴为他写这个序言，只是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政治、外交，对于中国的经济、经济史尽管有所涉猎，但毕竟研究不多，因此在写序言前，专门和周教授聊过目前晋商的研究状况，并通过周教授的引荐浏览了一些关于晋商的书，对晋商取得的“足迹遍天下”、辉煌五百年的业绩自然是非常之敬慕。
和其他关于晋商的著作相比，周教授的这本关于晋商兴衰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思维宏阔，表现在既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本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宏观高度看问题，也从晋商的微观经营模式—信用之道角度看问题，既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角度看问题，也从政府的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这个立论角度是正确的。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周教授的著作由于考虑到了空间的宏观性—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时间的长远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推动及企业自身经营方式的变化，因而得出的结论及给人的启发都是很深刻的。
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14、15世纪以后，亚欧大陆各地均出现了随着农业生产力进步、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突破地区、国家的限制，而走向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换的趋势。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商业势力来到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对接了起来：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糖等源源不断地到达海外，海外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中叶后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才出现了将农村过剩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才出现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
在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推动明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内地商人得到了大发展的机会，而以江浙商人为代表的沿海商人却受到政府海禁政策的限制而饱受压抑，这是与南宋末年形成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分不开的。
然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在一段时期埋葬晋商的事业，并促进沿海商人的崛起。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意味着一个以沿海港口联系世界各地的新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变。沿海的江浙商人由于靠近新经济革命的中心而迅速崛起，内地商人由于远离新经济革命的中心而逐渐衰落。
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在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同时，也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应从官商结合促进经济发展（西方称之为重商主义）向政府退出经济的主战场，放手让民间商人发展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企业的经营方略也必须变化，即从过去的盯着政府转为现在的盯着市场。当时代要求企业转变经营方略时，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新时代的要求合拍，谁就是成功者，否则将因失去市场的先机而被淘汰。进入近代后，晋商所以失败，一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贸易联系世界各地，这使晋商的边疆市场大大萎缩，此乃对晋商宏观市场方面的严重挑战；二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企业从盯着政府转向盯着市场，这是对晋商微观经营模式的严峻挑战—晋商就是在宏观市场环境和微观经营模式都遭遇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走向衰败的。反观以江浙为代表的沿海商人，一方面赶上了商品经济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贸易建立世界市场体系的新时代，其地利优势大大发挥；另一方面又赶上了在经营模式方面由盯着政府向盯着市场的转变，其草根商人（明清时期的江浙商人由于很难和国家战略目标结合，只能在为民服务上多做文章）的优势得到发挥—江浙商人由于在这两个方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时代的新的弄潮儿。
上述就是周建波教授《成败晋商》一书的主要观点。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第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是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发展趋势，作为商业组织的晋商只能顺应而不能逆转，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只是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是一种给中国、给韩国，也给其他的东方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的表现形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讲，“落后就要挨打”，即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这种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反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明星企业海尔的口号—“国门之内无名牌”，都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努力。
第二，传统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变，是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作为政府和商业组织只能顺应而不能逆转。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和经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在唐中期之前，韩国和中国的商业来往主要围绕着以登州为中心的山东半岛进行，包括有名的徐福东渡也是围绕着山东半岛一带进行的。但是唐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韩国和中国的商业来往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等，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商业往来路线的影响。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讲的就是这一“地利”变化的作用，作为商人，只有主动地适应这种“地利”的变化，才能做到“长袖善舞”。
第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由官商结合到放手让民间商人经营的转变，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由盯着政府向盯着市场的转变，都是商品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作为商业组织也只能适应而不能逆转。众所周知，当代韩国的大企业是在历届韩国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当时这样做无疑是有道理的。在民间经济力量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只有发挥政府的规模经济的力量。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除了造成官商勾结的腐败、败坏社会风气外，另外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就是资金市场的价格信号不透明。由于受到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容易，结果纷纷走上了不计成本、拼命扩张的道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谓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东亚社会转变的一个信号，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和鸦片战争爆发对于满清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都要求政府从管制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都要求企业从盯着政府走向盯着市场。不同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还是“莽林”的世界，崇尚武力决定一切；而东南亚经济危机时，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已经建立起来，因此韩国在艰难转变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包括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都对韩国成功地克服危机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而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
在韩国企业界转轨的过程中，有的能够主动转变、大胆转变，结果成功地克服了危机，走向了更加绚丽的成功之路，如三星；也有的仍继续原来的经营轨道，主动改变自身不够，结果被市场所淘汰，如大宇。我想，当初的晋商也是由于变革自身不够，或者不知道往哪里变革，或者虽明白往哪里变但变革动力不足，最终被市场淘汰的。
无疑，正是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内区域经济的变迁、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才最终造成了晋商的衰败。不过，正如周教授所说的，天下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成功和失败都是阶段性的。当前的西部大开发给新晋商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只是，新晋商只有继承了老晋商的艰苦努力、讲求“义信利”的传统，抛弃其不合时宜的某些传统，一如经济危机后的韩国企业一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迎来第二次更加壮丽的辉煌。
我祝愿晋商的后裔能够成功地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挑战，重铸昔日的辉煌；我也希望更多的韩国企业能够顺应国际化的新发展，加入到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行列中去，为晋商的再崛起，亦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多做贡献。
池在运教授
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总长，中国语学科教授
2006年12月26日于首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