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他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慧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桑的妹妹，她比梁启超大4岁，生有思顺、思成、思庄3个子女。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系李慧仙带来的奴婢，1903年嫁为妾，生有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6个子女。他的9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他有5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等等。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孩子。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里，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充满了真挚的爱，体现在每封信中循循善诱的指导，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的未来成才极有助益。
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梁启超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不变。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家，他竭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时，他每天晚上让孩子们围坐在小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孩子们长大进学校后，梁启超从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对留学国外的孩子学成回国做什么，都有细致的考虑。
梁启超不仅注意对子女们进行知识教育，还十分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培养，要他们热爱生活，保持节俭，并且率先垂范。非正规场合，他总是习惯于穿一件灰色的长袍大褂，并且从南方到北方，从国内到国外，一穿就是十多年；日常生活也以粗茶淡饭为主，极力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他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的。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他教导思忠：“不要消磨志气。一个人若在舒服的环境中会自消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样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得不少，舒服日子也经过不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
他的孩子们和祖国共患难，抗战期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梁思成因为早年车祸伤及脊椎，后来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其妻林徽因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他们夫妇去工作。这样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解放后，梁思成夫妇为保护我国的文物古迹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并做出了极为突出的重大贡献。
其他几兄妹也都在各自工作的岗位上报效祖国。思永是考古学家，长期工作在考古战线上。思懿、思宁主要在国内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前者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者1940年即投奔新四军，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思达夫妇坚持留在大陆，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又都像乃父梁启超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梁启超的子女教育成为他教育思想和人生信念的最成功的实验，9个子女人人勤俭朴实，个个忠心报国。梁启超的育子之道，对于今天倡导素质教育的我们仍不失为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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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出虎子，严师出高徒。”梁启超教子有方、育才有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勤俭节约是“严”的重要内容，勤俭节约是人生的导师。一个勤俭节约的人往往勤于思考、勤于工作，善于制定自己的计划和人生的规划。
如果你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美德，那么，就意味着你具有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意味着你已开始主宰你自己，意味着你正在培养一些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即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谨慎小心、深谋远虑，以及聪明机智和独创能力。换言之，就表明了你已经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正在向非同一般的人生努力！
